不少人对83年严打记忆犹新，有人还颇有微词，认为这次严打不仅严，而且打击面广。可是如果了解了83年严打的背景，就会明白当时为什么必须那样做了。

先看几个恶性案件：

1979年9月9日下午，上海市控江路发生一起恶性刑事案件。事件的起因是一名青年抢夺一个农民正在出售的螃蟹，旁边值勤的一名交警看到后上前制止。

因交警方法欠妥，围观群众开始起哄，一些人趁机攻击赶来的几个民警，并对附近的公私财物实施打、砸、抢、夺，有人还借机侮辱妇女。

更为严重的是，上海某公司女团委副书记吴某骑车路过控江桥时，被一伙人强行拉到路边，抢去随身财物，扒光衣服，进行长时间的猥亵、侮辱。

控江路事件持续5个半小时，直至杨浦公安分局调来300余名公安、消防民警，对群众进行教育、疏导，秩序才恢复正常，事件中浑水摸鱼的流氓分子也趁机溜走。

1983年6月16日，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8名无业青年酒后滋事，残忍杀害27名群众，其中包括一名2岁幼儿和一名75岁老人，几人还强奸、轮奸、杀害多名女青年。

除了此案，这伙犯罪分子还犯有爆炸、抢劫等恶性案件，罪行累累。

内蒙古案的几名罪犯

这起大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极为罕见的特大凶杀案，在当地引起巨大的混乱，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影响。一时间，当地及周边地区人心惶惶，市民轻易不敢外出，到喜桂图旗办事的人不敢出火车站。

虽然被害人家属和当地群众集体上书，要求严惩罪犯，但法院审理后只有两人被判处死刑，其他十余名罪犯因不够法定年龄而免于一死。

还是1983年，开国上将杨得志的侄子、解放军某部营级干部杨某，携新婚妻子到河南南阳旅游。二人在某商场购物时，杨妻被4个流氓尾随调戏，杨某将几人打跑。4人随后伙同当地一名民警赶来报复，将杨某当众活活打死。

以上举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当时发生的恶性案件非常多，社会治安混乱，人心惶惶。

相比80年代初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治安要好得多。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二十年里，社会治安良好，公安机关立案数量很少。当时基层乡镇还没有派出所，几万人口的乡镇可能只有一至两名治安员。虽然并非传说中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整体治安状况确实不错。一些老年人都说，自己年轻时很少听说有什么大案。

据一位陕西老公安回忆，他干了几十年公安，五六十年代时可能一年都接不到什么大案，但到了70年代中后期，情况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时大量上山下乡青年回城，除部分被安排工作外，尚有2000多万人失业或待业。其中大部分人能够安分地在家等待分配工作，有等不及或有点头脑的，就自己跑出去做生意，或干脆到东南沿海“下海”经商，一些人后来成了新中国第一批万元户。

但有些人内心迷惘，失去人生方向，整日无所事事，到处打架斗殴，寻衅滋事。

与此同时，港澳台及西方的书籍、影视剧开始进入国内市场，其中的色情、暴力内容，大大地刺激了改革开放初期青年们的神经。有些人就照猫画虎地进行犯罪活动，甚至组成犯罪团伙为害四方。

比如80年代初期，沈阳就有10多个号称“加州队长”的犯罪团伙，湖南地区出现了“斧头帮”，河北唐山出现了“菜刀队”，等等。

从1979年到1981年，公安机关三年内的立案数量分别为50万件、70万件和89万件，呈逐年上升趋势。

1982年立案数量虽然降低到75万件，但大案要案仍在增加。仅1983年上半年，内蒙古、辽宁、陕西、上海等地就陆续发生多起重、特大案件，东北二王案件就是其中之一。

由于社会治安混乱，案件频发，年轻姑娘晚上不敢出门，夏天不敢穿太暴露的衣服，有钱人不敢自驾游，甚至外出务工人员在公共汽车上都会被车匪路霸拦路抢劫。

内蒙古“6·16”案件发生后，7月17日，邓小平约新任公安部部长刘复之谈话。

他拿着刘复之前一日送来的一份报告说，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为什么打击刑事犯罪搞不起来？打砸抢的、抢劫的、杀人的，有什么准不准的问题？问题是你们下不了手！

邓小平批评报告中的“不一刀切，不炒剩饭，不该抓的坚持不抓，该从宽的坚持从宽“这句话有毛病，认为司法机关手软，对犯罪分子的打击不严、不快，判得太轻。他说：

“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

1983年，邓小平与彭真谈“严打”问题

邓小平说，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3年内组织几次战役。比如说北京市，有多少流氓犯罪集团，有哪些人，找老民警当顾问，调查调查，是不难搞清楚的。

邓小平强调，一次战役打击他一大批，就这么干下去。不搞运动，但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就得发动群众，动员全市人民参加，这本身对人民是教育，同时能挽救很多人，挽救很多青年。发动群众，声势大，有的罪犯会闻风跑掉，那也不要紧，还有第二次战役可以追回来。

“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须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还要不断地打击，冒出一批打一批。不然的话，犯罪的人无所畏惧，十年、二十年也解决不了问题！”

邓小平严厉地指出：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一个长期的斗争，非常状态下，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得住。先从北京开始，然后上海、天津，以至其他城市，只要坚持这么干，情况就一定有好转。

邓小平的指示给刘复之指明了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刘复之回去后，把邓小平的讲话内容向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作了汇报，同时呈送给邓小平办公室。

7月20日，刘复之邀请北京、河北、辽宁和中央政法委有关同志讨论“严打”行动，同时征求了上海、广东、天津等省市的意见。大家对邓小平的谈话表示一致认同，坚决执行。

随后，河北省唐山市公安机关率先行动。7月下旬，他们打掉了作恶多端的“菜刀队”等流氓团伙，一举抓获6个团伙的105名罪犯。

河北首战告捷，新华社记者立即发表了题为《菜刀队的覆灭》的通讯，向全国人民通报这一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7月底8月初，陈丕显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作了具体部署。

会议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中央的“严打”政策为指导方针，在行动时间上尽量保持一致，但允许各地根据具体情况作适当调整。

随后，中央组织了两批共19个工作组，分赴各地调查“严打”情况。刘复之在考察中，得知群众对“严打”持拥护、支持态度，很多人还主动给公安机关打电话，表示“早就该这么办了，以前怕报复不敢讲话，现在不一样了”。

8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要求在未来三年内组织三次战役，将刑事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劳教一大批，注销城市户口一大批，杀掉一批罪行严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

“严打”行动从8月上旬开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打响了“严打”第一役第一枪，抓获了一大批犯罪分子，摧毁了数以千计的流氓犯罪团伙。

到1983年年底，“严打”第一役第一仗胜利结束。各地公安机关在5个月内，摧毁犯罪团伙76100多个，缴获非法枪支18900多支，各类子弹42.7万发，凶器24.2万件，炸药15万公斤，雷管98.6万枚，赃款、赃物8300多万元。

1984年7月，公安部召开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研究部署“严打”第二场战役。

根据部署，全国掀起了打击流窜犯的统一行动。各地公安机关对铁路、公路、水路进行集中大搜捕；对罪犯有可能潜逃至境外的省份，如内蒙古、东北三省、福建、海南、云南、贵州等边境地区进行严查严控。

这次全国统一行动收效显著，共抓获流窜犯罪分子和流窜犯罪嫌疑分子6万多名，端掉流窜作案团伙近894个，破案2.9万余起。

1985年元旦至“五一”节前后，公安机关又打响了第二战役的第二、三仗，继续追捕第一仗中脱网、漏网的流窜犯、在逃犯。

同时，第三仗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贯彻落实国务院于当年4月17日发布的《关于严禁淫秽物品的决定》，查禁和打击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犯罪活动。

1985年2月7日，陈丕显到上海向邓小平汇报了“严打”的情况，邓小平表示满意，同时表示对刑事犯罪分子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1986年，以反盗窃为打击重点的“严打”第三役打响了。这次行动一是打击盗窃犯，解决比较突出的治安问题，同时也加强了对严重暴力犯罪和其他现行犯罪活动的打击。

83年“严打”，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在特殊环境下，采取的一次特殊行动。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以及各地对政策理解、执行上的不同，少数地方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总体上讲，“严打”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效果是积极的。

它迅速扭转了社会治安混乱的局面，极大地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人民群众拍手称快，称严打前后的社会治安对比，真有“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感觉。

“严打”维护了国家法律的尊严，增强了国民的法制意识和观念，树立了人民群众与各种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如果没有当年的“严打”，很难想象社会治安会恶化到何种程度，会对我国的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产生怎样的负面影响。可以说，没有当年的“严打”，如今的经济社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局面可能会姗姗来迟，甚至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