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南朝的历史本质上是边军冲击朝廷颠覆旧的政权重建新秩序的循环，其发展脉络完全可以以军队为切入点进行解读，比如，北府军。
北府军的形成、发展和衰退是与永嘉南渡、东晋立国、胡汉战争、南朝内斗等一系列大事件深度绑定的，读懂了北府军的历史，也就读懂了那个剧变的时代。
五胡乱华之前，琅琊王司马睿和琅琊王氏就通过一系列操作将自己策划到了江东，为即将到来的乱世做准备工作。此后，历史的发展果如他们所预测的那样，八王之乱引起了五胡乱华，北方沦陷。
由于江东有琅琊王这面大旗，所以世族就选择南渡投靠司马睿的江东政权以延续家族在北方的利益。同时，司马睿也需要北方世族来助力自己搭建江东政权同时制衡江东世族和已经崛起的琅琊王氏。
为此，司马睿还特意安排人在江北接应北来人士保证他们能够顺利渡江。
但司马睿接应的对象却也仅仅只是世族，对于流民则拒之门外，原因也很简单，江东的资源有限，司马睿和北方世族都不愿意大量的流民涌入来分享本就有限的蛋糕。更重要的是，司马睿的江东政权没有核心军队，他们怕流民的大量涌入冲垮了其草创的政权。
因为，大部分流民是以宗族、同乡为单位举家南迁的，如果接应其渡江，则会对江东政权造成巨大威胁。司马睿的担心不无道理，后来的苏峻之乱就是验证。
为了遏制流民涌入江东腹心，司马睿先拜儿子司马绍为东中郎将，镇守广陵。公元317年，司马睿称晋王之后又以儿子司马裒以车骑将军、使持节、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的身份代替王太子司马绍镇守广陵。
东晋屯兵广陵有两个目的，一是接应北方世族，二是阻遏流民势力涌入江东。
所以，流民就留在了江淮地带，以同乡或者宗族为单位分割出许多独立的单元，横行江淮。
当然，流民之所以止步江淮也有他们的考虑，一方面，他们有抗胡的意志，江淮地带有利于他们的抗胡事业，更重要的是，他们想要自由，不想受司马睿建康政权的管制。
这对司马睿来说也是求之不得，一方面不用担心流民涌入江东冲击其政权，最重要的是，这些人还能作为其和胡人之间的缓冲势力，替自己挡住胡人的军事压力。
基于此，双方之间就达成了默契，司马睿授予流民统帅将军、刺史、太守的头衔，让他们抗胡，流民则在归附东晋的体系之后却还有相当大的自由。
双方都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当然，这种游戏规则也只适用于乱世。
于是，南方就形成了如此格局：以世族为主体的北方精英聚集建康支撑司马睿的江东政权；以流民为主力的地方势力止步于江淮成为抗胡的主力。
长江成为朝廷和地方势力的分界线，同时也是世庶之间的阶层鸿沟：江南是世族；江北是庶族。
如果世族不能支持司马氏重建朝廷的权威，那么庶族、地方势力入主建康城将只是时间问题。
很快，历史就将验证这一判断。咸和二年（327），江东爆发苏峻之乱，叛军兵锋直指京口、晋陵和三吴腹地，在扬州势力无法保卫朝廷安危的情况下，以都督徐兖青三州军事、徐兖二州刺史身份坐镇广陵的郗鉴就被允许率领江北流民进入江南协助朝廷平叛。
没办法，司马睿南渡之后由于没有强大的禁军势力作为支撑，故而不是面对上游荆州势力的威胁，就是内部流民的冲击，相当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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郗鉴当时的身份既是流民盟主，又是东晋官僚体系的正式官员，同时也兼具士族身份，多重身份优势使他成为了流民统帅。
苏峻之乱被平定之后，郗鉴就留在了京口，不断将江北的流民吸收过来大力扩张京口的军事力量。
至于朝廷为何将郗鉴安排在京口又允许流民的流入则是东晋主要矛盾的转换。南渡之初，建康政权的主要压力在北，是对胡人武力入侵江东的担忧。所以，就必须以淮阴和合肥作为其外围战略重地。
但当其内部相继爆发王敦之乱和苏峻之乱后，朝廷的权威面临内部势力的挑战时，上游的荆州势力对下游扬州的威胁又成为东晋的主要矛盾。
说通俗一点就是，地方、藩镇势力和朝廷之间的矛盾。
对于建康政权来说，胡人势力毕竟属于外患，且危险等级没有那么高，而荆州的强藩却是朝廷的肘腋之患。所以，为了维护扬州腹地的安危，朝廷都有必要加强江东的军事建设。
从司马氏南渡之后，荆、扬之争就始终是南朝内战的主旋律，而问题的核心却是，东晋朝廷没有强大的禁军支撑。
此时，朝廷虽然引入了江北流民，但本质还是地方势力，迟早会爆发新一轮冲突。这是后话。
此后，郗鉴坐镇京口长达十一年之久，在他的大力经营下京口逐渐成为东晋的战略重镇。
为什么荆扬之间后来能保持相对的平衡，原因就在于京口武力的存在。依靠京口武力，东晋朝廷不仅加强了对三吴腹地的控制，同时也能独立开展北伐大业。
没错，以郗鉴过江移镇京口为拐点，历史上赫赫威名的北府军正式诞生。而北府军的形成又是时势的产物：五胡乱华造成江淮之间产生了大量流民；东晋的内部矛盾又使流民成为被朝廷依靠的对象。
可以说，流民势力是一个逐步走入江东核心的过程，直到成为主角。
至于北府军的称号则是源自驻扎于京口的徐州刺史一般有镇北将军、平北将军的头衔，京口是东晋的北府，故而称为北府军。
但在此后由世族领导的北伐行动中，作为主力的北府军却是被战争不断消耗，再加上逃亡现象成为常态，北府军又成为飘忽不定没有组织的流民。
当扬州集团的武力减弱之后，上游荆州集团的压力又扑面而来，加上北方前秦的军事压力，东晋朝廷都有必要重新组建一支直属军队。于是就有了谢玄组建北府军的动作。
也就是说，谢玄组建北府军既是南北形势的倒逼，又是内部荆州和扬州、桓谢家族内斗的现实需要。内忧外患使北府军再一次走上历史前台。
由于流民是以宗族和同乡为单位，将士之间的从属关系非常强，所以谢玄也只需要将像刘牢之这样的北府旧将召集到一起就行。就像当年东晋政府只需搞定流民统帅郗鉴就行。
由于北府将士常年处于流动、战争状态，所以也不用进行刻意训练就能直接投入战场。接着就是北府军的高光时刻，在谢玄的指挥下北府军战胜了前秦苻坚的百万雄兵，名震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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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东晋朝廷、扬州集团也终于能够硬气一把。但在随后荆扬之争、世族内斗、皇帝集权的内斗中，北府军又成为牺牲品，被不断消耗，直到被荆州的桓玄势力彻底压制。
桓玄在掌控建康局势之后为了控驭全局就进一步打压北府，以摧毁扬州集团的武力依靠。北府军再一次跌入历史的至暗时刻，北府统帅刘牢之甚至为此丢掉了性命。
上一次是因为北伐的消耗，这一次是内斗的牺牲品。淝水之战的胜利只是扬州集团、北府军的短暂辉煌。
但桓玄身上的标签毕竟是世族，而世族由于长期生活腐化武力已经严重退化，他们虽然以地理和兵员优势取得了对扬州集团的胜利，但当政治斗争发展为战争状态时，桓玄却根本不是北府军的对手。
没错，此时的北府军再次被一个叫刘裕的人凝聚在了一起，以武力优势打败了西府军。
扬州集团再一次获胜。
而桓玄之所以失败，还有一个原因——东晋政治的本质是贵族共和，而桓玄专政却是对这种体制的挑战，所以会同时面对北府军的武力打击和世族的政治施压。
军事、政治两张牌同时向桓玄展开攻势，其外强中干的虚假景象一下子就被戳破，彻底败北。
虽然扬州集团取得了胜利，但代价却是，江东政权由世族掌权被动切换为军功政治。刘裕打败了桓玄，同时也拿到了建康政府的政权。
此后，刘裕就坐镇京口，在拱卫建康朝廷的同时又遥控东晋政治。
为什么局面会发展到如此状况，这是从永嘉南渡之初就埋下的根：流民只是表面服从东晋政府，独立性极强，当他们的势力渗透到江东并取得一定的军功之后必然会控制朝廷。
外重内轻，是东晋朝廷一切问题的根源。
为了突出北府军的主体地位，使之成为自己坚定的基本盘，刘裕在进行土断改革时特意将北府军的大本营京口、晋陵一带跳过，让他们不必承担编户齐民的纳税义务。
用特权换取了北府军的绝对忠诚。
为了控制江东政权，刘裕始终是亲自统领北府军，从元兴三年（404）之后的十三年间，刘裕都是自领徐州刺史、都督，直到义熙十二年（416）才以世子刘义符为徐、兖刺史。
刘裕在驾崩时更是留下遗诏：“京口是军事重地，是国都建康的屏障，必须由宗室来坐镇，切记。”
刘宋朝廷的根基是扬州集团，扬州集团所依靠的又是京口武力，京口武力的主体又是北府军，只有死死控制着北府军，才能维护皇权，抵制上游的荆州势力。为什么萧道成在后来篡权时要遥领北府，就是出于控制北府的考虑。北府对于刘宋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在北府打败上游的西府之后，刘裕同样有规定：“荆襄重地必须由宗室子弟来掌控，严禁交给外姓。”
刘宋只有同时控制北府和西府才能保证江东政权的中央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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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刘裕及其北府军的上位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江东政权权力分散、凝聚力不强的问题，初步建立了中央集权。
但此后的北府军又成为刘宋内斗的牺牲品，长江上游的荆州势力凭借地理优势屡屡冲击下游的扬州集团以图控制朝廷，实现问鼎之志。
虽然荆州势力由藩王掌控，但地方冲击朝廷中枢的惯性依然存在，在失去雄主坐镇之后，荆州势力屡屡以顺流之势完成对朝廷权力的攫取：宜都王刘义隆从江陵入主建康，成为宋文帝；武陵王刘骏自江州入承大统，成为刘宋的孝武帝...
南朝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将国都定在下游的建康，但代价却是，其必须得承受来自上游的军事压力。当下游的军事力量没有对上游形成绝对优势之前，皇权就必然会面临荆州势力的冲击。
北府军就这样在一轮轮内斗中实力被严重削弱，当名将檀道济被杀之后，北府军更是快进式衰落。
没办法，此时的刘宋皇帝已经陷入一个死局：为了对抗上游的荆州势力和抗胡的需要就必须得维持一支常备武力，但由于缺乏军功又相当忌惮军人，于是又发生了残杀北府旧将的事。
而打击北府旧将又等于自废武功。
孝建八年（454），孝武帝又开始对南徐州所在的京口地区进行收租，北府军在特殊待遇被剥夺之后已经失去了其主体地位，实力是江河日下。
扬州军事衰弱的同时必然是地方武力的崛起，终于，在淮阴地区有雄厚积累的权臣萧道成凭借三齐射手成功颠覆了刘宋王朝，建立了南齐政权。
还是地方势力对朝廷的冲击。
由于北府军的衰弱以及其主体地位被代替，所以南齐朝廷就在永明二年（484）正式取消了北府军的建制。
当南齐维持朝廷权威的淮阴武力衰落之后，坐镇襄阳的萧衍又凭借雍州武力完成了对南齐政权的颠覆，建立了南梁政权。至于雍州武力为什么会成为主角则是因为，襄阳是抗胡的前线，江汉之间又存在大量的蛮族需要剿抚，所以雍州军事自然能够始终保持活力。
任何一个王朝，边军永远都是最有活力、战斗力的部队。
可见，地方武力对朝廷中枢的冲击始终是南朝历史发展的主线。
天监二年（502），梁武帝下诏：“对南徐州进行土断，取消自刘宋以来徐州、晋陵不在土断之列的特权。”
京口在失去经济特权的同时必然是武力的衰落。北府军自此彻底退出了历史。
京口军事的衰落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南陈末年，隋军贺若弼部很轻松就从广陵渡江，一举拿下京口，灭亡了南陈王朝。
这是北府的衰落，也是扬州武力的退化。
总体来说，在南朝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区间内，北府军不仅深度参与了南朝的政治，更是打赢了淝水之战的经典战役，屡屡左右南朝、天下的局势，南北朝的许多历史问题都可以从北府军的兴衰中去挖掘。
因为，军事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政治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