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历史上的人物其实都很复杂，远不能简单地用非黑即白来定论，就比如“九・一八事变”时奉命不抵抗的东北军独立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中将，放弃部队放弃抵抗仅带着随身副官逃到了北平。他确实是一名中将旅长，因为该旅是以第19师缩编的，作为张学良擢意提拔的绝对亲信，王以哲从民国十五年（1926年）起不到两年时间，就飞速晋升陆军中将，更因为北大营的“宁死不战”而闻名全国。

王以哲出生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黑龙江人，早年曾经考入河北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毕业后回到老家，进入东北军，成为东北军的一名排长。王以哲是科班出身，为人又谨慎，因此加入东北军后很快受重用。尤其是当时张作霖有意培养张学良，也想为他准备一套班底，因此王以哲晋升速度很快，民国十四年（1925年）就已经晋升为团长，旋被张学良简拔为卫队长。民国十六年（1927年）卫队扩编为旅，成为奉军精锐部队，而王以哲则凭借张学良的绝对信任出任少将旅长，卫队旅次年又扩编为陆军第19师，于是王以哲再晋升中将师长，可谓是官运亨通扶摇直上，成为东北军中“少壮派”的核心人物。民国十七年（1928年），皇姑屯事件发生前，王以哲已经被提拔为19师的中将师长了。

东北易帜后部队整编，这个陆军第19师被缩编为东北陆军独立第七旅，驻沈阳北大营，可谓张学良的“看家部队”，哪怕是民国十九年（1930年）东北军入关调停中原大战期间，该旅也没有出动。然而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的那个耻辱之夜中，王以哲秉承张学良的意旨下令不准抵抗，第七旅8000多官兵在日军一个大队的攻击下仓皇逃离北大营，留下了抗战历史上不堪的一页。

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19日清晨，王以哲带领随从副官和几个卫士换成便衣，由小东门随同百姓混出城外乘火车去了北平，随即奉命收容和整理部队，信任依旧。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初，南京政府为了虚张声势扩大部队编制，在原有旅的番号上又加个“100”而改称为师，于是独立第七旅改称陆军第107师，而掌握华北军政大权的张学良干脆又将东北军入关部队编组成为四个军，王以哲连升两级成为第67军中将军长。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东北军又从鄂豫皖被调到陕北攻打红军，王以哲实际成为了前线的总指挥，经过了损兵折将、南京方面不给补充、被俘军官的沟通以后，王以哲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开始认同我党的主张，并且成为张学良与周公秘密会晤的主要策划人。东北军从此不再积极作战，甚至由于王以哲的故意“贻误战机”，导致孤军冒进的胡宗南部在山城堡战役中损失惨重，对红军陕北根据地的建立和稳固，其实是有贡献的。

王以哲

有史料称这一时期王以哲已经秘密入党，也是东北军“联共抗日”的坚定支持者，由于他倍受张学良信任，因此实际上成为在陕东北军的二号人物，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主动送蒋回宁，在机场曾经留下一份手令，嘱东北军暂时由杨虎城将军指挥，而在张学良离开西安后，杨虎城其实并不能真正控制东北军，于学忠又在兰州，那么王以哲自然成为了核心人物。

蒋介石当然要报复，他不仅违背诺言扣留了张学良，还使用武力威胁、政治分化和金钱收买等诸多手段，打击东北军和陕军的联盟，企图将这两支敢于反抗自己的部队彻底搞垮。在中央军大举逼近潼关的军事压迫下，杨虎城第17路军和东北军都出现了一些叛徒，比如第17路军的冯钦哉、王劲哉就叛杨投蒋，整个部队只剩下40000余人，而东北军也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叛军，形势非常危急。

在这样的情况下，维持东北军、陕军和红军的“三位一体”状态，然后以和谈的方式善后就变得至关重要，在日本人蠢蠢欲动的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初，打内战显然是错误的。然而东北军部分少壮派军官由于政治上的幼稚，坚持要以跟中央军开战的办法营救张学良，与老成持重的杨虎城、王以哲、何柱国、刘多荃等人，在是战是和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对立。

所以东北军内部迅速分化为两派，以王以哲为首的老派认为：既然顾祝同要求东北军从渭南前线撤兵，为了避免武装冲突，就应该撤兵，只要保住军事实力，就可以用谈判的方式救回张学良。而以应德田、苗剑秋和孙铭九（张学良卫队长）等首的少壮派军官（都是校尉军官），认为老派们连续放掉扣留的军政大员、放掉扣押的飞机，现在又准备从前线撤兵，完全就是取媚于南京的“叛变”行为，双方矛盾开始激化。

少壮派鼓动100多名团级以上军官“联名请战”，并且扬言谁再反对就干掉谁，病中的王以哲决定请回于学忠主持大局，然而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月29日，在渭南举行的东北军高级军官军事会议上，却做出了“在张副司令回来之前绝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东北军破釜沉舟不惜决一死战”的决议，对此，抱病缺席会议的王以哲坚决不同意，而随后赶来的于学忠也认为应该以和为上，因为他的部队主力还在兰州。

王以哲

于是老派和少壮派在王以哲的家中再次爆发激烈的争论，位高权重的王以哲、于学忠等人仍然坚持不能开战，会议不欢而散。2月1日于学忠在西安召开会议，宣布了接受南京方面条件、保持东北军实力、和平解决的决定，会场上一片死寂，连于学忠都感到不妙，赶忙又解释了一大堆，然而少壮派军官们集体认为，这样的结果其实是“核心人物”王以哲的态度所致，遂起了杀心。谁也没有想到，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会发动兵变，毕竟东北军是一个整体，如今外人没打过来，自己倒先从内部乱了。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2月2日，孙铭九在东北军秘密组织“抗日同志会”的配合下发动兵变，杀害了王以哲，王以哲遇害时年仅41岁。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2月2日凌晨，经过36名少壮派军官密议后决定，以商同昌、文英奇等两名校官，率卫队第5连一个排的部队，假装以晨训的姿态列队走过王以哲的住宅：西安市粉巷27号，后面还隐蔽着几十个便衣武装人员。王宅的卫兵对东北军出操习以为常并未戒备，结果这帮人突然闯进去制服了卫队排，带队连长于文俊冲进王以哲的房间，说了声“军长，学生对不起你了”（曾经是王以哲教导队的学员），然后连开数枪，病榻上的王以哲当场身亡。

王以哲就这样稀里糊涂死于一个小人物之手，而东北军少壮派的这次刺杀后果非常严重，刘多荃等人闻知后立即带兵进城，再来捕杀肇事的少壮派军官，因此东北军迅速出现了内讧和分裂，也给南京方面搞垮东北军提供了可乘之机。在群龙无首和四分五裂的情况下，东北军最终接受了包藏蒋介石祸心的“乙案”，各部被拆散后分别东调，从此难成气候，而张学良也因此彻底回不来了。

当然，杀人凶手孙铭九从此后也不容于东北军，之后他为了躲避追杀到处流浪，躲藏在上海租界以及天津租界……最终加入汪伪政府，成为了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