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武帝币改至宋朝岁币交涉，再到清末巨额赔款，古代中国历史与白银紧密相连。白银曾是经济命脉和权力财富象征，但如今在中国，却难寻相应银宝。
白银在早期阶段即被投入使用，其应用历史久远，逻辑上作为货币与装饰品的双重角色，使用方式明确且广泛。
先秦时，白银多见于王公贵族宝库，与金、珠宝同为稀有装饰及珍贵礼品，鲜少作为货币流通，多被制成精美饰品，如剑柄镶嵌或高级礼仪祭品。
汉武帝登基后，白银命运转折。作为改革者，他革新货币系统，展现广阔视野与深远策略，意识到统一货币对强化集权与商业交流的重要性，遂下令铸银锡合金为白金货币。
白金币设三千钱、五百钱、三百钱三档，以满足大额至日常交易需求，提升市场便利与效率。其推广使白银由财富象征转为经济活动中的广泛流通货币。
宋朝时，中国货币制度迎新变，纸币“交子”四川首发，后广流通。尽管“交子”受欢迎，白银仍为核心货币，尤受上层社会青睐，且为国际经济交流关键。
宋朝白银非百姓常用货币，多用于大额交易与政府征税。日常小额交易，百姓多用铜钱与纸币。白银稀缺且昂贵，流通有限，主要在富商与官僚间使用。
宋朝政府视白银为对外交往及支付岁币的关键。因军事弱势，宋需应对辽及后金威胁，遂签条约支付岁币以保边境安宁，岁币含大量白银与绢帛。
1004年澶渊之盟，宋朝以白银和绢帛换取辽朝和平。物资数量庞大，白银价值高。至1141年绍兴和议，宋朝为维持和平，每年向金朝支付的白银和绢帛更多。
明清时期，白银广泛流通；然而，战乱频发导致大量白银损失，影响了经济稳定。
明清时期，白银经济作用凸显，作为货币广流通且为税收核心。白银成财富交易标准，市场商业活动多以其结算，涵盖粮食、布匹至土地买卖。
明末清初的连年战乱深刻影响白银流通，生产力遭重创，白银大量流失。张献忠四川之乱尤为典型，民变引发的大规模冲突导致四川社会经济遭受巨大破坏。
彭山县志详载战乱致白银丢失事件：张献忠四川作乱时积聚大量白银，撤离成都时欲乘船水路逃遁，计划败露后，江口遭明将杨展伏击，白银尽失。
月黑风高夜，张献忠船队缓行江面，载满白银、黄金及珍宝。明军伏击，小船速近大船，火箭火枪齐发。交火激烈，多艘白银船起火沉没，估计损失白银数十万两。
考古学家发现，明末清初时，此类事件频发。战乱频仍与政权更替导致白银储存流通受阻，大量白银因此流失。
白银外泄加剧了清朝的经济忧虑，清政府对此深感担忧，因货币流失直接影响国家财政稳定与经济安全。
清朝中后期，中国对外贸易，尤其是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显著增加。贸易扩展导致白银外流，引起朝廷高度，因白银是主要货币和财富，外流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和财政稳定。
嘉庆十九年（1814年），户部左侍郎苏楞额报告称，外国商人主要通过贸易和货币兑换，用西方银元（洋钱）购中国商品，再以高汇率换走白银，导致白银大量外流。
此做法致白银流失，减国内货币供应，致贬值通胀。白银为当时货币基础，持续外流加剧经济压力，市场短缺使政府难维财政运作。
苏楞额报告中指出，白银外流抑制部分地区商业活动，农民和小商人因货币短缺难购必需品，国家加印纸币以补充供应，却加剧了纸币贬值。
苏楞额建议政府限外币流通，增金银开采，强贸易监管，防白银外流，并加强外贸谈判，确保交易公平，降低白银支付比例。
政府采取措施如提高关税、限制进口来缓解白银短缺，但效果有限，白银外流问题依旧，持续威胁中国经济稳定。
近代白银的大量流失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与重大损失。
自鸦片战争始，中国步入挑战与苦难期，列强侵略加剧。外势力以战争侵华，迫签不平等条约，致白银大量外流赔偿与求和，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稳定。
《马关条约》与《辛丑条约》赔款庞大，重创清朝财政。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结束甲午战争，规定清朝向日本赔付2亿两白银，对财政紧张的清政府而言，是巨额开支。
1901年，《辛丑条约》（即《北京议定书》）签订，因八国联军侵华，赔偿4.5亿两白银，为《马关条约》两倍多，数年付清，持续重压清政府财政。
白银外流加剧国家财政负担并致市场短缺，清政府遂提高税收、削减开支以应对。短期虽缓压力，却加重民众负担，引发社会不满与动荡。
经济层面，白银大量外流导致货币贬值与通胀。作为货币体系基础，白银减少影响银元价值。货币不稳阻碍经济恢复，交易受阻，投资下滑，经济活动萎缩。
社会层面，经济衰退与货币不稳加剧不安，民众生活水平降，贫富差距扩。农民购种子农具需更多白银，因短缺致价涨，影响农业生产，加剧食物短缺，致饥荒流民，白银外流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