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疫病频发。
例如北宋时期，共有59个疫灾年份，平均每2.85年发生一次疫灾。
从季节来看，以夏季和春季为多发期。
主要是因为夏季温度高、利于细菌滋生，而春季饥荒多发、引发病死的缘故。
从地点来看，当时疫情多发于首都汴京周边和人口密集的长三角地区（龚胜生《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
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就遭遇了几次疫情。
元丰三年（1080年），黄州（今湖北黄冈）遭遇了一场大疫。
当时因为著名的“乌台诗案”而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的苏东坡刚上任。
苏东坡因为一篇文章，而被人抓住把柄，卷入政治斗争，弹劾为“谤讪朝廷”，成为著名的“乌台诗案”。
乌台即御史台，负责纠察审判官员，因其地植柏树而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苏东坡父子三人文才出众，苏轼、苏辙兄弟同榜应试及第，轰动京师，进而入仕，在朝野颇有名声。
但是这次“谤讪朝廷”可谓死罪，政敌们也欲置苏东坡于死地。
苏东坡被押解进京，下狱百余日。后来幸运地得以从轻发落，避免了杀身之祸，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
黄州团练副使是个低品级的闲职，无职无权。
这是44岁的苏东坡第一次遭遇的人生低谷。
瘟疫在黄州迅速蔓延，人们挣扎在死亡线上。
面对疫情，心情低落的苏东坡没由冷眼旁观，心中怜念水深火热中的百姓。
苏东坡博览经史，也读了不少医学书籍，对医学也颇有研究。
他有个同为眉山人的好友、名士巢谷，看苏东坡热爱医学，出于友情，曾经将家传医药秘方“圣散子方”传给苏东坡。
于是，苏东坡将“圣散子方”用以治疗黄州百姓，效果良好。
其临床应用效果：“用《圣散子》者……状至危急者，连饮数剂，即汗出气通，饮食稍进，神宇完复。”（《苏东坡全集》第四卷《圣散子叙》）。
“谪居黄州，比年时疫，合此药散之，所活不可胜数”（《东坡全集》卷34《圣散子叙》）。
在苏东坡遭遇黄州大疫的大约同一时期，同样受“乌台诗案”牵连的弟弟苏辙，在被贬任监筠州（治今江西高安）盐酒税官期间，也遭遇了一场大疫。
《雍正江西通志》卷60《名宦四》中记载：“时大疫，乡俗禁往来动静，惟巫祝是卜。”因为大疫，人们被禁止往来，于是按照惯例求助于巫卜。
苏东坡也将“圣散子方”授予了患难兄弟苏辙。
苏辙按方熬制了圣散子和糜粥，治疗患病的百姓，所活无数。
仅隔几年，元祐四年（1089年），升任杭州知州的苏东坡再次遭遇疫情。
当时杭州大旱，饥荒、瘟疫并作。
这时的苏东坡今非昔比黄州，已是杭州的地方长官，可以大展拳脚。
他同样用了“圣散子方”，救了数千人（苏东坡《圣散子方后序》）。
大灾造成了众多饥民，而粮食紧缺，米价上涨，人心惶惶，社会不稳。
于是苏东坡为了缓解饥情，向朝廷请示得以减免一部分税赋大米，稳定了杭州米价；将剃度僧人赐予的上百牒文换成大米，救助饥民。
到第二年春季，青黄不接之时，低价出售常平仓的米，赈济百姓。
苏东坡还命人熬制了粥和药剂，派人带着医生同行，分头到街坊施粥、治病。
他还募集资金救灾。
一方面，他拿出自己的积蓄，加上变卖妻子陪嫁的首饰，筹集黄金50两，带头募捐；另一方面，他号召有钱人募捐赈灾。此举共筹集资金2千缗。
他创办了治病的专门场所--安乐坊。据说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家官办民助医院。
他还请来名医庞安时问诊治病，俩人还结成好友。
当初苏东坡从好友巢谷那里获取“圣散子”药方时，曾经承诺不外传。
但是，为了拯救灾民，苏东坡毅然将秘方传授给了庞安时，让秘方发挥更为巨大的作用。
苏轼在《圣散子后叙》中说：
圣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所用皆中下品药，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所济已及千人。由此积之，其利甚薄，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办者，犹有所止。若合众力，则人有善利，其行可久。
元符三年（1100年），苏轼、郭五常等先后辑录而成一本方书著作，其中记载“圣散子方”一首，附录方三十六首、续录二十七方，共计六十四首，涉及时疫、内外、妇产、儿、五官、急救等诸科病证治法。
后来庞安时在其著作《伤寒总病论》中收录此方。苏东坡还专门作叙记之。
而且，民间有《圣散子方》一卷流传。后来此药方被收入《苏学士方》和《苏沈良方》。
“圣散子方”在疫病中显示神效，名声大噪，流传世间。
这些事例记载于《宋史•苏东坡列传》、韩毅《宋代地方官吏应对瘟疫的措施及其对医学发展的影响》等史料。
苏东坡在杭州知州任上颇有政绩和民望，例如西湖的三潭映月、苏堤就是历史见证。
他创办的 “安乐坊”及其运作模式，也引起了朝廷的关注和肯定。
十余年后，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苏东坡创办的安乐坊被皇帝赐名为“安济坊”，成为官办医院。
同时，朝廷出面开始在各地设置“安济坊”，专为穷人治病。
苏东坡一直以救助苍生为重，不因个人境遇而改变，救人无数。尤其是在多个地方为官，尽忠职守，在大灾难面前举措得当，造福一方，其德操及文名并重，传颂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