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死后的83小时：人们对他进行了紧急救治，被做脸模和保留DNA
世人皆知鲁迅先生于1936年10月19日凌晨离世，却鲜有人知在他停止呼吸后的83小时里，发生了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故事。在这短短三天多的时间里，医生们不断尝试各种方法试图挽救这位文学巨匠的生命；一位日本雕塑家在他身边默默工作，为后世留下了最后的容颜；而他的DNA，也在这个过程中被意外保存了下来。这位中国现代文学的泰斗，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牵动着无数人的心。他的遗体被妥善保护，他的容颜被永久定格，他的基因被珍重收藏 —— 在那个医疗条件还很落后的年代，为什么人们会对一位作家的遗体如此慎重对待？
一、生命的最后时刻
世人都说鲁迅先生是突然离世的，其实不然。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却仍坚持伏案写作。
1936年10月17日的上海，秋意渐浓。这天下午，居住在虹口区山阴路的鲁迅先生突然出现了严重的呼吸困难。他的夫人许广平立即请来了主治医师须藤五百三。
须藤医生赶到时，发现鲁迅先生已经无法平躺，只能靠在床头勉强呼吸。经过详细检查，须藤医生发现病人不仅有严重的肺气肿，还并发了支气管炎和心脏衰竭。
当晚，须藤医生没有离开，一直守在鲁迅先生的床前。他每隔一小时就给病人注射强心针，同时使用氧气帮助呼吸。但是病情并没有好转的迹象。
10月18日深夜，鲁迅先生的呼吸变得更加困难。许广平和周建人连夜又请来了上海的几位著名医生会诊。这些医生轮流值守，试图挽救这位文学巨匠的生命。
10月19日凌晨三点四十分，鲁迅先生的呼吸突然变得极其微弱。在场的医生立即采取了紧急抢救措施，但这次情况比之前更加严重。
凌晨四点整，鲁迅先生的心跳停止了。然而，医生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立即展开了长达83小时的抢救。
在这83小时里，上海的多家医院派来了专家。他们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医疗手段：从注射强心针到人工呼吸，从针灸治疗到中西医结合，各种方法轮番使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上海的一位德国医生带来了一台最新研制的心肺复苏机，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非常罕见的。这位医生曾在欧洲见过类似的抢救案例，他希望能创造一个奇迹。
同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得知消息后，也派出了医疗队前来协助。这支医疗队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氧气设备和一些在日本才能买到的特效药。
中日两国的医生们在这场与死神的较量中展开了密切合作。他们不分昼夜地轮流值守，记录着病人身体的每一个微小变化，期待着奇迹的出现。
然而，这场持续了83小时的抢救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10月22日下午，在确认再无任何生命迹象后，医生们才不得不宣告抢救失败。
这场罕见的长时间抢救，在当时的上海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许多报纸都对此进行了详细报道，称这是＂前所未有的医学接力＂。而这83小时的努力，也为后来的医学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二、与死神赛跑
此时此刻，鲁迅的寓所内外已是人头攒动。不少闻讯赶来的文学界人士和学生都站在院子里，等待着最新的消息。
许广平亲自接待了从各地赶来的医生。这其中有一位是从南京专程赶来的中医大家张静江。张静江带来了珍贵的人参和各种名贵中药，他坚持要为鲁迅先生诊脉。
一位当时在场的学生后来回忆说，张静江诊完脉后，立即调配了一剂＂回阳救逆＂的汤药。这个方子是他家族几代相传的秘方，据说曾经救活过许多垂危的病人。
与此同时，上海的几家西医院也派来了专家。他们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医疗器械，在鲁迅的房间里架设起了临时的抢救设备。医生们轮流值班，每隔半小时测一次体温和脉搏，记录所有细微的变化。
就在大家忙着抢救的时候，许广平收到了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来自鲁迅生前的老友内山完造，他在电报中说自己已经带着从东京请来的专家坐船赶来，请大家一定要坚持。
然而，命运似乎早有安排。就在内山完造的船即将抵达上海港的时候，鲁迅的生命体征已经完全消失了。
在这场与死神的竞赛中，人们发现了鲁迅先生生前留下的几份手稿。其中有一份写于1936年初的遗嘱，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他对身后事的安排：不要收取任何人的慰问金，不要举行隆重的仪式，要尽快安葬。
这份遗嘱还特别提到：＂我走后，不必太过悲伤。该工作的继续工作，该读书的继续读书。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许广平在整理遗物时还发现，鲁迅先生生前曾经详细地记录过自己的病情。从这些笔记中可以看出，他早在半年前就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但他始终没有停下写作的笔。
在他的书桌上，还摆着一份未完成的手稿。那是他计划写的最后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知识分子的责任》。稿纸上的墨迹还未干透，却再也等不到作者的续笔了。
房间里还有一个小木箱，里面装着他准备送给学生们的书籍。每本书上都贴着小纸条，写明了赠送对象的名字。这些书大多是他在日本和欧洲购买的外文原版书，都是他精心挑选的。
在抢救的最后几个小时里，医生们发现鲁迅先生的体温开始逐渐下降。尽管他们已经用尽了一切办法，但生命的火焰还是慢慢熄灭了。
许广平遵照鲁迅先生的遗愿，婉拒了所有送来的慰问金。她只让人准备了一些简单的白布，用来布置灵堂。但是，前来悼念的人流还是将这个小小的院子挤得水泄不通。
三、意外的科技传承
就在医生们忙着抢救的同时，一位身材瘦小的日本女士悄然出现在鲁迅的病榻前。她就是著名的日本雕塑家奥本杏花，专程从东京赶来送别这位她深深敬重的文学巨匠。
奥本杏花此前曾多次拜访过鲁迅，1934年还曾为他塑造过一尊半身像。这一次，她带来了一套特制的石膏模具和制作工具，希望能为鲁迅先生留下最后的容颜。
当时在场的许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制作脸模。但奥本杏花向许广平解释说，在日本有一个传统，为重要人物留下逝世时的面容，这不仅是一种纪念，更是对历史的一种负责。
在征得许广平同意后，奥本杏花开始了她的工作。她先用特制的软布仔细擦拭鲁迅先生的面部，然后用温水将面部清洗干净。接着，她从随身携带的皮箱中取出一瓶特制的凡士林油膏，小心翼翼地涂抹在鲁迅先生的脸上。
这个过程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在场的人都屏住呼吸，生怕打扰到这位专注工作的艺术家。奥本杏花的每一个动作都极其轻柔，仿佛在对待一件易碎的艺术品。
涂抹完凡士林后，她开始调制石膏。石膏的调制是一门技术活，太稀了会流淌，太稠了又会影响细节的呈现。奥本杏花凭借多年的经验，很快就调制出了完美的石膏浆。
在制作过程中，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石膏模具凝固后，大家发现有几根鲁迅先生的胡须和眉毛被粘在了石膏上。这在当时看来或许是个小瑕疵，但在今天，这些毛发却成为了珍贵的DNA样本。
除了脸模，奥本杏花还特意为鲁迅先生的双手制作了模型。她说，一个作家的手比他的脸更能说明问题。那双写下了无数文字的手，也应该被永远保存下来。
在场的人中，有一位是上海医学院的教授。他立即意识到这些毛发的科研价值，建议将其妥善保存。于是，这些珍贵的遗传物质被小心翼翼地封存起来。
与此同时，一位在场的摄影师用当时最先进的相机，为整个制作过程拍下了珍贵的照片。这些照片后来被收入了《鲁迅先生纪念册》，成为了重要的历史档案。
制作完成后，奥本杏花将脸模和手模包裹在特制的防潮布中。这些模具后来被送往上海美术馆保存，成为了研究鲁迅先生容貌特征的重要实物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模具的材质经过特殊处理，能够长期保存而不变形。八十多年过去了，它们依然完好如初，甚至连那些细微的皱纹都清晰可见。
在现代科技发展的今天，这些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有了新的研究价值。科学家们通过对保存下来的毛发进行DNA分析，不仅能够了解鲁迅先生的遗传特征，还能研究那个时代人们的基因特点。
四、超乎寻常的告别仪式
1936年10月22日的上海，天气阴沉。虹口区山阴路上，人群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就是为了向这位文学巨匠作最后的告别。
在鲁迅的灵堂前，一块普通的白布幅上只写着＂鲁迅先生灵堂＂七个字。这是遵照他生前的遗愿，一切从简。但是前来悼念的人群却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当天上午，就有一群来自东京帝国大学的留学生专程赶来。他们带来了一幅用日文写就的挽联。这些学生中，有几位还是鲁迅在仙台医学院求学时的同学的子女。
紧接着，一个特殊的送别仪式在院子里举行。几位日本文学家手捧着樱花，用日语朗诵起鲁迅的作品。这是他们商量后决定的特别纪念方式，因为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就特别喜爱樱花。
下午两点，一群来自北京的学生代表到达。他们带来了一面绣着＂民族魂＂三个大字的锦旗。这面锦旗是由北京几所大学的学生集资制作的，上面还附着数千名学生的签名。
在悼念队伍中，还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面孔。当时在上海避难的德国作家艾伦堡带着一束白玫瑰前来。他说，虽然语言不通，但是通过翻译阅读过鲁迅的作品，深深被其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所打动。
更令人惊讶的是，几位来自美国的传教士也来到了现场。他们中有人曾经和鲁迅有过书信往来，讨论过中国的教育问题。这次专门带来了用英文翻译的《阿Q正传》，放在灵前表达敬意。
到了傍晚，整个虹口区的街道都被悼念的人群占满了。有人开始自发地朗诵起鲁迅的作品。一时间，《野草》、《朝花夕拾》中的句子在街头巷尾回荡。
当晚，一个令人动容的场景出现了。数百名平日里在这条街上做小买卖的小商贩，自发地熄灭了店铺的灯，点起白蜡烛，默默地站在店门口。这些市井小民，大多读不懂鲁迅的文章，但他们知道：这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先生。
次日凌晨，一群来自绍兴的同乡带着家乡特制的黄酒前来祭奠。按照绍兴的习俗，他们在灵前洒了三杯酒，然后用乡音唱起了绍兴的小调。
这场持续了近48小时的悼念活动，成为了当时上海最引人注目的新闻。据《申报》记载，前来悼念的人数超过了十万，创下了民国以来文化人物葬礼的参与人数之最。
尤为特别的是，在这些日日夜夜里，竟然没有发生任何秩序混乱的事件。每个人都安静地排队等候，低声交谈，像是在完成一项庄严的仪式。这种秩序井然的场面，在当时的上海是极为罕见的。
五、永恒的精神遗产
1936年10月23日，鲁迅先生的遗体被安葬在万国公墓。这个选址颇具深意：万国公墓位于上海虹口区，是当时上海为数不多的公共墓地之一，安葬着来自世界各国的人士。
安葬当天，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几位在上海的外国记者自发组织了一个简单的仪式。他们用英语、法语、德语等多国语言，轮流朗读了鲁迅作品的译文片段。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第一次有作家获得如此国际化的追思仪式。
而在墓地的选址上，也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原本，当局为鲁迅安排了另一处风水宝地，但许广平坚持选择了这个位置。这里靠近鲁迅生前常去的内山书店，在某种程度上，这里也成了他精神遗产的一个重要载体。
1937年初，一座简朴的墓碑竖立起来。碑文极其简单，只刻着＂鲁迅先生之墓＂六个字。这完全符合鲁迅生前＂一切从简＂的遗愿。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里成了文化人心中的一处特殊地标。
1939年，一个特别的保护计划悄然展开。为了防止战争对墓地的破坏，一群文化界人士组织了＂鲁迅墓地保护委员会＂。他们昼夜轮值，确保这座墓地不受损害。即便在最艰难的时期，这里也始终保持着整洁。
1951年，上海市决定在鲁迅故居建立纪念馆。这座纪念馆的选址就在他生前居住过的内山书店附近。在清理故居时，工作人员发现了许多珍贵的手稿和物件，其中包括他最后使用的那支钢笔。
纪念馆的筹建过程中，有一个令人感动的细节。当时的上海还处在百废待兴的状态，但市民们知道这件事后，纷纷捐献出自己收藏的鲁迅作品和相关物件。其中有一位老人，捐出了一封鲁迅在1927年写给他的亲笔信。
1956年，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首批展出的文物中，有一件特别引人注目：那就是奥本杏花制作的脸模和手模。这些模具被精心保存在恒温恒湿的展柜中，成为了研究鲁迅相貌最直接的实物资料。
到了1980年代，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些遗物有了新的研究价值。科研人员利用现代技术，对保存下来的毛发进行了DNA提取和分析，这为研究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提供了珍贵的科学依据。
如今，鲁迅纪念馆已经成为上海重要的文化地标之一。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访客前来参观。在纪念馆的登记簿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签名，见证着这份精神遗产的永恒价值。
这里不仅保存着实物，更保存着一段历史。从最初的墓地，到后来的纪念馆，再到今天的文化基地，鲁迅留下的遗产，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文物范畴，成为了一种活的文化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