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槟榔，很多人就会脑补“台湾槟榔西施”风情万种的画面感。

但是，在大陆的湖南，吃槟榔竟然也蔚然成风。

湖南当地把“呷槟榔”作为待客、社交之礼。

还流行一些口头禅：“拜年客人到我家，一口槟榔一口茶”、“槟榔加烟，法力无边”。

“呷”的发音为xiā，本意是把液体或流食咽下去，后来引申为吃。湖南方言中发音为qiǎ，往往写为“恰”。

深处内陆的湖南，与槟榔原产地的沿海地区相隔遥远，但是为什么热衷吃槟榔呢？

据说其原因与防治疫病有关。

槟榔出产于世界多地，是一种热带植物，亚热带地区也有栽培。

在我国主要产于海南、云南以及台湾地区。

我国自古就有嚼食槟榔的现象，但物以稀为贵，是上流社会的消费品。

汉晋之际，就已引入交州（包括今越南部分地区）的槟榔和吃法，成为士人显贵的风尚。

齐梁豫章王萧嶷的遗言中写道，死后的祭品中必须要有槟榔。

晋末刘穆之年轻时家庭贫困，到老婆家蹭饭之余讨要槟榔，却遭奚落。

后来，他时来运转，任官丹阳尹，就宴请老婆家人，让厨师用金盘装了一斛槟榔上桌，报了宿怨。

由此典故，宋朝陆游的《读史》中有“可怜赫赫丹阳尹，数颗槟榔尚系怀”，唐朝李白有“何时黄金盘，一斛荐槟榔”的诗句。

清朝时，乾隆帝有两个用来装槟榔的波斯手工和田玉罐（今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嘉庆帝曾在折子上御批：“朕常服食槟榔，汝可随时具进”、“惟槟榔一项，朕时常服用，每次随贡呈进，毋误”。（两折今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朝晚期，湖南人热衷于吃槟榔就已被载入史册。

嘉庆二十三年（1818 年）刊刻的《湘潭县志》的《风俗》卷中记载：

“尤其是婚丧宴请的场合，还有‘槟榔蔫叶’相伴，竟然大受欢迎。”

“槟榔蔫叶”就是槟榔搭配石灰蒌叶。

“饱呷槟榔饿呷烟”，在物质贫乏的年代，槟榔是衣食无忧群体的消费品，叼一根烟、嚼一颗槟榔，是一种张扬耍酷的POSE。

时移世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槟榔也从富贵人家消费品，逐渐成为大众消费品。

湘潭有句俗语：“吊吊手，街上走，张槟榔，佮朋友。”

槟榔与香烟一样，成为了社交工具。出门见人，先散槟榔再上烟，成为一种礼节，可以拉近心理距离，结交朋友。

而且，槟榔比香烟更具有食用优势，覆盖男女老幼。

外地人有个取笑湘潭人的顺口溜：“湘潭人，是只宝，个个口里含把草，牙齿不歇息，肚子不得饱。”

湘潭人则解嘲回应：“槟榔越嚼越出劲，这口出来那口进，交朋结友打园台，辟瘟开胃解油性。”

槟榔因而也被湖南人自豪地称作“植物口香糖”。

嚼食槟榔的习俗由湘潭传出，逐渐成为湖南人的一种生活习惯。

上海广益书局1923年刊行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中，胡朴安辑录的《长沙新年纪俗诗》中有：

“爆竹声中贵客来，香茶奉罢果盘开。槟榔元宝双双赠，恭喜今年大发财。”

待客之道，除果盘点心外，必设有槟榔，“非槟榔不为礼也”。

取用破开的小槟榔，点上桂子油，裹上喜气洋洋的红纸，状若元宝。

湖南人嚼食槟榔的习俗延续至今。

街头每家日用品商店都把槟榔摆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大街小巷的地面散布着黄褐色的槟榔渣。

接近槟榔原产地的广东、福建等地曾经流行嚼食槟榔，但自民国时期开始势衰，至今近乎消亡。

而湖南却逆势发展：

湖南既非槟榔产地，也不沿海，而且湘南一带不热衷吃槟榔，周边几个省份更无此习俗。

世界上有嚼食槟榔习俗的地区，往往是采食青果或嫩籽，而湖南是加工成干果嚼食。湖南人将槟榔发扬光大，在最初直接引进的蒌叶石灰槟榔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加入饴糖、五香、玫瑰油、桂油、红糖、芝麻、葡萄干、枸杞等配料，改造为香甜口味的大众食品。

2016年11月，槟榔制作技艺被列入湖南省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湖南还专门建有“湖湘槟榔文化博物馆”。

海南省是中国最大的槟榔产地，但是绝大多数都被制成干果运往湖南。湖南早已是中国最大的槟榔消费地。

据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全国槟榔产业年产值达400亿元，其中湖南占四分之三、年产值达300亿元，相关从业者逾30万人。槟榔行业已成为湖南的一张新产业名片。

可见，湖南堪称槟榔世界的一块飞地，是饮食文化土壤长出的一朵艳丽奇葩。

湖南人爱吃槟榔，是一种违背了地理分布、食俗规律的现象，令人费解。

笔者经过整理、分析、归纳，大致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其一，防治疫病。

有个流行的说法，是《湘上痴脱难杂录》记载的：

顺治六年（1650年），清军攻湖南湘潭城，人民奋勇抵抗。清军夺城后屠城，尸横遍地。“大兵之后必有大疫”，有老僧掩埋尸体时嚼食槟榔，据说可以避秽，防治疫病。于是人们纷纷效仿，得以解除瘟疫之害，重整家园。

还有个说法：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湘潭大疫，百姓多患鼓胀病。县令白景谙医理，明药性，将槟榔分给患者嚼食之，病疫消失。

槟榔真能防治疫病吗？

南方雨水丰沛，暑热、湿气交蒸，蚊虫滋生，在古代容易发生瘴疠（即恶性疟疾。很多是由于动植物腐烂后生成的毒气所引发）。

于是低湿地区如川渝、湖南等地，喜食辣椒，以排除体内的湿寒之气和有害物质。

古人早就发现槟榔也有类似功效。

例如《史记》等记载，西汉武帝时征讨南越，以槟榔解军中瘴疠。功成后建扶荔宫于长安，广种南木，槟榔入列。

明朝吴宽的《马槟榔》中有“槟榔产南海，结实因瘴乡。”、刘基的《初食槟榔》中有“驿吏劝我食，可已瘴疠忧。”均说槟榔可以防治瘴疠。

槟榔还可用于消食、驱肚虫。

汉代药学著作《名医别录》、魏晋时期的医著都有类似记载。我国民间有不少相关验方。

槟榔具有“杀虫，破积，降气行滞，行水化湿”的功效，曾被用来治疗绦虫、钩虫、蛔虫、绕虫、姜片虫等寄生虫感染。

现代医学也证明，槟榔含有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和有益物质。

（郑锦星，李忠海，袁列江，钟海雁．槟榔生理效应研究进展：食品科技，2006年）。

其二，商业贸易。

湘潭位于湖南中部，毗邻湘江，“南接五岭，北通洞庭”。

在古代，中原地区通往岭南的一条主要路线是由湘江南下，翻越南岭。湘潭位于这一路线的中段。

而且，湘潭的泊船条件优越，是个繁荣的货运码头。

清朝时，长期实行“禁海”政策。内陆的湘潭却因此得利，成为重要的贸易中转站。

随着湘潭与南方沿海的联系日渐紧密，槟榔也进入湘潭。

湘潭人有嚼食槟榔的消费基础。有需求就有市场。

于是，商人将沿海出产的槟榔鲜青果，加工成易运输、储存、一年四季可食用的干果，运至湘潭市场。

清光绪年间《湘潭县志》记载当时槟榔市场的盛况：

”城市街衢三重，长十五里，三乘之，里三百步，率五步一桌子卖之，台面相向，计每桌日得百钱之利。”

其三，成瘾性。

槟榔与烟草、酒精和咖啡，并列世界四大成瘾型消费品。

嚼食槟榔的滋味，正如明朝刘基《初食槟榔》中描述的：

“初惊刺生颊，渐若戟在喉。纷纷花满眼，岑岑晕蒙头。将疑误腊毒，复想致无由。稍稍热上面，轻汗如珠流。”

槟榔有醉性和成瘾性，通过刺激中枢神经，产生兴奋，使人忘记烦恼，获得自由快乐感。

很多喜食烟酒的湖南人，更喜欢吃槟榔而叠加的刺激感觉。

尤其是，嚼食槟榔获得的提神醒脑、缓释压力的显著功效，使它成为司机、加班族、夜班工作者等人群随身必备的“神器”。

其四，地域文化归属感。

湖南人的性格以火辣著称，“呷槟榔”带来的辛辣刺激感，也暗合了湖南人自诩的“吃得苦，霸得蛮”的热血、坚韧精神。

这种心理暗示，与湖南人能吃辣椒一样，推动了身份归属认同，成为一种精神图腾，被湖南人广泛接受与喜欢，成为湖南人的又一张个性化名片，闪耀于世。

槟榔所具有的特种药用功能性，在历史条件下的贸易促进消费，加上嚼食的生理成瘾性，以及地域文化归属感，使得湖南一地“呷槟榔”蔚然成风。

但是嚼食槟榔的社会风气也一直受到非议。

例如有损个人形象、社会形象。

再如，槟榔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入1类致癌物清单。

这对于热衷于“恰槟榔”的湖南人而言，犹如警钟。

但是，“恰槟榔”不仅已是湖南人生活的一部分，也是饮食文化、地域文化的一种象征，更已成为一个地方特色经济产业。

所以，如何既传承、发展槟榔的历史文化，又限制其危害性，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