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几乎没人知道二婶借过我家钱。
那年我爸刚开了个小卖部，每天晚上数钱时总爱把零钱摊在桌上，一个个码成小山。我妈嫌他慢，就去厨房煮鸡蛋。我爸倒也不急，有时候一根烟的功夫，盘腿坐在方桌边，望着那些皱巴巴的钞票发呆。
“今天六百三。”我爸总爱这么念叨，好像这样钱就能多一点。
二婶那天来，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脸色发青。她没从前门进，而是绕到后院，敲我家厨房的窗户。那扇窗户的纱窗上贴着一张褪色的”福”字，不知道是哪年的了。
我看见二婶眼睛红红的，眼角有几道深深的皱纹，像是被雨水冲刷过的田垄。她不停地搓手，指甲盖都泛白了。我爸把她让进来，没给她倒水，这在我们村算是失礼的。
“有事？”我爸问。
二婶没说话，只是从怀里掏出一个折成小方块的红色存折。那存折角都卷了，像是被汗水浸过。
“小玲考上县里的高中了。”二婶说。
我爸点点头，没说话。
“学费……”二婶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五千块。”
我家那时候虽说开了小卖部，但也就是勉强够生活的水平。五千块，那可是我爸四个月的营生。
“考上了就得上。”我爸说完，起身去了卧室。我听见他打开那个藏在床底下的铁盒子，里面放着我家的户口本、地契，还有存折。
二婶坐在我家的木凳上，凳子腿不知道让谁给修过，短了一截，垫着一块砖。她坐得笔直，眼睛盯着地面那块起了毛边的水泥。
我爸回来的时候，二婶猛地站起来，差点把凳子掀翻。
“五千块，够了吗？”我爸问。
二婶点点头，眼睛里闪着泪光。
“谢谢大哥。”她很快地说，然后又加了一句，“过完年就还你。”
那天晚上，我妈回来知道这事后，把铁锅都摔了。“咱家又不是银行！”她喊道。话是这么说，但我知道不是为了这个钱，而是二婶借钱的方式。
“连个借条都没打，你是傻了吧？”我妈声音很大，邻居家的狗都叫起来。
我爸只是摇头，说：“一家人，还整这些虚的做什么？”
也许是我爸这句话让二婶觉得这钱不用还了。那年过完，二婶家盖了新房，用的是红砖，村里少有的。然后又过了年，她家买了台二手电视机，是彩色的。
我们家的小卖部慢慢地也不开了，因为镇上开了个小超市，什么都有。我爸去镇上打工，回来时常常一身的灰，眼睛里布满血丝。
二婶呢，过年都不上我家来了。碰到了，就点点头，很快走开。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十五年眨眼就过去了。
我大学毕业后回到县城工作，在一家电子厂做销售。厂里生产的是一种耳机配件，每个月固定往外省发货。我过得也算安稳，买了套小房子，每周末回村看看爸妈。
我爸退休了，整天在村头那棵老槐树下和人下棋。下雨天就回家看电视，遥控器上裹着一层保鲜膜，已经泛黄了。
二婶家的小玲考上了省里的大学，学的是会计。听说毕业后就留在省城工作了，嫁了个本地人，很少回来。
我爸年纪大了，常常把以前的事再翻出来说，包括那五千块钱。
“那钱，算是打水漂了。”我爸说这话的时候，正低头穿鞋带。我注意到他的手有点抖，指甲剪得很短，露出一截浅粉色的指肉。
我安慰他说：“别想了，那都是老黄历了。”
他却摇摇头：“不是钱的事。那年我借钱给你二婶，是因为我欠她爹一条命。”
这事我还真不知道。
原来，我爸年轻时在河边捕鱼，不小心掉进河里，是二婶的爹救了他。二婶的爹后来得病走了，留下二婶一家。
“你二婶那么要强的人，我怎么能不帮呢？”我爸说。
我沉默了。人情债，比钱债还难还。
那年冬天，下了场大雪。我回村里给爸妈送电热毯，村口的小路都被雪覆盖了，一路上只有几个脚印。
到家门口，我意外地看见二婶家的小玲站在那里。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羽绒服，脸颊被冻得通红。看见我，她眼睛一亮。
“二叔家没人，我猜你可能来了。”她说，声音和她妈年轻时有点像，但更加清脆。
我点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妈去年走了。”小玲突然说。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二婶去世了。村里人走了，我们都没收到消息。
“癌症，来得快，去得也快。”小玲说着，眼睛里闪过一丝阴霾，但很快又恢复平静。
我把她请进屋，妈一看是小玲，连忙热情地招待。虽然这些年我们两家的关系冷淡，但在村里，血缘关系就是这么奇怪，即使有隔阂，也总是放不下。
“你爸呢？”小玲问。
“睡了。老年人，中午不睡不舒服。”妈说。
小玲点点头，从背后拿出一个木箱。那木箱很旧，上面有些刮痕，但看得出来保养得不错。
“这是我妈留给二叔的。”小玲说。
我妈一脸疑惑：“给我们家的？”
小玲点点头，又说：“我妈临走前说，这箱子只能给二叔亲手打开。”
我妈叹了口气，说：“你二叔也老了，别让他操心太多。”
小玲站起身，说：“我还有事，先走了。”说完就离开了。
我看着那个木箱，觉得有些奇怪。箱子不大，也不重，但给人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爸醒了，看见木箱后，眼睛睁得大大的。
“是你二婶的箱子？”他问。
我点点头。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打开看看吧。”
我打开木箱，里面是一堆旧物件。最上面是一本发黄的笔记本，翻开第一页，是工整的字迹：
“借大哥五千元，用于小玲学费。”
下面是日期和二婶的手印。
我又翻了几页，发现每页都记录着她的还款计划。有的月份只还了五十元，有的月份还了一百元。最后一页写着：
“总计还款：五千元整。完成日期：2016年12月8日。”
在笔记本下面，是一叠钱。不是现金，而是各种存折和收据。有的是存折上的取款记录，有的是汇款单。每一笔都不大，但加起来，正好五千元。
我爸看着这些，眼睛湿润了。他拿起笔记本，手指轻轻抚过那些字迹。
“她一直在还啊。”他喃喃道。
箱子底部还有一张照片，是小玲穿着学士服的样子。照片背面写着：“谢谢二叔的栽培之恩。”
我爸把照片放回去，长叹一口气。
“人活着，就是为了这些事吧。”他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五千块钱，十五年的时间，一个人的坚持和骄傲。
后来，我打听到了更多关于二婶的事。
她那些年一直在县城做保姆，每个月攒一点钱，偷偷还给我爸。但她太要强了，不愿意当面还，怕被人看出来她家困难。
小玲告诉我，她妈妈生病前，把这个箱子藏在床底下，每晚都要拿出来看一看。
“我妈说，欠钱的滋味太难受了，她宁愿少吃一顿，也要把这钱还清。”小玲说。
我问小玲：“你妈为什么不直接把钱还给我爸？”
小玲笑了笑：“我妈说，你爸那个人，一定会再推回来的。”
我想起我爸的性格，确实如此。他总是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借出去的钱，在他看来就是帮助，不是借贷。
那个冬天过后，我爸变了。
他开始整理家里的东西，把那些年攒下的旧物件都拿出来看。有一天，他突然问我：“你说，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被问住了。
“是为了那些记得你的人吧。”他自己回答道。
我爸把二婶的木箱放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有人来访，他就会把箱子打开，给人看那些收据和笔记本。
“你看，这是我妹妹。”他总是这么介绍二婶，虽然她只是我爸的表妹。
我妈说我爸傻：“人都走了，你还提这些做什么？”
我爸笑笑：“人是走了，但情还在啊。”
有一天，我回村看望爸妈，发现院子里种了一棵小树。
“这是啥树？”我问。
“不知道，你二婶家的。”我爸说，“小玲说她妈生前最喜欢这种树。”
我看着那棵树，心里有些复杂。血缘关系，就是这么奇怪。有时候闹得不可开交，有时候又亲如一家。
二婶还了钱，但她给我家留下的，远不止这些。
那五千块钱，像是一座桥，连接着两个家庭的过去和未来。
我爸常说，人这一辈子，能帮就帮，能还就还。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自己心里那口气。
二婶走了，但她的那口气，她的骄傲和坚持，却永远留在了那个木箱里。
小玲现在每年都会回来看看。她说，这是她妈的心愿。
我爸每次看到小玲，都会摸摸她的头，就像她还是个小姑娘：“你妈会为你骄傲的。”
小玲总是笑笑，然后说：“我知道。”
院子里那棵树，现在已经长得很高了。春天开花，夏天结果，秋天叶子变红，冬天落叶。四季变换，生生不息。
就像二婶的记忆，永远活在这个村子里。
那个木箱，成了我们家的传家宝。我爸说，等他走了，要把它传给我，再传给我的孩子。
“这些年，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爸某天突然对我说。
“什么问题？”
“为什么你二婶要等十五年才把钱还给我？”
我想了想，说：“可能是她觉得时机还不到吧。”
我爸摇摇头：“不是。她是等小玲有出息了，才敢面对我。”
我明白了。二婶是要用小玲的成就，来证明我爸的五千块钱没有白借。
这大概就是农村人的骄傲和固执吧。
昨天，小玲又来了。她已经在省城站稳了脚跟，开了家小会计事务所。她给我爸带来了一个消息：要资助村里的几个贫困学生。
“我妈说，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小玲说。
凡人里的烦人
乱七带八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