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二叔从城里回来了。这事有点蹊跷，因为他在深圳那家电子厂干了十七年了，据说是什么技术主管，年薪百万。我爸说这话时，抖了抖烟灰，眯着眼数了数院子里的柿子树，好像在计算什么账。
“回来种地？”我妈声音拔高了八度，手里的擀面杖停在半空，“脑子进水了吧。”
确实没人能理解。村里的年轻人都往外跑，他倒好，往回钻。二叔回来那天，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衬衫，袖口卷得整整齐齐，手上拎着两个行李箱，一个黑色的，一个灰色的。这种场景在火车站很常见，但出现在我们村的泥巴路上，就像冬天里冒出一朵向日葵，格格不入又引人注目。
村口的老槐树下，几个下棋的老头盯着二叔看了半天。“哟，老二回来了？”赵伯摸出一根烟，“听说深圳那边工资高啊，咋想不开回来了？”
二叔笑笑，接过那根烟，但没点，只是在手指间转着。“想家了。”
就这么简单的三个字，像石头丢进平静的水面，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和猜测。
二叔回来的第三天就去了村委会，申请了二十亩撂荒地。那块地在村西头，紧挨着一条干涸的小河，十几年没人种了。老支书原本想劝劝他，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叹了口气，拿出公章”啪”地一声重重地盖在了申请表上。
“行呗，你愿意受这罪。”
二叔在那块荒地上耗了一个星期，雇来挖掘机平整土地，又用小推车一趟一趟地拉走石头和杂草根。他的手很快就磨出了水泡，又破了，结了痂。以前在电子厂保养得白净的手，不出半个月就变得和村里其他汉子没什么两样了。
村里人经过那块地时总会放慢脚步，偷偷打量二叔和他那块地。有时候他们会聚在一起，嘴里叼着烟，压低声音议论：
“听说是和厂里闹掰了。” “我看是和老婆吵架，被赶出来了。” “可能是公司倒闭了，没脸说。” “肯定是城里混不下去了呗，找个台阶下。”
这些猜测像秋天的落叶，飘到哪里都是。二叔对此好像一无所知，或者根本不在意。他每天早出晚归，除了在地里忙活，有时还会坐在田埂上摆弄他带回来的笔记本电脑。
那画面怪得很——一个浑身泥土的农民，手里捧着一台高档电脑，身后是一片刚刚翻新的黑土地，远处夕阳西下，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村里放牛的孩子看见了，都笑得前仰后合。一个小孩还学着二叔的样子，捧着块板砖装模作样地敲打，逗得其他孩子笑作一团。
“你二叔啊，”我爸叹着气，喝了口白酒，“从小就犟，认准的事八头牛都拉不回来。”
饭桌上，我爸总忍不住提起二叔。虽然嘴上说着”愚得很”，但语气里带着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他能坚持几天？”我妈切了个梨，放在我碗里。
“坚持？”我爸摇摇头，“你以为种地是过家家？那片地撂荒十几年，土质板结得像石头一样，能种出啥来？再说了，种地有啥出息，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
村里人都这么想，没人会把二叔的回乡创业当回事。有几个年轻人还专门去他的地里”参观”，嘴上说是来学习，实际上就是来看笑话的。
“二叔，听说你在深圳年薪百万呢？这一年种地能挣多少啊？”
二叔正在地里设置滴灌带，闻言抬头看了看那几个年轻人，笑了笑：“不知道，没算过。”
“那您不是亏大了？”一个穿红T恤的年轻人憋着笑问。
二叔直起腰，拍了拍手上的泥土，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香烟，递给他们：“要抽吗？”
几个年轻人面面相觑，接过烟，气氛一下子变得有点尴尬。
“我记得你是老张家的小子吧？”二叔突然问那个红T恤。
“是啊，二叔还记得我呢。”年轻人有些意外。
“你爷爷以前种的麦子，方圆十里都有名。”二叔点燃了香烟，深吸一口，“他压出来的麦子，都是笔直的，像土地的年轮。”
年轻人的脸一下子红了。他爷爷确实是村里有名的种田能手，但在他的记忆里，爷爷始终是那个坐在门口晒太阳的老人，很少有人提起他年轻时的事。
“现在种的和以前不一样了。”二叔指了指地里整齐的沟渠和滴灌系统，“试试新方法。”
当几个年轻人悻悻离开时，夕阳已经落到了山那边，天边一片橘红色，像被火烧过一样。二叔回到了那间他从小住到十八岁的老屋，屋里还有他出去时留下的旧书和一些小时候的玩具，积了厚厚的灰尘。茶几上放着一个相框，照片里是他和城里的妻子女儿，三个人站在某个城市的广场上，笑得很开心。
第一年的收成不太好。二叔种了一些蔬菜和水果，青椒、西红柿、黄瓜、小西瓜，品种不少，但产量有限。重要的是他在摸索土壤改良的方法，尝试不同的种植技术。村里人看他忙活了一年，结果就这么点收获，摇头的更多了。
“一开始都这样，”二叔对来帮忙的我说，一边把小西瓜装进筐里，“要有耐心。”
我注意到他手机上装了很多农业技术的App，还有一些看起来像是专业数据分析的软件。有时候他会对着电脑屏幕发呆，然后突然打开一个表格输入数据，嘴里还念叨着什么”土壤酸碱度”、“微量元素”之类的术语。
“你这是要把农民变成科学家啊？”我半开玩笑地问。
二叔笑了，把一个瓜递给我：“尝尝，不打农药的。”
那个小西瓜出奇的甜，汁水丰富，和超市里买的完全不是一个味道。
“科技农业，”二叔说，“将来的趋势。”
第二年春天，二叔把地扩大到了三十亩，又盘下了村东头的一块鱼塘。这下子村里人更看不懂了，有人说他是被骗了，有人说他是被城里的压力逼疯了。但二叔依然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步一步地推进他的计划。
那年夏天，村里遭遇了罕见的旱灾。河水干涸，庄稼枯萎，村民们急得团团转。奇怪的是，二叔的地里依然绿意盎然。他早早地建好了水循环系统，从鱼塘抽水灌溉农田，农田的水经过过滤又流回鱼塘，形成了一个小生态圈。
这下子，有些村民开始对二叔另眼相看了。
赵伯在一个傍晚来到二叔的地里，手里摆弄着一顶草帽，欲言又止。
“赵伯，有事吗？”二叔放下手中的工具。
“老二啊，我那块地…咳，能不能指点指点，这旱得不行了。”
二叔二话没说，拿起工具箱就跟着赵伯去了他家的地。他帮赵伯设计了一套简易的滴灌系统，用上了鱼塘的水，解了燃眉之急。
赵伯感激不尽，硬是塞给二叔两条自家卷的烟。二叔推辞不过，收下了，但转手就挂在了自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柿子树上。那两条烟就这么挂在那里，风一吹，轻轻晃动，像是某种无言的纪念。
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了。有人来请教种植技术，有人来借工具，二叔来者不拒，总是尽可能地提供帮助。
第二年的收成好了很多。二叔种的蔬果不仅供应了村里的需求，还通过互联网销往了城里。他在网上开了店，把自己种的无公害蔬菜和水果包装好，贴上自己设计的标签，寄往全国各地。
更让村民们惊讶的是，二叔竟然还搞起了”认养”服务——城里人可以在他的平台上认养一块地或几棵果树，不仅能定期收到新鲜农产品，还可以在周末带着孩子来体验农耕生活。
“这是啥新鲜玩意儿？”村里人好奇地问。
“城里人愿意花钱买这个？”
二叔笑而不答，只是更加忙碌了。他雇了两个村里的年轻人帮忙，手把手教他们使用新技术、新设备，连接线上平台。那两个年轻人起初将信将疑，但看到账上逐渐增加的收入，态度也慢慢转变了。
村里开始有更多的年轻人来找二叔，问他能不能也加入。二叔总是说：“可以，但你得先学会怎么种地。”
第三年的变化更大。二叔的”农场”已经成了村里的一张名片。他把那条干涸的小河整治了一番，引来了活水，河边种上了花草，成了一处小景点。周末时，城里来的家庭络绎不绝，孩子们在地里挖土豆、摘番茄，大人们坐在树荫下喝茶聊天。
最神奇的是，村里的几个老手艺人也被二叔请了过来，在河边支起了摊位，卖自家的手工艺品——老赵家的柳编，老李的剪纸，还有王婶的布鞋。这些原本即将失传的手艺，突然有了新的生命力。
“老二这是搞了个啥子？”村里人看着那些开着豪车来的城里人，既惊讶又羡慕。
“乡村振兴。”我爸难得地给出了一个正面评价，眼睛里闪着光。
二叔的农场效益越来越好，带动了周边村民的收入。更重要的是，他改变了村里人的思维方式。以前大家觉得种地没出息，只有进城打工才有前途；现在他们明白了，农业也可以很现代，很有”钱景”。
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去农场帮忙，正好碰到二叔和他的妻子女儿打视频电话。他女儿上小学三年级了，在视频里兴奋地告诉爸爸她在学校的科技展上获了奖，展示的项目是”智慧农场”。
“是以爸爸的农场为原型设计的！”小姑娘骄傲地说。
二叔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挂了电话，他拿起锄头又下地了。夕阳把他的背影拉得很长，渐渐地融入了田野的尽头。
远处，几个村民站在田埂上，向二叔招手。他们手里拿着各种农具，等着二叔去教他们新技术。
“二叔，听说你要扩大规模啊？”我问。
二叔点点头：“是啊，村里好多人想加入合作社。”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回来？”我终于问出了这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在深圳不是挺好的吗？”
二叔沉默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照片。照片上是年轻时的他和我爷爷，两人站在这片土地上，笑得灿烂。
“我爸临走前说，土地不能荒。”二叔轻声说，“我在城里做了十七年的电子产品，回来做点实在的。”
他指了指远处正在给游客讲解的赵伯：“你看他现在多精神。以前整天郁郁寡欢，觉得自己老了没用了。现在呢？成了’非遗传承人’，腰板都直了。”
我突然明白了什么。二叔回来不仅仅是为了种地，更是为了种下一种新的可能性，让这片土地和生活在上面的人们重新焕发生机。
“对了，”二叔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下周县里要来人考察，说是要推广我们的模式。你要不要来听听？可能有机会。”
名片上印着”乡村数字化转型顾问”几个字，下面是二叔的名字。
天边的晚霞把整个村子染成了金色。村口的老槐树下，几个老头还在下棋，空气中弥漫着烟草和新鲜泥土的气息。一切似乎和三年前没什么不同，又好像全都不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