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木木
《五禽戏》《八段锦》至今都是广为流行的“体育疗法”，通过体育活动锻炼身体，能达到舒展筋骨、活血化瘀、疏通经络、修身养性等治病的疗效。
能把普通活动发展成疗法，老祖宗早就将体育竞技发展成了一种文化。那么它究竟是怎么逐步兴起的呢？
古代丰富的体育竞技活动中国古代体育竞技是一种依存于时令、依存于世俗生活的实践活动，它呈现出一个从自在到自为的演化过程，由此回应着中国古人对体育竞技活动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循序渐进体认的历程。
正同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繁荣昌盛相一致，中国古代体育竞技文化也极为丰富多样，如射艺、球艺、棋艺和举重、角抵、拔河以及竞渡等。
至于民间更为活泼繁多的娱乐游戏与竞技活动，有民俗学者竟归结出九大类，即：儿童游戏、斗赛游戏、季节游戏、歌舞观赏游戏、杂艺游戏、智能游戏、驯化小动物游戏和助兴游戏以及博戏等。
如果说，走跑、射箭、投壶、舞蹈、游泳和导引以及划船、角抵、蹴鞠、对弈等，是上古时代体育活动主要的运动形式，这些运动形式的萌生与定型同社会劳动实践、战争训练和宗教活动等是密切相关的。
那么，伴随社会历史的发展，社会生产活动、军事训练活动、异族文化交流活动和宗教祭礼活动等有了新的提升。
特别是伴随社会礼乐教化的日趋完善、城市生活的繁荣与宫廷娱乐的强化，在中古时代，蹴鞠、马球、角抵、龙舟竞渡、围棋和象棋等新型游艺项目则成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体育竞技活动。
而由于民间文化因素的活跃与强劲，传统的蹴鞠、击球和捶丸这些体育活动因竞技性、娱乐性减弱而日渐衰微，角抵、龙舟竞渡、棋类、荡秋千、放风筝、举重和跳百索等体育活动在民间反而得到普及与发展。
可见，中国古代体育竞技文化与社会世俗生活实践呈现为一个联动的整体。它没有西方体育那种强烈对抗性的形式，而是注重体育文化本身的礼仪性、实用性、娱乐性和游戏性，它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为一个人文原生态的整体。
劳动实践的涵养衣食生产的劳动实践是原始先民最主要的社会活动，劳动及其工具的使用技能是体育竞技文化源起的重要因素，劳动实践起源说也是艺术和体育文化起源观中最为典型和流行的一种观念。
毕竟体育竞技文化所需的灵活手脚、腰身和健全智能都是在原始先民长期的采食活动、狩猎活动或农耕活动中涵养起来的。
可以说，生存劳动实践的积累与发展是古代体育竞技文化、游戏文化萌生的先在条件。
在逻辑意义上说，身心活动形式、脱离纯粹谋生功利目的身心活动教育与传承，同当今的体育文化活动是基本一致的。
甚或说，现代意义上的体育竞技文化的萌芽样态总是与原始劳动形态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千丝万缕联系。
当然，其间有着从功利性到非功利性、从存在共生性到形态独立性、从粗糙低级到精致高级等诸多复杂微妙的中介演化环节，许多社会文化因素势必会渗透、影响中国古代体育竞技文化的衍化与发展。
要强调的是，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不同的体育文化类别，它们的衍生与发展的具体情形是不同的，不能一概而论。
正如马克思针对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之间的不平衡关系在方法论意义上所说的那样，“困难只在于对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一旦它们的特殊性被确定了，它们也就被解释明白了。
经考古发现，丁村人文化遗址、许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或多或少的石球已证实为原始人类的狩猎用具，而在西安半坡文化遗址中除了出土大量石球外，还在幼儿墓中发掘出石球与陶球。
这些考古发现颇能引发我们无尽的原始图景想象，其间不仅拉带出由狩猎工具到游戏用具的嬗变痕迹，而且隐含着成人向孩儿传承生活经验的教育场景。
像龙舟竞渡的民族体育文化，起源观就有争战、争食和祭祀等诸说，但不管怎样，龙舟竞渡体育事象所涉及的竞力、划船技巧和团体合作等体力、能力都是在长期渔猎活动中锻炼累积起来的。
至于射艺体育文化，射猎活动与游猎体育之间又能有多少不可跨越的实质性沟壑呢！
在工具简陋、生存艰难的远古时期，不可能先有独立存在的体育文化，作为社会文化发展繁荣标志之一的体育活动必然是从人类始基的劳动生存实践中衍化出来的，正是远古先民的劳动生存实践涵养了后来名目繁多、异彩纷呈的体育文化。
娱乐活动的激发文艺审美起源于劳动，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文艺观念。
文艺审美的精神能力与生产劳动所需的精神要素具有一定的同源性，即使是文艺审美所牵涉的身心活动与劳动实践的身体行为同样都是现象学意义上的身心一如的身体活动。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身体本能暗合节律，劳动实践中天然有着游戏的文化因子，诗乐舞原本一体，《吕氏春秋》中记载的“葛天氏之乐”就是佐证。
包括劳动实践在内的身心活动能够满足人们生理与心理的双重需要，这种对象化的生命活动所内含的意义与价值终究会被人们体认到，“当这些身体活动的意义一旦被人们所认识，就会很自然地同开始的本能活动区分开来，而形成原始的体育形态。”
可见，娱乐游戏的精神冲动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包括体育竞技在内的各种文化创造。从先秦到西汉时期，娱乐体育活动的兴起就为后世的娱乐体育活动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自此，娱乐体育活动的项目种类与总体数量愈发繁多、兴盛，并呈现出结社组织化、组办官方化、运行季节定型化的趋势。
娱乐活动的激发不仅是传统民族体育的源起活力之一，同时也是促进传统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
这些文化创造是极为丰富的，民俗学家乌丙安先生从中指认了“游艺民俗”：“凡是民间传统的文化娱乐活动，不论是口头语言表演的还是动作表演的、或用综合的艺术手段表演的活动，都是游艺民俗。当然，游戏、竞技也不例外。”
游戏、竞技都有文化娱乐的精神内涵，并且这种精神内涵不是后天人为赋予的，而是先天内有的。
像作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样式，古代蹴鞠就是一种“鞠戏”，“蹴鞠始为游戏，后用于军事训练。蹴鞠正式列于兵家，约始于汉代。
这些史料都说明，蹴鞠一直被作为军事训练的一种方式而存在。”现代足球就是从蹴鞠脱胎而来的。
尤其是蹴鞠之戏中的“白打”，即不求对赛射门，而以各种花样技巧性见长的玩法更足以见出其娱乐性的文化特质。
“秋千之戏”同样是以轻盈灵巧为特质的娱乐游戏，虽说在源起上荡秋千或可始源于生存劳动实践，但不能漠视的是，“秋千之戏”应是原始先民早早发觉的体育娱乐活动之一。
此外，在起源问题上，古代拔河也有各种学说，而其中娱乐游戏心理冲动的内在激发并不能被其他学说泯灭，我们从唐玄宗时宫廷上千名宫女参与的拔河之戏中就能见出些许端倪。
虽然中国体育竞技的起源问题自古至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其中的“军事练兵”说有其优势，这种“优势”主要表现在两点上：
一点是，体育竞技涉及“体力”与“智力”的较量；另一点是，“体力”与“智力”较量的体育竞技有现场性的预演功效。
众所周知，在文艺的起源问题，有功利性实用目的早于精神性审美目的之说，对于大多体育竞技运动而言，同样也是军事训练功能优先于娱乐消遣功能。
武艺自不必说，像射艺、球艺、径赛、棋艺和角抵戏、赛舟与拔河等古代体育竞技运动大抵如此，它们总是这样那样地同战事有某种关联。
从有关术语上看，在体育竞技活动中，像“冠军”“前锋”“掩护”“突破”等常用术语，本来就源自古代战争；
而象棋和围棋等“棋语”，明显像是冷兵器时代战争的游戏性预演；至于武术与射箭，更是古代战争技艺化、程序化的文化再现。
结语：中国古代体育疗法史是体育、史学、医学三者的新交叉点，对体育疗法史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研究的学者和机构极少，而现实需要为体育疗法史研究创造了机遇。
因此从通史尤其是断代史中的秦汉部分，从交叉学科尤其是医学角度研究中国古代体育疗法史，研习经史子集和现代王俊奇、崔乐泉等学者作品较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