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

由于科学认知受限，古人往往将病情危重、具有大流行特征的疾病，称为“疫”、“痢”、“瘴疫”、“瘴疠”、“伤寒”等，统称为“瘟疫”。

总的来说，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历史上曾对人类造成巨大影响的“瘟疫”有：天花、流感、结核病、疟疾、霍乱、痢疾、肺炎、流行性感冒、鼠疫等病症。

中国自古就频发瘟疫。

而且，瘟疫在很多时候伴随水、旱灾及饥荒、战争等发生、蔓延。因而，史籍上往往有死者“大半、甚众、无算、不可计数”等惨痛的记载。

出土的殷墟甲骨文中，有“虫”、“蛊”、“疟”、“疾年”等文字的记载。

《小屯殷虚文字乙编》中记载，商代的巫师向上天卜问两件事：一是商王是否染上瘟疫；二是疫病是否会扩散流传。

《尚书》、《山海经》、《左传》等史籍则多有“疠”、“疫”、“风疥”等字记载。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有：“厉大至，民善暴死。”

商代已有麻风病的记载。

《周礼》、《吕氏春秋》中有“以索室殴疫，大丧”、“民必疾疫，又随以丧”、“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 “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等记载。

《诗经•小雅•节南山》记载，周幽王时期“天方荐瘥，丧乱弘多。” 小疫曰瘥。

古人对于瘟疫极为恐惧，往往将其原因归于神鬼作祟或者上天对人类的惩罚。

东汉训诂学家刘熙著《释名》：“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

传说颛顼帝的三个儿子死后成为疫鬼。黄帝就挑选了一个长相凶悍的人，任命为方相氏，在正岁时负责驱除疫鬼。方相氏头上蒙着熊皮，有四只金色大眼睛，身着玄朱色衣裳，拿着戈和盾，率领手下驱除疫鬼。

《周礼•夏官•方相氏》有相关记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

于是人们就用傩戏、桃符、爆竹等方式驱鬼，或者祭祀天地祈求平安，以驱除瘟疫。

但是，当时人们对“疫病”的发病规律有了朴素的认识，已经察觉到疫病的发生也与季节变化、居住环境、个人卫生习惯有一定关系。

《周礼•天官•疾医》记载：“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脔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疾，冬时有漱上气疾。”

《礼记•内则》中有：“凡内外，鸡初鸣......洒扫室堂及庭。”

《左传》中已有“惯有挖除井中积垢淤泥维护水源安全”的记载。

《诗经•唐风•山有枢》中，晋国人讽刺晋昭公“子有廷内，弗洒弗扫”等。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十月庚寅，蝗蟲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

当时医家已认识到，隔离疫病患者可以有效防止疫病传播。

在出土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上，有对“疠”病患者隔离的记载：“甲有完城旦罪，未断，今甲疠，问甲何以论？当迁疠所处之。”

大意是，甲正在接受城旦(筑城)的刑罚，患了疠病，该如何处置呢?应当把他转移到疠所（专门隔离疠病的地方）处理。

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发生疾疫之灾，“民大疫死, 棺贵, 至秋止。”由于病死者太多，导致棺材涨价，疫情到秋天才好转。

当时统治者已认为，执政者德行不够以及施政出现失误，以致天道不顺，老天要惩罚人间，所以天降灾难。

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国大旱，蝗。平帝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传》）

当时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疫病随之而来。平帝诏令安排宅房，以治疗疫病患者。

新朝

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大疾疫，死者过半（《后汉书•刘玄传》）。

天奉三年（公元11年），“二月大疫，冯茂在句町，士卒死于疾疫者十有六七。”（《后汉书•王莽传》）。

地皇三年（公元22年），“大疾疫，死者且半。”（《后汉书•刘吉传》）。

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扬徐部大疾疫，会稽江尤甚”（《后汉书•志第十七•五行》）

建武十四年（38年），“会稽因大疫而死者万数”（《后汉书•钟离意传》）。

建武二十年（44年），马援远征交趾（今越南），“军吏经瘴疫死者十之四五”（《后汉书•马援传》）。

建武二十五年（49年），“武陵五溪大疫，人多死”（《后汉书•马援传》）。

根据《四库全书》修订版记载，光武帝时，在南阳战争中，因为外来的俘虏引发了一种疫病，因而称为“虏疮”。这其实是“天花”病症。

和帝时，“时有疾疫”（《后汉书•曹褒传》）。

安帝元初六年（119年），“四月，会稽大疫。”（《后汉书•安帝纪》）

延光四年(125年)，“冬，京都大疫，民多病死，死有灭户。人人恐惧，朝廷焦心，以为至忧。”（《后汉书•志第十七•五行》）

桓帝元嘉元年（151年），“正月，京师疫。二月，九江、庐江大疫。”（《后汉书•桓帝纪》）

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规在陇右，军中大疫，死者十有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后汉书•皇甫规传》）

皇甫规率军征讨陇右地区，军中发生疫病，皇甫规“亲入庵庐巡视”。这里的“庵庐”指建立的临时性隔离医所。

灵帝建宁二年（169年），“疫气流行，死者极众”（《备急千金要方•伤寒》）

献帝建安元年（196年），“南阳自此连年疾疫，不到十年之间，吾宗族两百余口，死者竟达三分之二。”（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

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刘备联军于赤壁大破气势凶猛的曹操大军，曹操失败北归。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中记载：“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十二月，大疫，魏军吏士多死。”

也就是说，主力来自北方的曹军，在赤壁之战中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不服南方水土而感染瘟疫，以致战斗力下降。据专家研究，曹军中流行的是急性血吸虫病。

建安二十年（215年），吴国发生瘟疫，“吴，疾疫。”（《三国志•吴志•甘宁传》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是岁大疫”（《后汉书•志第十七•五行》）。

曹植的《说疫气》描述：“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建安七子”中有多人死于此次疫病。

即使是懂医术的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记载自己宗族感染疫病的惨状：“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

天灾人祸，引发了“黄巾起义”，群雄割据，最终导致东汉的灭亡。

魏文帝黄初四年（223年），“三月，宛许大疫，死者万数。”（《三国会要》、《宋书•五行志》）

黄初六年（225年），“诸葛亮行军云南，兵士染虐，死者甚众。” （《太平寰宇记•剑南西道》）

太元二年（252年），“夏四月，围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三国志•吴志•孙亮传》）

嘉平五年（253年），“四月，新城大疫，死者大半。”（《宋书•五行志》）

泰始九年（273年），“吴疫，三年内仅京都死者竞达十万。” （《宋书•五行志》）

咸宁元年（275年），“乙未年，十一月，大疫，京都死者十万人。” （《宋书•五行志》）

东汉晚期及三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瘟疫高频时期，蔓延大半个中国，造成的危害性也很巨大，在世界瘟疫史上居前列。

频繁的战乱加上疾病，使人口大减，“十室九空”。曹操在《蒿里行》中描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据说死亡人数达数千万人。

人口数量发生了“断崖式”骤减。在“黄巾起义”前达到峰值六千多万人，但一百年后到西晋统一时下降至一千多万。

但同时，人们也在更加努力地寻求驱除疫病的方法。

应劭的《风俗通》记载：“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命辟兵缯,一名五色缕,一名朱索,辟兵及鬼,命人不病瘟。”

也即在胳膊上绑五色线，分别叫长命缕、续命缕、辟兵缯、五色缕、朱索，可以避免兵祸、鬼怪、瘟疫。

医学家华佗发现，用青嫩茵陈蒿草，可以治疗流行性“黄疸病”。现代医学受此启发，则从新鲜青蒿中分离出青蒿素，成为治疗疟疾的新药。

据说华佗发明了可以防治瘟疫的“屠苏酒”，经过唐代神医孙思邈的推广传播，成了除夕日的风俗。

医学家张仲景编著《伤寒杂病论》，论述了对多种传染性疾病不同时期的的疗法，其中很多方药沿用至今。而且他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石，被后人尊为“医圣”。

西晋武帝咸宁元年（275年），“十一月，大疫，京都死者十万人”；

惠帝永平元年（291年），“七月，雍州大旱，殒霜，疾疫”；

元康六年（296年），“关中大疫”；

怀帝永嘉四年（310年）， “五月，秦、雍州饥疫，至秋”。 （《宋书•五行志》）

《晋书•食货志》记载：“至于永嘉……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白骨蔽野。”

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22年），“十一月，大疫，死者十有二三，河朔亦同。” （《宋书•五行志》）

成帝咸和五年（330年），“五月，大饥且疫。”（《宋书•五行志》）

永和三年（347年），今曲靖到广南一带发生疟疾，“兴古现瘴气”。 （《宋书•五行志》）

永和十二年（356年），“时多疾疫。朝臣有时疾，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日不得入宫。至是百官多列家疾，皆不能入。” （《宋书•五行志》）

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年），“冬，大疫，延至明年五月，多绝户者。”（《宋书•五行志》）

太元五年（380年），“五月，自冬大疫，至于此夏，多绝户者。”（《宋书•五行志》）

安帝隆安元年（397年），“八月，北魏大疫，人与马牛死者十有五六。”（《北史•魏本纪》）

北魏泰常八年（423年），“魏，士众大疫，死者十有二三。”（《北史•魏本纪》）

魏皇兴二年（468年），“十月，豫州疫，民死十四五万。”（《魏书•灵徵志》）

魏永平三年（510年），“四月，平阳郡的禽昌和襄陵二县大疫，死二千七百三十人。”（《魏书•世宗宣武帝纪》）

道教学者、医学家葛洪著《肘后备急方》，有许多关于传染病的记载，其中一些是我国乃至世界医学史的最早记录，例如结核病、虏疮（即天花）、沙虱病(恙虫病)等传染病的症状、治法。

开皇十八年（598年），“九月，汉王谅师遇疾疫而旋，死者十八九。”（《隋书•高帝纪》）

大业八年（612年），“山东、河南大水，不久出现疾疫。山东地区灾情尤惨。”（《隋书》）

医家巢元方主持编纂《诸病源候论》，是中国第一部专论疾病病因和证候的著作。

《唐书•五行志》记载唐初的疫情：太宗贞观十年（636年），“关中、河东大疫””； 贞观十五年（641年），“三月，泽州大疫”；贞观十七年（643年），“夏，谭、濠、庐三州疫”； 贞观二十八年（648年），“卿州大疫”。--

高宗永徽六年（655年），“三月，楚州疫。”（《唐书•五行志》）

永淳元年（682年），“加以疾疫，自陕至洛，死者不可胜数。死者枕籍于路。”（《旧唐书•五行志》、《旧唐书•高宗纪》）。

武则天垂拱三年（687年），“是春自京师至山东疾疫，民死者众。”（《旧唐书•中宗纪》）

景龙元年（707年），“夏，自京师至山东、河北疫死者千数。”（《新唐书•五行志》）

宝应元年（762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新唐书•五行志》）

贞元五年（789年），“是夏淮南浙东西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众。”（《旧唐书•德宗纪》）

元和元年（806年），“夏，浙东大疫，死者大半。”（《新唐书•五行志》）

广明元年（880年），“春末，贼在信州疫疠，其徒多丧。”（《旧唐书•僖宗纪》）

道士、医药学家孙思邈写成《千金方》，其中有许多防治瘟疫的治方，是我国早期的麻风病专家。被后人尊为“药王”。

根据《宋史》记载并统计，北宋一朝的167年期间，瘟疫相对不算严重。

原因之一是，北宋朝廷比较重视医学发展，而且防治措施比较科学、有效。发生瘟疫时，朝廷往往会派医官到各地诊疗，并且对患者分坊隔离治疗。

例如元祐四年（1089年），杭州大旱，饥荒、瘟疫并发。杭州知州苏东坡开仓放粮，稳定米价，救助饥民；创建治病的专门场所--安乐坊，后来朝廷在各地设置“安济坊”，做为官办医疗慈善机构。

北宋时，有医生尝试用人种痘来治疗天花。宋真宗时，有宰相王旦之子王素种痘获得成功的记载。

但是南宋一朝的149里，瘟疫比较多。

建炎元年（1127年），“三月，金人围汴京，城中疫死者几半。”（《宋史•五行志》）

绍兴元年（1131年），“六月，浙西大疫，平江府以北，流尸无算。”（《宋史•五行志》）

绍兴二年（1132年），“春，涪州疫，死数千人，会稽时行痢疾。”（《宋史•五行志》、《续名医类案•痢类》）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诸道工匠至京师，疫死者不可胜数，天下骚然。”（《金史•完颜匡传》）

隆兴二年（1164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绥，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是岁浙之铠饥民疫者尤众。” （《宋史•五行志》）

淳熙八年（1181年），“行都大疫，禁旅多死。宁国府民疫，死者尤众。” （《宋史•五行志》）

绍熙二年（1191年），“涪州疫，死数千人。”（《宋史•五行志》）

嘉定二年（1209年），“夏，都民疫，死去甚众，淮民流江南者，饥与暑并，多疫死。”（《宋史•五行志》）

嘉定三年（1210年），“四月，都民多疫死。”（《宋史•五行志》）

德佑二年（1276年），元军包围临安城，“数月间城中疫气薰蒸，人之病死者，不可以数计。”

成宗元贞三年（1297年），“八月，真定、顺德、河间旱疫；河间之乐寿、交河疫死六千五百余人。（十二月）般阳路饥疫，兵多死于瘴疠。”（《元史•成宗本纪》、《新元史•史耀传》）

至大元年（1308年），“春，绍兴、庆元、台州大疫，死者二万六千余人。”（《元史•五行志》）

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京师大疫”（《元史•五行志》）

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连岁大旱，又发生疫灾，疫疠死者十九”（《元史•文宗本纪》）。

至顺三年（1332年），“宜山县饥疫，死者众。”（《元史•文宗本纪》）

元末的惠宗时期（1333年--—1370年），战争频繁，瘟疫多发，死人无数。

永乐六年（1408年），“正月，江西建昌、抚州、福建建宁、邵武，自去年至是月，疫死者七万八千四百余人。”（《明史•五行志》）

永乐八年（1410年），“登州、临海诸州县自正月至六月，疫死者六千余人。” （《明史•五行志》）

永乐十一年（1413年），“六月，湖州三县疫；七月，宁波五县疫；邵武大疫，绝死者万二千户。” （《明史•五行志》）

正统九年（1444年），“冬，绍兴、宁波、台州瘟疫大作；及明年死者三万余人。” （《明史•五行志》）

景泰四年（1453年），“冬，建昌府属县大疫，死者八千余人，武昌、汉阳疫死万余人”（《明实录》）

景泰六年（1455年），“四月，西安、平凉疫，死者二千余人”（《明实录》）

景泰七年（1456年），“五月，桂林疫，死者二万余人。湖广黄梅县春夏瘟疫大作。”（《明史•五行志》）

天顺元年(1457年)，“顺天等府、苏州、遵化等州县春夏瘟疫大作，一户或死八九口，或死六七全家倒卧无人扶持，传染不止。”（《明实录》）

1470、1471年，连续两年发生疫情：“十二月，河间、天府、真定、保定……饥疫”，“五月，京城饥民疫死者多”。（《明实录》）

成化十一年（1475年），“八月，福建大疫，延及江西，死者无算。”（《明史•五行志》）

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新野疫疠大作，死者无虚日。”（《名医类案•瘟疫》）

弘治六年（1493年），“吴中大疫，常熟尤甚，多阖门死。”（《都公谭纂》）

正德元年（1506年），“六月，湖广、平溪、清凉、镇远、偏桥、四卫大疫，死者甚众，靖州诸处自七月至十二月大疫，建宁、邵武自八月始亦大疫。”

正德二年（1507年），“是岁，湖广靖州等处自七月至十二月大疫，死者四千余人”； （《明实录》）

正德八年（1513年），“江西瘟疫流行”（《明实录》）

正德十二年（1517年），“十月，泉州大疫。”（《明实录》）

正德十六年（1521年），“北直隶山东、河南俱旱，福建、福州等府亢早疠疫流行，府县官病死者四十余，军民死者无算。”（《明实录》）

嘉靖二年（1523年），“七月，南京大疫，军民死者甚众。”（《明史•五行志》）

嘉靖四年（1525年），“九月，山东疫，死者四千一百二十八人。”（《明史•五行志》）

嘉靖九年（1530年），“痘灾盛行，死者过半。”（《痘症理辨•序》）

嘉靖十三年（1534年），“春，痘毒流行，死者十有八九。”（《疫症集说》）

1554年和1565年，京城发生两次大规模瘟疫事件，“都城内外大疫，死亡塞道”、“京城饥目疫”（《明实录》）

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山西通忘》）

万历十年（1582年），“四月，京师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安，患大头瘟症，死者枕籍。”（《明史•五行志》、《顺天府志•祥异》）

万历十四年（1586年），“大梁瘟疫大作，甚至灭门。”（《万病回春》）

天启二年（1622年），“（时行疫痢）夏末秋初，沿门阖境患此，病势极为危迫。”（《先醒斋笔记•痢门》）

崇祯十年（1637年），山西 “瘟疫盛作，死者过半”，河南“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

崇祯十六年（1643年），北京、天津分别于二月和八月发生鼠疫，“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明实录》）

明末的鼠疫，1633年发源于山西，至1641年时蔓延到华北地区，1644年在北京达到流行高峰，造成大量人口死亡。从而也导致北京防备松弛，被李自成大军轻易攻陷，崇祯帝自尽，明朝灭亡。

医学家吴又可著成《温疫论》，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是我国论述急性传染病的划时代医著，被后世一直推崇。

在明代，防疫方面的重要发展是“人痘接种术”的推广，以预防烈性传染病--天花。但是初期技术不够成熟，种痘失败率较高。

清初顺治年间，疫病频发（《清史稿》、《抚州府志》）：

“顺治元年，怀来大疫、龙门大疫、宣化大疫。”，“顺治四年，夏秋，江西抚州大疫，尸相枕籍，死数万人”，“顺治九年，万全大疫”，“顺治十三年，西宁大疫”，“顺治十六年，夏秋，浊州大疫”。

康熙二十年（1681年），“晋宁疫，人牛多毙；曲阳大疫，余姚痘疫盛行。”（《清史稿•灾异志》、《学箕初稿•天花仁术序》）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春，琼州、灵州大疫；五月，景州大疫，人死无算；六月，曲阜大疫，东昌疫，巨野大疫；八月，文登大疫，民死几半。”（《清史稿•灾异志》）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春，南乐疫，河间大疫，块献县大疫，人死无算；六月荷泽疫；秋，章邱、东昌、青州大疫，福山瘟疫，人死无算，昌乐疫；羌州宁海、潍县大疫。”（《清史稿•灾异志》）

康熙四十八年 (1709年),，“三月，湖州大疫。四月，桐乡大疫，象山大疫，高淳大疫。五月，太湖大疫，青州疫。六月，潜铜山大疫。十月，江南大疫。” （《清史稿》）

康熙帝因为自身受过天花的影响，将“人痘接种技术”列入全社会推广计划。

雍正元年（1723年），“秋，平乡大疫，死者无算。” （《清史稿•灾异志》）

雍正四年(1726年) ，“四月，上元疫、曲沃疫。五月，大埔疫，献县疫。”

雍正五年（1727年），“夏，揭扬、海阳大疫。秋，澄海大疫，死者无算。冬，汉阳疫，黄冈大疫，钟祥、榆明疫。” （《清史稿•灾异志》）

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武进大疫，镇洋大疫、崇阳大疫、蒲圻大疫”。

雍正十年（1732年），“崑山大疫，死者数千人；夏，会城疫。”（《洄溪医案•瘟疫》）

雍正十一年（1733年），“镇洋大疫，死者无算；昆山疫；上海、宝山大疫。” （《清史稿•灾异志》）

《清史稿》记载，乾隆二十一年、五十一年，发生了两次大的传染病，“阖家尽毙，无人收殓者”；而且伴有旱灾，“沛县，夏大旱，有青蝇结阵如密雨过，大疫，随之邑人多死（《沛县志》）”，“苏州大疫，米价腾贵。”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春，泰州、通州、合肥、赣榆、武进、苏州大疫；夏，日照、范县、莘县、莒州大疫，死者不可计数；昌乐疫，东光大疫。” （《清史稿•灾异志》）

道光元年（1821年），“三月，任邱大疫；六月，冠县、武城、范县大疫，巨野疫，登州府属大疫，死者无算；七月，东光、元氏、新乐、通州、济南大疫，死者无算，东阿、武定、滕县、济宁州大疫；八月，乐亭大疫，青县时疫大作，至八月始止，死者不可胜计；清苑、定州瘟疫流行，病毙无数；滦州、元氏、内邱、唐山、蠡县、望都大疫，临榆疫，南官、曲阳、武强、平乡大疫；九月，日照、沂水大疫。”（《清史稿•灾异志》）

道光十二年（1832年），“三月，武昌、咸宁、潜江大疫；四月，蓬莱疫；五月，黄陂、汉阳、宜都、石都大疫，死者无算；崇阳大疫；监利疫，松滋大疫；八月，应城、黄梅、公安大疫。”（《清史稿•灾异志》）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夏，暑风甚剧，时疫大作，俱兼喉痛，亡者接踵。”（《冷庐医话》）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大规模霍乱疫情。 “七月，长乐县吐泻盛行，人死极多；八月，乐清大疫，时患霍乱转筋之病，犯者顷刻死，几遍里巷；秋大疫，其病霍乱吐泻，脚筋顿缩，朝发夕毙。”（《清史稿》）

1821年至1824年，连续四年在福建、山东、北京等地发生疫病；1831年至1836年，连续六年各地发生大小瘟疫事件。其中1834年最为严重， “秋收七月大疫，霍乱暴死者众，福建全省皆然。”（《清史稿》）

清朝晚期，霍乱多次流行，连绵不绝，波及多地，死亡人数众多。以1862年为最高峰。

光绪期间，疫病频发。据《蒙城县志》记载，光绪四年（1878年），河南、山西、陕西连续三年大饥，甚至发生人吃人的现象，同时瘟疫传染，死者不计其数。光绪二十一年，同安发生大规模流行性鼠疫；

19世纪后期，腺鼠疫在广东、香港传播，波及上海、福建等沿海地区。仅在香港就造成二千多人死亡。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五月、八月，黑龙江瑷珲和北京、天津爆发大范围疫病，以霍乱为主。

宣统二年（1911年），东北地区发生大鼠疫，波及多个省区，造成至少六万多人死亡。这是20世纪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鼠疫。

医学博士伍连德临危受命，依据当时世界上先进的防疫理念和办法，成功扑灭鼠疫疫情，成为人类历史上控制大规模传染病较成功的一次行动。

1916年3月，北洋政府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传染病防治法规--《传染病预防条例》。

1917到1918年，山西、绥远地区爆发鼠疫，造成14600余人死亡。

1921年，云南爆发猩红热疫情。

1926年1月，鉴于麻风病人数量众多，中国麻风协会成立。

1930年，卫生部颁布新的《传染病预防条例》。

1932年，因为长江流域水灾，引发霍乱流行，波及大半个中国。40万人因此丧命。

1944年，国民政府卫生署修订颁布《传染病预防条例》。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科学研究、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保健意识逐渐增强，传染病爆发的频次及危害减少。

1949年7月，察哈尔省（今张家口市）爆发鼠疫，至11月被控制并最终消灭。共致60多人死亡。

1952年5月，结合在抗美援朝中反对美国“细菌战”的群众热潮，全国掀起“爱国卫生运动”。此后，中央防疫委员会改称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成为中国卫生事业的一个特色。

中国的“人痘接种技术”传至外国，英国医生爱德华•琴纳将人痘改良为牛痘，成为了天花的克星。

新中国大力推广接种牛痘，使得天花病例大幅下降。60年代，中国境内彻底消灭天花。

上世纪80年代，天花被公认在全世界消灭。这是人类所消灭的极少数的一种传染病。

1952至1953年，辽宁西部暴发疟疾，死亡二百多人。

1960年，医学家顾方舟带领团队经过动物和人体试验，研制出脊髓灰质炎活疫苗，并以糖丸的方式，解决了使疫苗真正广泛进行免疫的问题。他被称为“糖丸爷爷”、中国病毒学之父。

1968年7月，香港爆发流感疫情，多数患者病情较轻、病死率较低。后来被称为“香港流感”（H3N2亚型）。

1971年，在极为艰苦的科研条件下，药学家屠呦呦团队从中医药古典文献中获取启发，发现青蒿素，开创了疟疾治疗新方法，从而使疟疾患者死亡率显著降低。

1972年，上海市流行皮炎，患者约有50 多万人。

1949至1992年，中国尘肺发病人数激增，至1992年9月达47万人。

2002年11月，广东出现非典型肺炎病例，扩散至全国、东南亚，波及全球。世界卫生组织（WHO）将此病命名为SARS。

2020年12月，武汉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扩散至全国，波及全球。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民群众，致力于建立高效的医疗卫生体系，建立了传染病防控体系。

经过艰苦奋斗和努力，曾经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和生命的绝大多数传染病发病率大幅下降，持续稳定在极低水平，天花、致盲性沙眼、丝虫病、新生儿破伤风等已被消灭，中国人均寿命大幅上升。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历史长河中，瘟疫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影响；同时，中华民族与瘟疫进行了漫长、艰难地抗争，也推动了医药学的发展。

当然，人类在发展，病毒也在不断变异，我们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