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现代民主的兴起标志着人类政治演化的新阶段。19世纪以英、美为代表的古典资本主义模型，特点是小政府与自由放任的管理方式，即“小政府大社会”模式。然而，20世纪以来，欧美国家政府规模大幅扩张，美国学者约翰·沃克与哈罗德·瓦特在《美国大政府的兴起》中揭示了这一变化。
2、不仅美国，所有欧美主要国家都出现了大政府的趋势。尽管美国相对接近小政府模式，其政府收入占GDP比例已达30%，而许多欧洲国家这一比例高达40%～50%，甚至更高。这表明欧美国家已不再是19世纪的古典资本主义模型，政府职能与规模显著扩张。
3、20世纪在欧美国家内部，民主社会主义的观念与实践取得了显著进展。这一时期，政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实施了更多的危机干预和宏观调控，并制定了更全面的管制政策。
4、这些变化塑造了一种与早期古典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社会模式。因此，尽管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西方世界常将20世纪视为“资本主义胜利”的世纪，但实际上，20世纪更应被视为古典自由主义衰落和民主社会主义兴起的世纪。
5、这种变化的原因一方面与工业革命发展过程中的社会需求有关，另一方面与现代民主的兴起密切相关。19世纪，欧美主要国家实行的是古典资本主义模型，政治上只有少数精英拥有投票权，公共政策以古典自由主义为主，强调个人权利至上、私有产权保护和自由放任主义，政府规模较小。
6、然而，从19世纪到20世纪，欧美国家经历了重大转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精英投票模型转向大众投票模型，普通平民和工人阶级获得投票权，推动了现代民主的发展；二是政府管理与公共政策领域出现了大政府的兴起，政府开始积极介入经济与社会生活，放弃了自由放任主义。
7、这两种转型有内在逻辑联系。投票权的普及改变了选民与政治家的互动方式，最终导致自由放任主义的衰落和大政府的崛起。普通选民更倾向于政府提供更多社会福利和公共产品，但政府的资源主要来自财富转移。当一部分选民对政府提出比较多的社会福利与公共产品需要时，成本更有可能是另一部分选民承担的——尤其是在累进所得税等制度创新出现之后。
8、在投票权普及的背景下，政治家与政党的竞争也会影响到这一大转型。因为竞争日益激烈，他们必须吸引普通选民的支持。一个典型案例是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在二战后的大选中输给了工党。《贝弗里奇报告》提出建设全面福利国家的建议，受到普通阶层欢迎。保守党认为财政不足，而工党全盘接受，提出相应政治纲领，赢得了更多选民支持。这表明，不能迎合多数选民诉求的政治家和政党可能在选举中失利，这种机制当然会推动大政府与福利国家的兴起。
9、在19世纪，以英美为代表的古典资本主义国家模式逐渐转向现代民主国家转型的第一个维度，是向公共服务型国家的转型。这一转变的核心是从“守夜人国家”——即政府职能极小的状态——逐渐扩展到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服务和社会福利。
10、例如，19世纪上半叶的巴黎由于工业革命导致人口激增，但公共基础设施如下水道系统严重不足，最终政府不得不承担起提供这些基础设施的责任。这种转变不仅满足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也反映了普通民众的需求，特别是在投票权普及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直接影响到民众的选举行为。此外，政府还逐渐成为基础教育的主要提供者，公立学校取代了教会学校和私立学校，成为主要的基础教育机构。这一系列变化标志着政府职能的扩展和公共服务型国家的兴起。
11、转型的第二个维度是向社会福利型国家的转型。所谓公共服务型国家，基本上是无差别地服务于一般社会公众，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基础公共服务设施与公共产品。所谓社会福利型国家，是指国家开始为那些特别需要帮助的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包括收入较低阶层、身体残障者、年老者、无力就医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特定帮助、救助与福利。
12、社会福利政策及其待遇过于优厚，往往容易导致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容易导致“懒人病”。二是容易导致政府财政负担与社会负担过重。高福利意味着高财政支出，高财政支出意味着高税收。因此，在这种高福利模式下，固然人们享受着高福利带来的好处，但同时需要承受非常沉重的税负。
13、转型的第三个维度是向危机干预型国家的转型。在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兴起之后，西方国家政府从过去对经济危机置之不理、熟视无睹的自由放任型政府，变成了一个面对经济危机就要考虑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的政府。
14、转型的第四个维度是向政府管制型国家的转型。19世纪的英美国家还是典型的自由放任型国家，但到了20世纪下半叶却变成了政府管制型国家。比如对药品等严格的政府管制以及各种资质许可制度等。
15、总体上，以英美两国为代表，从19世纪古典资本主义的小政府向20世纪的大政府转型，固然有许多经济、社会和技术的原因，但其中的主要驱动力是投票权的普及与民主的兴起。正是在民主的驱动下，以英美为代表的欧美主要发达国家逐渐完成了向公共服务型国家、社会福利型国家、危机干预型国家与政府管制型国家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