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昆体良主张修辞学的知识与美德必须一致，认为演说的技艺包括认知（知识）和伦理（美德）两个方面。他提到演说中常涉及正义、勇气等观念，这些都需要通过“选题”（Invention）和“文采”（Elocution）来处理。
2、昆体良在《演说术原理》中讨论了五大命题：发明（invention）、谋篇（disposition）、文采（elocution）、记忆（memory）和陈述（pronunciation），这些命题与美德有关，是西塞罗提出的，昆体良在沿用时赋予了它们新的意义。
3、第一，“发明”指的是在讨论或论点中确定一个话题或论点。选择的话题应该是值得讨论且有话可说的。昆体良认为，选择话题需要有价值判断，这涉及到美德。例如，讨论“不该出卖朋友”涉及“忠诚”或“友谊”等美德。如果选择错误的话题，如“人应该出卖朋友”，即使演说雄辩，也会暴露出缺乏德性。
4、第二，修辞中的“布局”或“谋篇”是指将观点或内容以合适的结构组织起来，现代称之为“结构逻辑”。演说作为公共说理，要求条理分明、结构连贯、合乎逻辑、概念清晰、理性陈述。理性和逻辑被视为美德，反之则表现为不讲理、强词夺理、逻辑混乱等恶行或恶习。
5、第三，“文采”或“语言表达”强调了在表达观点时应遵循的礼貌、尊重和教养原则。文采不仅仅是技巧和辞藻的堆砌，更重要的是表达真实的情感和内容，实现“文”与“质”的统一，文采和质朴的平衡是成为有美德之人的关键。
6、第四，“记忆”指的是演说者要记住自己准备说的话，不要照章宣读，记住了要说的话，说话时才能眼睛看着听众，而不是漠视听众，只顾念稿子做报告。
7、第五，“陈述”指的是在演说时兼顾自己的语音、语调、手势、面部表情。自己说话时要庄重有礼，不要轻浮油滑；听别人说话时要认真诚恳，不要心不在焉，更不要做出鄙夷不屑的神情，面带嘲讽的假笑。
8、古典修辞实践的五个方面强调了良好的话语交谈和说理风气在国家中的重要性，这有助于优化政治文明和社会风尚，并提升全体人民的道德文化水平。罗马的修辞理论是修辞学历史上的一个高峰，其实践随着时间发生了变化。
9、自16世纪以来，修辞课本逐渐删减了“记忆”部分，并缩减了“口头陈述”部分，而修辞课程主要集中在培养写作能力上。尽管技能性要求有所调整，昆体良修辞学中强调的演说技艺与公民美德的结合，以及修辞中技能与道德并重的理念，仍然是其最重要的知识遗产。
10、共和公民美德（自由、诚实、说真话、逻辑理性、人的尊严和相互尊重）对专制统治构成潜在挑战。昆体良在讨论这些美德的政治作用时表现谨慎，因其在专制暴政下需安身立命。他的政治软弱被视为明哲保身，虽可能被视为政治污点，但其妥协情有可原。
11、昆体良的《演说术原理》写作于罗马皇帝图密善统治的晚期。图密善是一位以残暴著称的皇帝，他统治后期越发残暴，对罗马人的思想进行严密监视，导致政治权力和社会风气极度腐败。图密善任命自己为“永远的督察”，负责督察公共道德。
12、图密善的父亲韦帕芗已经开始不信任哲学家，而图密善更是将驱逐哲学家扩大到几乎所有哲学家。这种行为并未遭到普通罗马人的反对，反而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因为普通人对哲学家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和反智倾向。昆体良在韦帕芗和图密善的统治下都与哲学和哲学家保持距离，以明哲保身。
13、昆体良在修辞学中通过隐蔽但坚持的方式保留了哲学的美德诉求。他以“修辞学家”的身份与哲学家或公知保持距离，这种身份在体制内相对安全。关键在于这种身份下的知识活动性质，有的学者只关注自己的专业领域，不关心外界；而有的则利用学术专业，间接影响社会向好的方向发展，这种行为构成了隐秘的学术政治，是昆体良《演说术原理》的重要部分。
14、昆体良在《演说术原理》中提出了“完美的演说者”的理想，他认为这样的演说者能够使修辞学具备取代哲学的能力。昆体良设想修辞学有一天可以完全替代哲学，并指出虽然修辞学需要借鉴哲学的一些内容，但演说家不仅能够深刻理解这些内容，还能用言语最有效地表达它们。
15、在第12卷中，昆体良更加明确地表达了对完美演说家的期待，希望他们的艺术能够物归原主，并批评了哲学对修辞学的傲慢态度和败坏行为。他坚持认为，完美的演说者不仅应具备优秀的修辞技能，还应拥有和实践美德。
16、尽管表面上与专制皇帝不喜欢的哲学保持距离以示“政治正确”，昆体良实际上在修辞学教程中继承了道德哲学的主张。他不同意一般观点，即修辞的目的无关紧要，只要能说服公众、赢得诉讼或在政策辩论中占上风，就是好的修辞。昆体良认为，好的修辞不仅仅是成功的、有效的，还应具备正当的目的。
17、昆体良认为修辞有两个方面：正当性和有效性。正当性的区分标准是好与坏、善与恶、是与非；有效性的区分标准是利与不利、有用与无用、有益与无益。理想情况下，正当性和有效性是一致的，但在现实中它们常常矛盾，此时正当性应优先于有效性。这是昆体良在古代修辞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创见。
18、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演说术和修辞学持有负面看法，认为它们是“拍马屁”的手段，能够操纵大众心理，导致真理被掩盖。这种观点导致了对智者和修辞学家的普遍成见，认为修辞学只是语言技巧，忽视了真假之分。
19、然而，昆体良对修辞学持积极态度，认为它能够培养人的理性思考和判断能力，强调演说家应根据不同的听众调整劝说策略，以达到有效沟通的目的。
20、今天，公共说理课程继续教授两种论证理由：道德价值和利益功利。选择使用哪种理由取决于说理者对情境的判断力，这种能力被昆体良视为演说者的美德。这种实践智慧符合现代公民素质教育要求，因此在大学课程中仍受重视，也是《演说术原理》持续吸引人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