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享誉世界的华人船王包玉刚打算捐款1000万美元，帮助我国修建一座国际化的大饭店。然而令包玉刚感到意外的是，此时据他提出捐款已经过了1年多的时间，竟然始终无人敢要这笔捐款，最后还是由邓小平出面接受了这笔捐赠。

当时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与国外的交流也日益频繁，但是北京只有寥寥几座涉外饭店，符合标准的床位也很少，说是有5000张床位，实际上只有1800余张符合接待外宾的标准。

而包玉刚决定捐款给祖国修建饭店，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他回祖国参观时，除了他自己因为身份特殊住了一个单间之外，跟他一起回国参观的亲戚家人都只能几个人挤在一个房间。

这也是办法的事情，并非是国家不重视他们，而是因为当时的条件确实有限，实在是腾不出多余的房间。而包玉刚正是看到了国家在这方面的困难，所以他才决定慷慨解囊，捐款给祖国修建一座高标准的国际化大饭店。

当时我国刚刚进行改革开放没多久，在经济方面也确实比较困难，一时间也无法拿出太多的钱来改善宾馆设施。因此，包玉刚决定捐款修建一座国际化大饭店，帮助祖国改善一下旅游营商的环境，此举可以说是解决了国家的燃眉之急。

不过，包玉刚在决定捐款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为了纪念他的父亲，这座饭店要以他父亲包兆龙的名字命名为“兆龙饭店”。

从包玉刚的角度来说，他捐赠巨资来修建酒店，以自己的父亲来命名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由于人们在思想方面还不够开放，处理事情方面也有着太多的顾虑，所以一时间竟没有人敢接包玉刚的这笔天价捐赠。

那时候的人们思想还比较朴实，包玉刚一出手就捐赠1000万美元，这在当时来说已经突破了人们的想象。因为那时候人们都抱着自力更生的观念，接了这笔天价捐赠就相当于欠了人家一个大人情，如此巨大的人情债反而令人们望而却步。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包玉刚虽然是享誉世界的华人船王，可是在国内很多人眼中他的身份还是一个资本家。试想一下，在当时来说，又有谁敢去接受一个资本家的捐赠呢？

因此，虽然当时担任国家旅游局局长的卢绪章先后两次将此事报告到国务院，也得到了国务院的同意，可一时间却找不到人来接受这笔捐款。

后来主管侨务的廖承志得知此事后，心里可谓是五味杂陈，他怀着感慨的心情对时任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庄炎林说：

“世界上各国都有侨民，可是你想想看，哪国的侨民能像我们的华侨那样，离开祖国后，在海外一代甚至几代，生根了，发财了，可心里想的、念的，依然是远在天边的家乡和祖国!他们关注、渴望的依然是家乡和祖国的建设和富强！”

由于接收包玉刚捐款一事迟迟无法落实，廖承志决定亲自将此事向邓小平进行报告，由邓小平出面来处理这件事情。

邓小平得知此事的原委后，也觉得这件事办的不像话，如果工作都像这件事一样畏首畏尾，那改革开放又从何谈起呢？因此，他语重心长地对廖承志说：

“人家无偿捐资1000万美元给我们建旅游饭店，这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事嘛，何乐而不为？要求命名“兆龙饭店”，为什么不可以呢？人家讲孝心，想借此表达对给予自己生命和教育自己成人的父亲的深情和谢意，是好事嘛，我们共产党人要讲人情啊，何况人家对我们有贡献，纪念纪念应该！”

最终邓小平作出决定，亲自接受包玉刚的这笔捐款。

1981年7月6日，邓小平从包玉刚手中接过了1000万美元的支票，并且欣然同意这座即将建设的酒店以包玉刚父亲的名字命名。

在捐款仪式上，邓小平紧紧握住包玉刚的手，满怀歉疚地对他说道：

“你们要知道，我们现在办事的效率就这样，定个名字，找个地方就那么难，拖了一年多。今后一定得想办法改进。”

邓小平的话让包玉刚十分感动，也让他对祖国大陆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有了更深的理解。而兆龙饭店也成为了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产物，倾注了老一辈革命家改革开放、振兴旅游的伟大思想和爱国人士包玉刚先生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

后来在1984年8月，包玉刚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宁波时，发现宁波居然没有一座现代化的综合大学，当场就决定再次捐赠5000万为家乡修一座现代化的大学。

邓小平得知后十分高兴，他决定亲自为这座大学题字，包玉刚先生捐建的这所大学就是著名的宁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