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人们普遍结婚较早，某些战乱频仍的朝代甚至规定民众必须在15岁前完婚，违者家人还会受到连坐惩罚。为何古人要如此急于成婚？
在中国社会中，“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仅是一句民间谚语，更是贯穿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制度性规范。据《周礼》记载，西周时期已形成“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的礼制规定，这种看似宽松的婚龄标准，实则建立在当时特殊的生存环境与社会需求之上。至秦汉以后，各朝政府更是将婚姻年龄不断前移，形成了“十五而笄，二十而嫁”的普遍社会认知。
战争驱使人们早早结婚生育
古代中国的战争频繁程度远超现代人想象。据《中国军事史》统计，自秦统一至清亡的2132年间，有明确记载的战争达3791次，平均每年1.78次。在这种背景下，人口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汉高祖五年诏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开启了以生育奖励刺激人口增长的政策先河。
至三国时期，曹操在建安七年颁布《求贤令》，特别强调“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
北魏太和九年（485年）的均田制改革中，明确规定“男年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这种土地分配制度将婚配与生产资料直接挂钩。
宋代《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的案例显示，地方官员常以“女过十六不嫁，罪及父母”为由强制婚配。明朝洪武年间推行的“移民实边”政策，更将未婚青年男女的迁徙比例严格控制在3:7，以确保新拓疆域的生育能力。
这种政策导向形成严密的人口再生产链条：战争消耗人口—政府鼓励生育—早婚制度保障—新生代快速成长—补充战争损失。将人口增殖与战争需求紧密结合，构成了古代政权维系的基本逻辑。
医疗匮乏导致新生儿存活率低
据《中国人口史》资料记载，秦汉时期新生儿死亡率约在30%-40%，至唐宋时期仍保持在25%左右。这种生存压力迫使古人采取“广种薄收”的生育策略。
以清代皇室为例，康熙帝35位皇子中有12位早夭，20位公主中仅8人活到成年；雍正帝10位皇子中6人夭折，这些数据在享有顶级医疗资源的皇室尚且如此，民间情况可想而知。
《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提出“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的生理认知，为早婚提供了医学理论依据。
但这种理论忽视了个体发育差异，将生理成熟简单等同于婚育适宜。考古发现显示，汉代女性骨骼发育研究证实，当时15岁女性的骨骼成熟度仅相当于现代12-13岁少女。
这种生存策略导致婚姻与生育的恶性循环：高死亡率迫使早婚多育，早育加剧母婴风险，高死亡率需要更多生育补偿。明代医家万全在《广嗣纪要》中记载的“五不女”（螺、纹、鼓、角、脉）病症，实际上多与未成年婚育导致的生殖系统损伤相关，却长期被误认为先天缺陷。
古代女性地位较低
在“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体系中，女性被排除在生产资料所有权之外。汉代《九章算术》记载的田产分配案例显示，未婚女子仅能获得男子三分之一的土地继承权。这种经济地位的差异，使得婚姻成为女性获得生存保障的唯一途径。
宋代《袁氏世范》直言：“女子年及笄，须急为求婿”，将待嫁时间成本视为家庭经济负担。明代松江府地方志记载，当地盛行的“童养媳”制度，本质上是通过提前转移抚养成本来缓解家庭压力。
聘礼制度的演变更具深意。唐代《唐律疏议》规定聘财需“通计价值”，至明清时期发展出详细的“彩礼清单”，婚姻关系实质上异化为劳动力转移的经济行为。
这种经济理性催生出特殊的生命周期规划：女性在12-14岁完成婚配，15-17岁进入生育高峰，30岁前完成主要生育任务，40岁后转向家庭管理。这种安排既确保了家族劳动力的代际更替，又最大限度利用了女性的生育周期。
封建文化的长期影响
早婚制度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强大的文化惯性。汉代“举孝廉”制度将“及时嫁娶”作为考核地方官的重要指标，宋代《朱子家礼》将婚仪纳入宗法体系，明清时期的“贞节牌坊”制度更是将婚育行为道德化。
教育体系中的性别隔离强化了这种趋势，自汉代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到宋代程朱理学强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女性被排除在正规教育体系之外。明代《内训》《女诫》等女教读物，将“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作为核心教育内容，实质上是为早婚制度培养合格执行者。
这种文化心理的形塑过程，通过岁时节令、文学创作、建筑规制等多元载体渗透到社会各层面，最终使得早婚成为无需论证的文化本能。
如今，随着医疗技术进步、生产方式变革和平权意识觉醒，这种制度已退出历史舞台。人们结婚的年龄也不再固定，其中也不乏一些不婚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