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6岁的贺子珍参加了革命，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1928年，贺子珍和毛主席在井冈山结婚，从那以后，他们一起在革命的道路上并肩作战。1937年底，贺子珍远走苏联，渐渐离开了革命阵线。

不难看出，贺子珍革命生涯的大半个时期都是和毛主席共同度过的，毛主席见证了贺子珍的革命历程。

如果要问，谁最了解贺子珍革命生涯中的艰辛和曲折？谁最了解贺子珍为革命作出的贡献？这个人非毛主席莫属。

1947年，贺子珍从苏联回国。此后，毛主席对贺子珍的关心一直都在持续着，直到他生命的终点。

毛主席之所以关照贺子珍，一方面的原因是毛主席顾念他和贺子珍十年的“夫妻”情分，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毛主席对贺子珍这位昔日的“革命战友”有着深深的体恤之情。

1953年，毛主席见到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时，曾动情地说：“子珍同志是吃了苦的，她16岁参加革命，17岁入党......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子珍同志确实是吃了苦的。”

1925年对贺子珍来说是特别的一年，这一年，年仅16岁的贺子珍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正式加入了革命组织。

几十年后，当年英姿飒爽的贺子珍已经是一位年迈的老人，回想起入团时的那一幕，她的心情仍然非常激动，深情地说：

现在入团、入党都要个别举行仪式，在团旗下、党旗下宣誓。我当年入团、入党，是秘密、个别进行的。也没有写入团、入党申请书，只是口头提出，由介绍人个别谈话，传达支部的意见。以后同党组织是单线联系，由党组织指定专人向我传达支部意见，布置工作任务。

说这段话时，贺子珍仿佛回到了意气风发的青春时代，被岁月布满沧桑的脸上突然充满了朝气蓬勃的气息。

1926年，贺子珍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刚刚入党不久，她就进入家乡江西永新县的政治夜校学习，以适应不断发展的革命形势。

当时，贺子珍白天在学校学习文化知识，晚上在夜校学政治、学理论，整天忙得不可开交，早出晚归。

妹妹贺怡总是跟在贺子珍身后，姐姐干什么她就干什么，姐妹俩同进同出，昼夜形影不离地待在一起。

贺子珍的父亲贺焕文、母亲温吐秀每天都看不到两个女儿的身影，久而久之，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害怕女儿们在外面干革命，一不小心被别人抓起来，性命不保。

有一天，外面的天色已经漆黑一片，贺子珍、贺怡还没有回家，贺焕文、温吐秀的心一直七上八下的。

等到姐妹俩叩开家门，贺家父母终于松了一口气，同时心急火燎地把藏在心里很久的担忧说了出来：“你们要再这样下去，趁早出嫁算了。”

贺子珍心平气和地向父母亲解释：

革命是一定会成功的！你们看，就在我们县里，有多少人都行动起来了，全国也是这样，只要全国老百姓人心齐，土豪军阀还有打不倒的？到那时候，我们就要过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好日子啦！

17岁的贺子珍语气是那么坚定，似乎对“革命终有一天会胜利”这件事没有一丝怀疑。那时，还没有成年的她就笃定地坚信，只要抱着心中的信念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就一定会看到革命的曙光。

在贺家父母心里，他们的女儿贺子珍一直是一个有主见、有坚强性格、坦坦荡荡的人。他们愿意相信女儿选择的路，也愿意相信女儿投身的革命事业一定会成功。

于是，贺焕文、温吐秀点点头，赞许地看着贺子珍。看到父母亲这么开明，贺子珍耐心地给他们灌输革命思想，想把他们也拉进革命队伍：“支援革命，人人都有份，你们也应该想想，拿什么行动来支持革命。”贺焕文、温吐秀牢记了女儿的话。

1926年7月，贺子珍收到消息，让她到龙家祠参加永新县第一次党员大会。贺子珍到了龙家祠，惊讶地发现了妹妹贺怡和哥哥贺敏学也是参会的一员，她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早就悄悄地加入了共产党。

从那以后，贺家三兄妹在革命的风风雨雨中并肩战斗。

1927年，贺子珍跟随农民自卫军来到井冈山。1927年10月，秋收起义失败后，毛主席率领剩下的队伍也登上了井冈山。他们在这里相遇了。

相识后，时间长了，接触多了，同样对革命充满火一样热忱的毛主席和贺子珍，他们的心靠得越来越近。

有一天，毛主席向贺子珍袒露心声：“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经过这几个月的了解，毛主席表现出的革命者的勇气和成熟，也深深地吸引了贺子珍。

1928年5月，毛主席和贺子珍结婚了。

在红军中，贺子珍是三位女军事指挥员中的其中一位。

结婚后，贺子珍的工作是照顾毛主席的衣食起居，担任毛主席的生活秘书、机要秘书。

与此同时，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的重要文件也归贺子珍保管。贺子珍把它们小心翼翼地放在卧室的两口铁箱子里，这些文件就是她与敌人斗争的武器。

以前，贺子珍一直活跃在战斗前线，真刀真枪地和敌人拼杀，被人们称为“双枪女将”。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贺子珍卸下了枪和弹夹，每天在办公室处理各类文件，过去那个气概不凡的指挥员离她越来越远了。

1931年11月在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女红军合影，后排右一是贺子珍

面对枯燥、单调的工作，贺子珍的内心是有挣扎和斗争的。

每当她感到沮丧的时候，毛主席总是耐心地开导她：

你别以为只有上前线才是锻炼，上学才是提高。搞后勤工作同样锻炼人。我没有上过大学，我们许多军队的领导干部，也没有进过军事院校，他们带兵打仗，同样干得出色。

贺子珍听了毛主席的话，心里的纠结也烟消云散了。

在漫长的年年岁岁里，贺子珍除了整理文件，还需要搜集报纸。

井冈山时期，毛主席想获取外界的讯息十分困难。为了让毛主席及时了解到国内外的重要新闻，贺子珍是下了一番苦心的。

那时候，井冈山上的居民所需的生活用品、物资经常是从上山的小贩手里购买的，而小贩们上井冈山需要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因此，愿意冒险的小贩比较少。

贺子珍想尽各种办法和来往井冈山的小贩们认识，并建立长久的联系，拜托他们多送些报纸上山，还告诉他们：“各种报纸都可以，要是带来《申报》、《大公报》，价钱更高。”

《申报》、《大公报》是当时全国影响力比较大的两家报纸，毛主席能够从上面得到许多有价值的讯息。

贺子珍买到报纸，第一时间就给毛主席送去。毛主席一看到报纸，眼里会闪烁着热烈的光芒，心急地拿过来浏览，他经常一边浏览一边感慨：“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天下大事尽收眼底呀。”

每次看到毛主席专注地看报纸的样子，贺子珍都会露出开心的笑容，感觉自己收到了丰厚的回报，这种回报带给她的满足是巨大的。

毛主席正是依靠报纸上的信息，以及其他渠道获得的消息，筹划一个又一个重大的决策，这里面也凝结着贺子珍的一份贡献。

从1928年到1933年，贺子珍一直从事着整理文件、搜集报纸这类的日常工作。井冈山时期，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的文件由她收存；中央苏区时期，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文件也由她收存。除此之外，毛主席的生活也一直由她照料。

可以说，在那些年里，贺子珍和其他战友一样，为革命事业倾注了精力和汗水，寄托了理想和追求，付出了赤诚和努力。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清流被敌人占领，连城、石城、宁都、兴国都没有保住，中央苏区根据地不断遭到攻击，地盘越来越小。

当是，由于党内的左倾错误路线，毛主席一直处于孤立的状态。但在事关红军命运的危急关头，毛主席的心情仍然十分沉重。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红军形势越来越严峻、战事危急的时候，毛主席患上了疟疾，病倒了。病中的毛主席要忍受身体的不适，同时也为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前途忧心不已。

也许是过于操劳、心里的忧虑实在是太多，毛主席连续好几天高烧不退，脑袋昏昏沉沉的，意识不清醒。

那段日子里，贺子珍一直守在毛主席身边，彻夜照顾他，把湿毛巾一次次放在他的额头，试图降低高烧。在贺子珍不眠不休地照顾下，毛主席的高烧退了，身体慢慢好转。

有一天，毛主席的身体有了力气，轻轻地坐起了身来，他知道这几天都是贺子珍日夜在他跟前守护，一定很劳累很辛苦，注意到贺子珍的脸色不太好，毛主席爱怜地说：“这几天把你搞苦了。”

贺子珍嘴角牵起一丝微笑：“你身体好了，再累我也高兴。”

说完，她又关切地说：“你想吃点什么？我去弄。你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毛主席说：“口干得很，弄点粥喝吧。”不一会儿，警卫员便把粥送了过来。

毛主席惦记着前线的战事，一边喝粥一边问贺子珍：“这几天送来了什么文件、电报没有，前线有消息吗？”

贺子珍担心毛主席身体刚刚好一些，如果这时候再累着了，身体会吃不消，于是劝说道：“你身体刚好些，就养两天吧，别为这些事操心了。”

毛主席知道贺子珍的心思，准备自己下床看看办公桌上有没有送来的文件。贺子珍拗不过他，只好说：“你躺着别动，还是让我念给你听。”

之后，贺子珍开始给毛主席读文件。毛主席聚精会神地听着，担忧的神情逐渐浮现在他的脸上。

贺子珍读完，毛主席沉重地叹息一声，缓缓合上了双眼，贺子珍还以为毛主席睡着了，想让他睡得安稳一点，便走出了屋子。

几个小时后，贺子珍心里记挂着毛主席，便想去看看他睡醒了没有。令她惊讶的是，一走进门，她就看到病怏怏的毛主席正坐在办公桌前看地图，若有所思。

贺子珍连忙走过去，嗔怪到：“你不要命啦？今天刚能喝一点粥，就开始工作。”毛主席见贺子珍有些生气了，收起地图，到床上躺下，眉头紧锁地说：“战局这个样子，我放心不下啊！搞不好，中央根据地都要丢了，我在想还有什么办法能挽回败局。”

没过多久，形势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地步。

1934年10月，红军不得不离开苏区，开始战略转移。

贺子珍得知这个消息，很意外也很伤心。眼前的中央苏区，它是很多人历经千难万险，很多人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辛辛苦苦创建的。

现在，红军要离开这里，去找下一个可以扎根的地方。红军又要开始在敌人的追捕中，艰苦转战，忍饥挨饿，前方不知道有多少艰辛在等待着他们。贺子珍忍不住潸然泪下，心里难受极了。

不久后，毛主席被安排到军委纵队，从江西于都出发，身怀有孕的贺子珍被安排到休养连，从江西瑞金出发，就这样开始了他们的长征之路。

几天后，毛主席和贺子珍重逢了。

有一天，贺子珍去看望毛主席。看到他趴在一张木板拼起来的简陋办公桌上看文件，像是在思考什么，又像是在为什么事情发愁。

贺子珍深知毛主席的个性，知道他不管身处多么恶劣的环境，不管遇到多少困难，都不会抱怨、不会沮丧，不会被打倒。看到这一幕，贺子珍为毛主席的精神所感动。

然而下一秒，贺子珍垂下眼睛，眼神怅然地看着毛主席，她想到毛主席现在在红军中没有发言权，但他仍然在为红军的生死存亡谋划着。

想到这里，贺子珍不禁心酸眼热，她没有过多的打扰毛主席，只是嘱咐他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就返回休养连去了。

为了挽救红军的命运，在长征途中，毛主席积极地和同志们沟通，向他们阐明自己的军事主张，争取他们的支持。

毛主席认为：敌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红军最好不要和敌人硬碰硬，战术应该依据不同情况相应变动，达到歼敌的目的。

多年后，贺子珍回忆这件事时说：

我没有学过军事，也不会打仗，只是常听毛主席说，打仗是兵不厌诈，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让敌人摸不着自己的底细和意图，才能出奇制胜，把仗打赢。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指挥打仗，都是认准了一个方向，死也不回头，连迂回一下都觉得不像革命队伍的样子，这样打仗法，怎能不败呢？

在那段日子里，毛主席和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人都进行过推心置腹的对话，也和一批中级军队干部、政工干部坦诚地交谈过。

1935年，红军抵达遵义。不久后，遵义会议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得到确立，得知这一期盼已久的消息，贺子珍高兴地说：“现在好了，我们党有希望了。”

红军离开遵义后，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是过草地。

那时，贺子珍刚刚重伤初愈，同志们担心她身体承受不住，抢着要把她背出草地，但贺子珍没有同意。她见战友们因疲惫饥饿而步履蹒跚，不愿意给他们添麻烦。

草地几乎一整天都在下雨，踩在地上，泥水四溅。过草地时，红军战士们的脚每天都泡在水里，双脚肿得非常厉害，每走一步都会引起剧烈的疼痛，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咬紧牙关坚持着。

过草地时，贺子珍准备了一块面积不小的遮雨布，她把同行的几位同志叫过来，几个人一起撑着雨布艰难地往前走。

有一天，红军要过一条河，河水很深，几乎漫过腰部。毛主席、周恩来等人把手牵在一起，互相拽拉着过河。过到河的另一边，他们挥舞着手臂，为还没有过河的同志们打气。

同志们考虑到贺子珍的身体状况，想了一个主意，让贺子珍躺在担架上，再由他们轮流抬着她过河，贺子珍强烈反对。

一位同志主动请缨：“那我把你背过去吧！”贺子珍也不赞成：“我自己能走，为什么要增加你们的负担呢？”

于是，贺子珍便向河边走去，跟着同志们将脚踏进河水里。虽然河水寒冷刺骨，伤口也在这个时候隐隐发作，但贺子珍强忍着痛楚艰难行进着。

毛主席在河的另一边，一直用赞赏、关心、信任的目光看着贺子珍，他和周恩来等人用响亮的、强有力的声音鼓舞过河的同志，不停地喊着：“坚持过了草地，我们就胜利了。”他们的声音从河那边，传到河这边，响彻在河面上，带给了过河的同志们振奋人心的力量。

就这样，毛主席、贺子珍顺利走过了遍地泥沼、没有人烟的草地，双脚踩在了结结实实的土地上。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红军终于征服了草地，抵达班佑。

长征后，许多同志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自从遵义会议结束后，毛主席越来越从容，也越来越干练通达了。

1936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

1937年秋，贺子珍离开延安，前往苏联。

1947年，贺子珍从苏联回国。从那以后，毛主席一直都在尽己所能关心着贺子珍。

建国后，贺子珍定居上海。当时，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毛主席曾向陈毅表示，用他的稿费承担贺子珍的日常支出。陈毅说：“我们偌大个上海，难道养不起对革命有贡献的贺子珍？”

1953年春天，上海市公安局长许建国到北京参加会议。许建国在北京停留期间，毛主席单独接见了他，拿出提前准备好的钱和日用品，交到许建国手里，并嘱咐道：“你是上海市的公安局长，回去之后请你把这些东西给子珍，以后多多照顾一下子珍。”

1954年，贺子珍生病了，毛主席十分记挂她的病情，亲自写了一封信，让女儿李敏代为转交给贺子珍。在信中，毛主席关切地说：“苏医生是个好同志，杨医生也是好的，要听医生的话。”

此后的岁月，毛主席对贺子珍一直非常关心。

1973年，李讷生活困难，想请毛主席贴补一些。毛主席给李讷送去8000元钱，同时也给李敏送去8000元，身在上海的贺子珍也收到了同样的一份。

1976年9月8日，毛主席病重，李敏到中南海看望爸爸。

见到女儿，毛主席用虚弱地手在女儿手心里画了个“圆”。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

李敏当时不解其意，后来她领悟到，妈妈的小名是“桂圆”，这是爸爸生前对妈妈的一份惦念......

时间匆匆而过，唯有真情永留存。

在几十年的时光里，毛主席关心贺子珍，他的身上有重情重义的光辉，人们在其中也体味到了最珍贵的人间真情......

参考书目：《贺子珍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