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州李子沟的黑彝奴隶主之死
1922年，西昌县礼州李子沟的黑彝奴隶主列额马达去世，列额马达在黑彝社会中地位显赫，他拥有的48户娃子奴隶一直是家族的重要经济资源。在他死后，由于没有直接的继承人，这些奴隶成了家族内部争夺的焦点。哈尔达阿火等家族成员首先站了出来，试图以家族资历和地位为理由，宣布这些奴隶归属于他们的名下。他们将这些奴隶视为等同土地、牲畜的私有财产，毫不掩饰自己的占有野心。
对于48户娃子来说，列额马达的去世原本可能意味着压迫之链的松动，继续成为财产被瓜分的局面显然不能令人心甘。而在日复一日的压制中，这些奴隶之间也逐渐形成了某种暗中的纽带。
曲诺吉武罗五和呷洛捷加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崭露头角。他们没有身份和权力，但他们迅速在奴隶之中串联情绪，鼓励大家不再被动接受既有命运。以曲诺等级为基础的奴隶们最先组织起来，他们在曲诺和呷西等等级的奴隶间传递共识：一旦哈尔达阿火等人顺利分割了列额马达的奴隶遗产，大家的状态还会如旧，继续默默承受压榨。
哈尔达阿火等人在族中资历深厚，有着强大的黑彝盟友和武装支持，他们对家族利益的敏锐触觉让他们迅速察觉到奴隶们的躁动。他们不仅加派人手监视奴隶，还调动家支中的枪手对一些“带头闹事”的奴隶进行恐吓甚至直接报复。在这种情况下，曲诺和呷洛采取了越来越隐密的联络方式，将分散的奴隶召集起来。
一开始，确实有人半信半疑，有些奴隶对反抗的结果感到害怕，尤其担心失败后会受到更加残酷的惩罚。但这种状态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哈尔达阿火家族以强硬态度争夺奴隶的传言越来越多，奴隶们感到局势已然失控，若再不采取行动，项上的锁链只可能越收越紧。很快，越来越多的奴隶加入到了曲诺和呷西等人的反抗阵营中。
“保护交通”的借口与孙子汶的插手
随着礼州李子沟反抗的持续发展，奴隶对黑彝奴隶主的斗争逐渐扩展到周边地区。曲诺、呷洛等人的行动引起了越来越多底层奴隶的响应，局势愈发动荡，原本以黑彝奴隶主家支为中心的旧有格局丧失了稳定，连带着周边村寨的经济和日常秩序也被波及。周围村落甚至传出消息，有些搁置下来的争产案件，因奴隶已四散或拒绝服从命令，直接沦为无解的局面。就在这样的纷乱中，当地的国民党川康军阀看到了干涉的机会。
驻扎在附近的团长孙子汶自黑彝奴隶主与奴隶们的斗争中嗅到了机会，他并未试图帮助黑彝家族恢复对48户娃子的控制，而是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量，提出将这些奴隶转移到更靠近大路的地方。这一动作，实际上是试图利用转移的过程架空黑彝奴隶主的权力，将这批劳动力控制在自己所掌控的地盘范围内。
当地黑彝家族对此颇为愤懑，但在当时孙子汶的军事实力和官方身份的压力下，表现出了隐忍和漠然。在转移的过程中，原先直接面对的黑彝奴隶主的强硬压制暂时消退，这给了反抗行动更大的追随范围和内部联系的可能。而孙子汶则开始有针对性地将“保护”这群奴隶的表述正式化，借用这批奴隶稳固其在地方的统治权。他设立了一套新的地方管理组织，将这些奴隶重新编入以保甲制度为核心的管理框架。
保甲组织的具体架构逐渐显现。孙子汶根据当地人口和分布，将黑彝奴隶主控制下的反抗者分成若干甲，每 甲约有20到30户奴隶组成，再将相邻的几甲合并为一个保，一保大约涵盖了70到100户人。
随着曲诺等人传递出的反抗信号扩展至更遥远的地区，原本受到统治的黑彝奴隶也开始起而反抗。逐渐地，周边更多的村寨由反抗行动驱逐掉了原有的奴隶主，有些地方的反抗者直接加入了“四十八甲”之中。
保甲制度的形成与运作
保甲体系的建立让“四十八甲”与其他普通地方管理体系截然不同。一方面，它在形式上脱离了国民党县政府的管辖，形成了一套由邓秀廷直接控制的治理架构。邓通过这一体系，构建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其“靖边司令部”成为“四十八甲”最终效忠的权力中心。另一方面，这套组织方式以军事管理为依托，带有防卫、自给自足甚至指令性生产的特点。
由于“四十八甲”组织内部权力的分层设计，外表上看似乎有一定的保护功能，尤其是对一些摆脱了黑彝奴隶主的人来说，曾经被奴役的惨痛经历让他们视加入这一体系为暂时的喘息机会。邓需要通过这一体系从民众中榨取资源，以维持自己的军队开支和个人权力的延续。
每年，这一体系的所有人户都被要求向邓秀廷缴纳粮食。粮食的数量根据家庭经济情况有所浮动，但最少每户也要缴五斗，多则需缴一石，主要以包谷和小麦为主。此外，“四十八甲”的人户还要承担多种杂役。邓家修建房屋时，百姓必须负责砍伐木材、搬运石块、抬竿柱墙等重体力劳作；邓家的牛羊需要人手看护，居民们也必须按季度轮流上山放牧。每三到四个月，行政区域内的家庭便要派出劳动力完成这样的任务，不论是底层娃子还是稍有积蓄的家庭，均需遵从。
除了农业和畜牧业相关的琐事外，采集柴火也成了“四十八甲”人的一项长久负担。几乎每家每月都得定期给邓府送去一捆柴，这是不可延误的命令，任何借口都可能招来严厉的处罚。若邓府宴客或办重要家事，人户还需要另外征集礼金和物资。邓家的男子成婚、女子出嫁或是逝者下葬时，无不对“四十八甲”的百姓成为一种额外的税收压力。甚至连邓家的日常菜园养护与晚宴采购，也往往需要保甲组织出人出力来完成。
邓秀廷的暴力扩张与黑幕
借助“四十八甲”这一体系的基础，邓秀廷将视线投向了更宽广的彝区，不遗余力地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邓秀廷曾多次率军直接进攻会理地区的黑彝奴隶主蔡长发，这位绰号“蔡三老虎”的奴隶主同样以严密的武装和残酷的统治闻名。蔡长发的地盘富饶而重要，控制着大片肥沃的土地和数量众多的奴隶。
邓秀廷每次胜利后，从蔡长发掌控的区域内掠夺大量奴隶，这些人往往被邓称为“小裤脚”彝人，他们和“四十八甲”范围内的奴隶一样，处于社会最底层。这些被掳走的奴隶成批押送到邓秀廷的控制区，有些直接归入“四十八甲”体系，为邓秀廷提供更多劳动力；而剩余部分则被迅速贩卖到远方，以此换取军费和其他资源。
对于那些摆脱了黑彝奴隶主的百姓来说，“四十八甲”的设立并没有带来真正的生活改善，他们只是从一个主子的枷锁下逃到另一个主子的手中，困境并未有丝毫纾解。
邓秀廷之死与“四十八甲”的困境
1944年7月19日，邓秀廷病逝于甘相营，终年56岁。“靖边司令部”失去了绝对的领导者，邓的直接继承人邓德亮虽名义上接管了权力，但由于是养子，威信不足，难以稳住局面。加之邓秀廷在“四十八甲”长时间的统治中形成了强烈的个人符号，其死亡带来的权力真空让整个体系的运行出现了明显的不安。西康省主席兼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迅速派出赖执中前往甘相营，身为专员的赖执中不仅承担了邓家治丧的部分事宜，也负责处理军阀体系的善后问题。
甘相营很快成了外界关注的焦点。邓秀廷的宅邸内外挤满了前来参与丧礼或表达哀悼的各类人群，尤其是“四十八甲”区域内的彝族百姓聚集数量最多。长时间以来，邓秀廷的权威在“四十八甲”辖区内已成为一种特殊的象征，无论百姓如何评价他的统治，他们始终需要依附于他。而在传统观念深厚的彝区，人们长期生活在等级制度之下，习惯于将权威和庇护紧密联系，以至于即便是饱受剥削的百姓，也在潜移默化中认同了邓秀廷的不可替代性。
数千名彝族百姓日夜哭号，聚集在邓家的宅子前后。许多人身着传统服饰，送来各式礼物，不少人还主动请缨参与丧礼事务。他们背柴、烧火、抬木头，无条件服从于邓家和葬礼组织者的需求。整个过程持续了一个多月，邓家院内的灵堂前香火不断，上百头牛羊被宰杀，数不清的粮食被用来制作祭奠用的食物。
邓秀廷的葬礼最终得以顺利完成，但他的死却将“四十八甲”的权力结构推入了紧张的边缘状态。邓德亮虽然名义上继承了邓秀廷的职位，但他毕竟缺乏邓的经验与权威，面对越来越复杂的政权过渡局面，难以迅速形成有效的机制，最终他因为对抗解放军而被处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