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扎米亚京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代表作《省城轶事》《我们》。扎米亚京是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作家，他是十月革命后对苏维埃文学具有巨大影响的作家之一。
《我们》扎米亚京的《我们》发表于1921年，跟英国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乔治·奥威尔的《1984》一起并称为三大反乌托邦小说。《我们》是最早问世的一部作品。
“于是，在这权威的领导下
在噪音、闪光和轰鸣声中
人和物有节奏的进行
我明白，我清楚地看到
他们每个人都带着号码和通行证
所有的房子都是正方块形
住宅街区都是方方正正
人们都置于立方体的房间中
每个物体都明白和知道
自己在巨大的运动中的使命”
短短几句话，我们就已经感受到了一种极权社会的窒息。
《我们》的故事发生在一千年后的“统一王国”。在这个国家里，人们没有姓名，只有代号，即每人一个号码，阳性字母代表男性，阴性字母代表女性，如D-503是男性，I-330是女性。他们吃着从石油中提炼出来的食品，穿着清一色的蓝色制服，住在完全透明的玻璃房子里。每天在规定的时间内出来散步，整个王国在同一时间醒来，也在同一时间陷入黑暗，甚至连吃饭咀嚼的次数也是明确的“50次”。
“每天早晨，我们几百万人像六轮机器一样准确：在同一小时、同一分钟，像一个人似的一齐起床。在同一个小时，几百万人一齐开始工作，又一齐结束工作。我们融合成一个有百万只手的统一的身躯，在守时戒律表规定的同一秒钟，把饭勺送进嘴里，在同一秒钟出去散步，然后去演讲厅、去泰勒训练大厅，最后回去睡觉”。
除了身体和行动要统一之外，就连每个号码（人）的思想必须绝对纯正，毫无邪念。总之，一切都绝对统一，不能有半点独立性，就连大伙的鼻子也必须长成一个样，不能有丝毫差别。
如果出现异类，那么，就会被铲除，甚至没有人会产生怀疑。就算是有同伴在眼皮底下消失，也不会有任何人感到丝毫的痛心，心情没有任何的起伏，或者说那些心灵早已干枯，也就谈不上情绪上的变化了。
由此可见，在这个“统一王国”，人性早已沦丧，人已经变成了一个代码，都是没有任何感情的机器。作为个体的人唯一的权利就是遵循国家各项条例，除了干活就是干活。应该来说，整个王国就是一个机器，每个代码就是整个机器上零件维持机器的运转，而对于一个良好的机器而言，就算有时候失去掉几个零件也无所谓。
当然，就算控制如此严格的“统一王国”，就算在这个欺骗与自我欺骗横行的世界中，统治阶层也做不到完全对人的控制，因为总有那么几个人，他们懂得如何规避国家的法制，在这块平静如水的土地上，时不时造出一些涟漪，大胆地喊出不同的声音。
比如故事中的主角D-503，他是这个国家的数学家和工程师。还有以个性自由反抗极权形象出现的女造反者I-330。她认为，革命是无穷的，没有最后的革命，就像数字是无穷的一样，不可能有最后的数字。她知道绿色大墙正被打破，人与自然的隔裂一定要恢复，墙外的反叛仍在继续。
扎米亚京写《我们》的时候，十月革命刚刚结束，旧制度、旧社会已经被推翻，俄国社会已经进入新制度、新社会，每个人都对新社会充满了期待，都在期待一个法治、自由、平等、公平的社会，没有压迫、奴役、剥削、等级的乌托邦世界。
当人们都沉浸在对未来的乌托邦憧憬之中的时候，扎米亚京似乎并没有被满屏的热情和狂热所冲昏头脑，他似乎看到了这种表面狂热背后可怕的未来，一种莫名的感觉由来，也可能是熟悉的感觉，对这个已经到来的新社会和新制度有一丝的疑惑，于是他写了《我们》。
也许那就是一个换了旗号的极权社会在扎米亚京看来，那也许就是一个换了旗号的极权社会。当旧社会、旧制度被推翻后，人们以饱满的热情迎接新社会、新制度的到来，并以自己的全部热情都投入到了新社会的建设之中，本以为一个乌托邦社会要到来，谁知道，他们等来的还是一个极权社会。
充斥的还是等级、奴役、剥削、压迫，荒谬、荒诞、让人啼笑皆非的闹剧时不时的上演。“奴役”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生活中，而且有变本加厉的趋势。
也许是我们根本没有对法治、自由、平等做好准备，当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推翻了旧的一切后，由于没有准备好的我们，一时间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选择。长期的专制和奴役，使我们养成了一种奴性，这种长期的本能使得我们心甘情愿地举双手拥护大一统国的权威。奴役的状态在哪里都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人们的思想没有根本的变化，也最终不能创造一个自由的王国，那些新现代化的价值观也终将成为不了我们的信仰。
如果我们没有批判的能力，没有思想的启蒙，等待我们的将是被愚弄的命运、轮回的命运，极权、专制、暴政、奴役、战争、人性的扭曲、病态的社会随时可能到来，自由与奴役的战斗永远都无法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