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浦西开展工作
我和张席珍回到上海后，住在一家小栈房里，找熟人借了点钱过日子。
过了几天，路南特委吕炳奎同志来接关系。根据路南特委决定，金子明、张席珍同志仍回浦东，我受伤痊愈不久，要我留在上海的一个秘密据点，做恢复和发展浦西抗日武装力量的工作，我服从组织安排。
组织上要我来做这个工作，是有重要背景的。抗战初期，浦西的抗日武装斗争在上海郊县是发展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其中，特别是青浦顾复生同志和嘉定吕炳奎同志领导的抗日武装影响最大。顾复生同志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直到全面抗日才获释。他回来后，组织领导了青浦、松江一带的抗日武装队伍。吕炳奎同志是嘉定地区的地方领袖，他把组织的地方抗日武装交给了党。新四军东进到上海近郊，又使浦西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东进部队为了扩军，就把顾复生、吕炳奎等同志领导的队伍，全部改编为新四军东路三支队，由地方武装上升为主力部队。1939年底到1940年初，日军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三支队从青嘉地区西撤到苏常太和澄锡虞地区，这一带就留下了空白。淞沪中心县委成立后，东路领导的基本意图是以昆东地区为立足点，开辟淀山湖游击根据地，恢复青东嘉定工作，争取与浦东打通联系，为叶飞、何克希率领的"江抗"主力南下作好准备。而这一战略要地，已被国民党忠救军大量渗透。当周达明同志率部准备接应浦东"五支队"在天马山会合时，发生了严重的谢石关事件。路南特委成立后，东路领导认为，为了打击顽固派，壮大自己力量，必须在这一地区，继续恢复和发展人民自己的武装。组织上就要我来做这个工作。
秘密地点设在法租界的马思南路（今思南路）附近的王三川弟弟王联芳家的一个亭子间里。王联芳是经商的，他同情支持革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直至剿匪斗争中，为我们做了许多情报和联络工作。与我同住在王联芳家的还有机要员康志荣同志（又名康星，现在北京汽车管理局工作）。不久，他调往浙东。
根据路南特委的指示，我的直接领导人是吕炳奎。我的具体任务是领导在松江的钱锦芳部和团结改造青浦的王皮夫部队。这两支部队中已经有我党的同志在工作。我记得在钱锦芳部队，有任友良。任当时是共产党员，后来他跑到忠救军去了。部队，有任友良。任当时是共产党员，后来他跑到忠救军去了。我去松江乡下钱锦芳部，就是任友良带的路。
钱锦芳是松江的一个地方领袖，在天马山小昆山一带群众中的威信很高。他的队伍有30多人，在地方上很有影响，我是以新四军名义做他工作的。他表示接受我们领导，而且很尊重我们的意见。我看了部队后，向他提出：第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组织战士上政治课，讲抗日道理，不要天天晒晒太阳，搓搓麻将；第二，要加强军事训练，天不亮起身出早操，训练要隐蔽地进行；第三，部队要经常转移，以防敌人袭击；第四，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钱说没有领导人，希望我能下去带部队。我说如果上级派我下来，我会来的。我看钱锦芳这个人抗战意识较强，他非常佩服新四军，自己还能带带部队。我对他比较有信心。
王皮夫的部队属伪军编制，里面也有共产党人。王比较进步，我们争取他反正，率部起义。我没有来得及与王皮夫本人接触，工作都是通过王部队里的党员去做的。
由于当时我下去带部队的条件还不成熟，所以，路南特委把工作地点设在上海。与我住在一起的另一个同志，他的工作是争取教育上海洪帮人物陈大班。、我们住在亭子间里，公开身份是做生意的，白天一般不出门，晚上出去活动。我们生活相当艰苦，吃饭也不正常，有时买几只牛肉包子算是改善生活了，大多吃马路摊贩的"黄豆菜粥"。这些都是大饭店里吃剩下来的重新烧煮的残羹剩饭，弄一只桶，两只碗，放在马路边上，卖给那些连摊贩饭都吃不起的穷人。当时二房东对我也很注意，弄不清我是干啥买卖的。
奉命重返浦东
大约过了两三个月，吕炳奎通知我重返浦东，把浦西的工作移交给王三川同志，这是路南特委的新决定。
当时情况是金子明和张席珍回浦东后，浦东"五支队"的政治指导员已是成君宜同志。军事仍然由张席珍负责。成君宜是上海党组织派下去的，但与张席珍合不来，关系搞不好，斗争局面受影响。组织上决定把成君宜调走，仍把我调回来与张席珍合作。成君宜同志后随连柏生转移到浙东根据地，在1944年2月11日的战斗中光荣牺牲。
我马上把关系移交给王三川。王三川同志接替我工作后，不久又被派到浙东余姚县城去做伪军张妙根的策反工作。张是王三川的同乡，江湖习气重，对王三川崇拜得五体投地。为了策反张妙根部，浙东区党委就派他去控制张妙根部。不幸的是，由于我们工作上一个环节不慎，被敌伪察觉，王三川同志于1945年5月1日在余姚太平桥被敌人杀害。
后来，浦西这两支部队都没有被我们争取改造过来。特别可惜的是钱锦芳这支部队。钱锦芳本人思想进步，抗日坚决，愿意把部队交给党，后被敌人察觉，惨遭杀害，部队也随之解散。
当我第二次到浦东时，虽与我上次离开仅隔三四个月，但整个浦东的斗争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东路指挥部加强了浦东的领导力量，由连柏生、蔡群帆、林有璋、夏治行、成君宜等一批骨干，组成了"五支队"的第一、二、三、四个大队。除地方常备队外，部队已发展到500多人的规模。枪支弹药也较充足，常备大队也有好几百人。这一情况已引起日本军方的高度注意。日军为巩固其上海的外围阵地的安全，不断加强对浦东的"扫荡"，寻机袭击我军。另外，日军在苏、常、太搞试点"清乡"，颇为得手，正在发动对太湖东南地区的"清乡"，浦东是它下一个重点"清乡"目标。我们刚刚发展壮大起来的抗日武装正面临新的考验。
另一个情况是，1941年春，日军大举进犯浙东。浙东的国民党10万守军，全线崩溃，退居以金华为中心的第二线固守。浙东三北地区，即余姚、慈溪、镇海三县的北部相继沦陷。不过敌人主要占领了重要城镇，大片农村山区则成为空隙。
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
党中央明察秋毫，抓住战机，于1941年4月30日，由"朱毛叶"给刘、陈、饶电示：新四军"从吴淞，经上海、杭州、宁波直至福州，可以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上海杭州线的军事领导不可仅委托谭震林，他一个管不到许多，有单独成立战略单位之必要（此区大有发展前途），可划为第八师区域"。这是当时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发展淞沪到福州广大地区的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浙东抗日根据地》第25页）。
皖南事变前夕，谭启龙同志在上海养病。新四军军部决定派谭启龙以闽、浙、皖、赣四省特派员身份与东路指挥谭震林合作。谭震林把路南特委、浦东工委的关系交给了谭启龙同志。他在正式赴任浙东之前，早已是这个地区的实际领导人了。当时，路南特委的决定都是由他和顾德欢、吕炳奎同志商量后作出的。
路南特委根据东路指挥部的指示，在国民党守军浙东全线崩溃后，考虑到浦东浦西的斗争形势，立即抽调浦东"五支队"一个侦察班，以及我党控制的伪军五十团的一个排，组成50多人的先遣队，于1941年5月10日由姜文光率领，渡过杭州湾，在"三北"登陆侦察。派姜文光去是因为在浙东有一支与我们五支队有联系的顾小汀部队在活动。顾小汀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参加过有名的泥城暴动，过去曾与姜文光兄弟姜杰在一起。抗战开始，他就在浦东拉起了武装队伍，但在敌伪挤压下发展不起来，他就去浙东拉队伍打游击，一直发展到二三百人。姜文光到了"三北"就与顾小汀联系上了，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好。敌人兵力空虚，只有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专员平祖仁的秘书薛天白带的十多个人。薛代表平祖仁在姚北搞了个办公机关，名叫"宗德公署"，但无武装力量。薛天白见姜文光带部队过去，立即拉拢，委派姜文光为宗德指挥部第三大队（简称"宗德三大"）大队长。特委根据姜文光送到的情报决定，开辟以浙东"三北"为基础的抗日武装斗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如果日军加紧对浦东"扫荡""清乡"，就转移到浙东地区，那里有崇山峻岭纵深腹地的依托，比较适于保存力量。搞得好，浦东和浙东可以同时发展，相互呼应，通过杭州湾和海上的秘密通道，天堑变通途，化被动为主动。这是一个十分重要和正确的战略构思。
敌人的行动相当快，已经开始在浦东大规模"扫荡"，根据"敌进我退"的思想，路南特委决定浦东部队有计划地向浙东转移。姜文光是第一批。6月，蔡群帆、林有璋率领130多人以淞沪游击队"五支四大"名义渡海至"三北"地区，与挂名薛天白部的"宗德三大"姜文光部会合。7月，调遣五支队一支战斗力较强的区队，由潘林儒带领渡海，充实到"宗德三大"中去，成为"三大"的一个主力中队。并将伪军五十团八连一个排和"守望队"的地方武装100余人拉到"三北"充实"宗德三大"。随后又派张席珍率领100余人，以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第一大队的名义渡海到浙东。为加强领导，特委决定军事部长吕炳奎长驻浙东，姜杰也到浙东。这时，从浦东到浙东的部队已增至500多人。浦委及其伪军工委还决定，由朱人俊从伪十三师五十团抽出部分武装力量，通过苏北韩德勤的关系，以苏鲁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名义，也拉到"三北"西部，在余姚县西部及上虞县北部地区活动。这样，我党在浙东的武装人员增至700余人。
浦东如摇篮和桥梁，把一批批干部、部队、武器弹药向浙东实现战略转移，为浙东建立新的战略单位创造了条件。
坚守浦东组建五大队
张席珍等带领"五支队"一大队撤到浙东后，浦东已没有五支队的主力了，留下的是一些地方武装。特委决定由我负责，在浦东坚持游击战争。
当时，敌人大规模的"扫荡"暂告结束，而更厉害的"清乡"正在准备之中。为应付敌人的进攻，我抓紧把部队整理好。
我把南汇县四团仓、黄家路一带的地方常备14、15两个中队集中起来，正式组建成"五支队"第五大队。为了"灰色隐蔽",动员民主人士周振庭出任大队长，我任大队副。许培元、吴锡钦等党员干部担任连级干部。
周振庭原系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机枪连。内战时期在江西"剿匪"，被我红军打成轻伤，随后回浦东老家靠俸禄过日子，每月有30元大洋。他是南汇县四团仓人，同连柏生较好。抗战爆发后，有抗日的要求。他按连柏生意见到陈王武伪军十三师六团去控制队伍。周任该部的一个特务连长。我们党又派了戚大钧、何亦达等打入该部，得到周振庭的重用。戚大钧任副连长兼一排排长，何任二排排长。同时，周振庭与赵熊、黄玉、苏锦文、金才初等取得了联系。后来，戚大钧等奉上级党组织指示打入伪军五十团做策反工作。1940年10月，周振庭与当时任副连长的赵熊等率领该团第三营400余人起义，投奔连柏生，成为"五支四大队"。后周在上海养病。连柏生给周振庭写了封信，请他出山，协助我们坚持浦东斗争。周振庭同意出任"五支队"第五大队长职务。
为了照顾周振庭的特点，我们不要求周随部队活动。当我们部队活动到他家附近时，我就主动上门，请他出场讲讲话，处处注意尊重他的领导。有时，他也跟部队活动几天。平时，我也经常找机会同他交谈，除了讲抗日救国道理外，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什么都谈。我们还十分关心他的生活和安全，对他充分信任。周振庭也加深了对我们这支部队的认识。后来周振庭也随五大队撤到了浙东，他在那里为组建机枪连作出了贡献，1943年6月经吴锡钦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元旦，不幸在上虞县章家苹战斗中英勇牺牲。
大部队刚走，浦东地区的一些土匪流氓趁机活跃起来。有个土匪姚阿四，冒充我五支队连柏生部队，拉起了一支四五十人的队伍，拿几支破枪和大刀，四出敲诈勒索。我们从浦东南汇塘西跳到塘东活动时，就把这股土匪包围在祝桥镇东潘家泓西南的黄家宅，除姚阿四外，全部俘获。经教育，部分受骗青年，要求参加我部。这次战斗，保护了老百姓，安定了人心，也是对新建的五队的一次实战练兵。
我们这支号称五大队的部队，实际只有四五十人，是刚从相当于民兵的地方常备队上升来的。国民党"忠救军"一直想吃掉我们。
一次，在奉贤四团王家长堰那个地方，同"洋忠救"艾庆璋部队碰上了。他们先派了侦察队员过来。浦东河岸两旁都是一人多高的秆棵，人站在里面，外边的人就发现不了，我们的岗哨就隐蔽在内。当他们悄悄地接近时，我们冲出来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把这批人的枪全缴了。经过教育，武器发还，人放回。艾胡子看到我们部队武器好，战斗力强，又讲道理，就不再来纠缠了。后来，艾胡子的部队调防到浙东扬言要消灭我浙东部队时，被我浙东部队消灭。
1942年7月8日，华中局为了加强对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领导，决定谭启龙、何克希同志主持浙江工作，并责成谭启龙传达华中局"七·一"决定。谭启龙于1942年5月底6月初通过秘密交通，从上海到浦东，在张大鹏同志的海防大队和"五支一大"护送下，与支队长连柏生"五支一大"大队长张席珍同时由浦东乘海船到浙江古窑浦登陆，与吕炳奎、林有璋等会合。谭、何到任后，于1942年8月19日，经华中局批准，成立浙东军政委员会。同月，在慈北鸣鹤场成立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何克希为司令，连柏生为副司令，刘享云为参谋长，张文碧为政治部主任。谭启龙为浙东区党委书记兼三北游击司令部政委，主持全面工作。
司令部成立后，连柏生兼任五支队支队长。路南特委改为浦东地委，由姜杰任地委书记。姜杰带地委机关驻浙东古窑浦，我们留在浦东的部队由姜杰直接领导。
自1940年5月我到浦东，在金子明同志主持下建立新浦委，直到1942年8月谭启龙同志领导的华中局浙东区党委成立，关于这一时期开展浦东游击战争的情况，路南特委书记顾德欢同志后来在《上海郊区抗日武装斗争的若干情况》一文（见上海市青浦县编写组编的《怀念顾德欢同志》）中说："浦东的工作，有很多好的经验值得学习。""新的浦委纠正了陈静的某些'左'的倾向，坚持执行了江苏省委与东路领导的指示。在政治上、军事上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斗争策略，党注意团结连柏生等地方进步人士，发展连柏生入了党，我党掌握的抗日武装接受了国民党的'淞沪游击第五支队'的番号，连柏生任支队长，五支队在浦东多杂式武装纷纷投敌伪化的形势下，始终坚持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旗帜，在朱亚民、蔡群帆、张席珍等同志的领导下，加强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与党的建设，积累了在敌人据点密集的平原地区打击敌人，壮大自己的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的经验"。"浦东地区武装斗争所以能长期坚持，并在开辟浙东敌后抗日武装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不是偶然的。"
这是顾德欢同志，对这一阶段浦东工作的总结和评价，是比较全面、客观和符合实际的，为此我特转录于此。
【朱亚民，1916年12月出生于江苏常州戚墅堰石家桥。早年积极投身工人运动。1937年任香港印刷业工会执委，监察委员。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港厂党总支委员，组织部长。1940年2月受命率抗日服务团"返沪，赴浦东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历任中共浦东工委委员，军委书记，新四军浙东纵队浦东支队支队长，淞沪支队支队长，淞沪地委委员等职。解放以后，历任松江军分区副司令，嵊泗列岛军管会主任，江苏省工业厅厅长、党组书记，省委委员，苏州市市长，市委副书记等职务。1982年正式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