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日斤
宋代皇统延续艰难，绝嗣或即位新君幼弱、染疾等现象频发，因此屡屡造成皇权过渡危机，从而为太后参政提供了相应的契机。
与前代相比，宋代太后参政特点鲜明。首先，宋代太后参政、参政人次之多、时间跨度之长，史上罕见；
其次，宋代太后参政已经“合法”化、制度化，她们或遵先帝遗诏或经在位皇帝和大臣邀请而临朝听政，并逐步确立了完善的听政制度，为太后听政提供制度上支持和规范;
再次，宋代太后参政却不乱政，她们不仅谦抑制自制且严格约束外家，政治上更是倚重大臣，以图守成而治。
因此，在“女祸”观念充斥的传统社会，唯独宋代的参政太后及太后政治获得世人极大认可和高度评价。
宋代太后之所以能频繁地参与朝政，除皇权过渡危机这一客观契机外，还有其固有的礼法基础以及特定的时代条件；
而宋代太后政治能够长期保持良性运作，且有功于社稷，与士大夫的规制、家法的严密防范以及太后的自律有很大关系。
自始至终，宋代的太后政治都未曾脱离皇权所能容许以及士大夫所能认可的范畴。
宋代太后于皇权交替之际参政，有效化解了潜在的政治危机，维护了赵宋政权的稳定:她们竭力拥佑新君，保障皇权顺利过渡，确保了赵家天下的万世一系。
宋代太后参政不乱政且有大功于赵氏，故被后世树立为后妃政治的典范但宋代太后政治的“成功”，却是以后妃政治人格及权力的退化为前提。
宋代太后参政开启了后世女性政治的蜕变之路，在它的垂范之下，传统女性政治逐渐走向僵化、沉寂。
宋代太后参政契机与方式正统思想、史书中充斥着对女性参政的谴责和贬斥，但女性参政现象却是层出不穷。
她们以其独特的参政方式、独具女性特点的施政风格和对王朝巨大的影响，在历史的长河中翻涌着朵朵别样“浪花”。
在这些“浪花”中，宋代的后妃政治无疑又是最特别的一朵。
其所处的宋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正发生着根本性变迁，这就给参政的后妃们提供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历史舞台。
上演在这个舞台上的后妃政治，无疑同宋代社会变迁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与互动。
宋代的后妃政治断断续续几乎与两宋相始终，虽然总的后妃参政时间不算太长，但后妃参政的时间跨度之长，参政人次之多，却是绝无仅有。
在宋代，后妃频繁且“合法”的参政不但未引发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外戚专权、“武、韦之祸”。
反而在宋代皇统屡绝的情况下，有效地保障了皇权，其对宋代政局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在特定契机下，宋代太后通过独特的方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形成了有宋代特色的临朝听政制度，更以其鲜明的特点而为世人所瞩目。
但作为最亲密、距离皇权和政治最近的特殊女性群体，她们往往又不可避免地会参与到政局中去。
尤其是作为皇帝的母亲或祖母，凭借其长辈之尊在家国一体的政治体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话语权，她们的参与往往会对政局产生重大且深远的影响。
因时代条件不同，历朝历代太后参政的契机与方式也不尽相同。
宋代共计有十位太后参政，其中太祖母亲杜太后为间接干政，其余九位则是以临朝听政方式直接参政。
她们在历次皇权交接出现危机时，或遵先帝遗诏或由在位皇帝和大臣请求，被动地走上了政治舞台。
据相关史料记载，宋代共有十七位后妃参政，其中有十位是太后(包括皇太后和太皇太后)。大致来说，宋代太后参政有间接干政(或预政)和直接临朝听政两种方式。
间接干政的有太祖母杜氏，她在赵匡胤夺取帝位、建立北宋的过程中，多预闻政事、“尝与上参决大政”。
虽然隔着一道帘，但她们处在政治舞台最前端，以皇权守护者身份，同皇帝一起处理朝政，权势极大。
太后临朝听政是权宜之计，太后毕竟不是皇帝，垂帘听政之权不等同于皇权，名义上朝政还得要皇帝决策，故隔一道帘以示区别。
关于太后垂帘听政具体安排，宋代有了明确的制度规定，并在政治实践中不断被调整。
宋人在参决政务时爱谈“祖宗家法”“祖宗故事”，太后垂帘听政时也一样，往往要“依某某故事”来施行，这些“故事”便是过往太后听政时形成的制度规范。
从宋人所援引的太后听政故事来看，我们大体可以把它分作两类:一是所谓“天圣、元丰故事”，乃仁宗朝刘太后及哲宗朝高太后听政仪制。
因即位皇帝年幼，二人先后受先帝遗命临朝听政，且在宋代所有临朝听政太后中，她们二人享有的仪制规格最高。
此后，宋朝太后垂帘听政制度有所变革。
哲宗时高太后的御殿仪制又进一步变革，但刘太后这般规格的仪制在高太后时大多得到继承。
宋代太后参政的有利和制约其他立国时长与宋朝大致相仿的朝代，如唐朝仅2人，明朝3人，清朝3人，均远低于宋朝，除两汉 11外，宋朝参政太后人数为历代之最。
由此看来，宋代太后在政坛尤为活跃，宋代为太后参政的高峰期。
宋代太后参政的“合法”性，首先体现在她获得这项权力的途径上。
是为稳固赵宋社稷，而不得已暂时代行皇权，一旦条件成熟，听政太后大多能适时还政。
遵先帝遗诏临朝听政，是太后“合法”参政的途径之一。章献明肃刘太后既是其中代表，她还是宋代首位临朝听政太后。
站在后人的角度来看，刘太后乃宋代少有的颇具政治野心的太后，为巩固自身地位，她甚至采取过一些权谋手段。
但在当时，她得以登上政治舞台，确实不是她主动谋取的结果。
仁宗在她的“保养”之下，得以健康成长，就连一向反对她预政的大臣李迪，也不得不称赞她有“保养天子”之功。司马光对她更是赞赏有加。
究其缘故，除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伦理道德观念对女性参政固有的偏见、歧视外还与历代政治实践中，后妃参政常常导致女主乱政、外戚专权有关。
唐代高宗武皇后垂帘听政，以武周取代李唐、中宗韦皇后擅权乱政，并企图效仿武则天称帝，乃毒死中宗李显。
这些都被后世树立为后妃参政而乱政、外戚专权以篡国的典型案例，成为规训后妃、帝王的反面教材，女性政治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翻不了身。
但是宋代太后不仅没被指责为“牝鸡司晨”“女祸”，反而在当朝乃至后世受到较高的评价。
在诸位垂帘太后中诸如此类事情不一而足，也正是因为如此，在皇权交接的关键甚至危急时刻，宋代太后垂帘听政能发挥出它拥佑新君、稳定政局以确保皇权平稳过渡的巨大作用。
宋代太后参政的历史影响中国传统社会母子间天然的骨肉亲情，是托孤的最佳选择。
可见“母权”实乃太后参政“合法”性的一大根源。而“母权”的产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孝”文化又有密切关联。
对孝的理解又分为“事亲”与“爱亲”两层，既有物质上的赡养，还有情感及体现在行为、“颜色”上的尊崇和遵从。
在君主专制体制下，国常被视为某一姓之国，于帝王而言国事一定程度上就是家事，而家事往往也是国事。
而作为“家人”且是“家”中长辈的太后们，必然在“家事”上有着毋庸置疑的话语权和权威，她们参与或者恭请她们参与“家事”乃合情理之事，有时甚至是必要之事。
基于“家天下”的这种政治特性及孝道观念，太后凭借母后之尊，以过问“家事”的名义参政实难避免。
其参政行为，有着来自家庭伦理、政治伦理双重层面上的正当性，作为家中长辈的太后不但对朝政有发言权，而且她的意见应当受到尊重与遵从。
在传统社会的政治体制下，后妃参政不可避免，且随之而来的往往是政局与社会的动荡。因此，传统社会对女性预政的歧视与偏见被进一步放大，使得世人对其评价总体不高。
然后宋代频繁的太后参政，却获得了世人极大的肯定成为传统女性政治的典范。究其原因，乃是宋代后妃“多贤”，“世有母后之圣”，独宋人得享“母后之福”。
然而，传统女性政治在宋代并未获得进一步发展与成熟，而是上了一条蜕变之路，并最终走向沉寂。
宋代的太后之所以享有“仁贤”的美誉，其主要原因在于她们是在临危之际暂摄皇权，充当皇权的代理及补充，从而保障政局的稳定。
垂帘期间，她们又都心系社稷，尊奖帝室，对继统皇“拥佑扶持，恩意勤备”，确保了皇权的顺利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