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历史时期的移民一直是历史学界所研究的热点问题，而且中国历史时期大范围的移民主要发生在动乱割据时期。历史时期大范围的移民主要有三个大的阶段，第一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井田制的破坏，私有土地不断发展，诸侯战乱割据，使人民走出了自己的土地，不断开始流动。第二个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移民出现的原因与春秋战国如出一辙。

《颜氏家训》载：“蓋自五胡亂華以後，中原舊族，多僑居江左，故南朝士大夫所言，仍以北音爲主。而庶族所言，則多爲吳語。蓋自五胡亂華以後，中原舊族，多僑居江左。”

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移民凸显了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移民流动范围更加广泛，不仅是南北简单的移动，其中也不乏东西方的移民互动。此外，此时的移民成分也是超出了汉族的界限，许多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不断吸收中原人民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方式，从而得到进步。原来滞留北方的汉族遗民也是不断收到游牧政权文化的冲击，音乐文化。服饰文化等纷纷呈现出多民族融合的趋势。

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移民突破了空间和种族的限制，那么唐末五代时期的战乱局面导致的移民则是在前者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此时的移民是已经在民族交融逐渐完成的基础上出现的，此时由于北方战乱向南方不断迁移的原中原汉人将更加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手工业生产技术等多种先进文化带到了南方地区，极大促进了南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而也是正在此时，原来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一家独大的北方地区逐渐失去往日的辉煌，南方作为北方先进文化的吸收者，后来居上。正因为北方成为藩镇、五代时期诸侯们互相征伐的主要阵地，而南方则有长江之险始终处于和平安宁的发展环境当中，所以南重北轻的局面逐渐形成。同时南北方不同的政治格局也由于移民的原因呈现出不同的性格特征，北方重战争，重军事，南方的十国战争则甚少于北方五代。

何为移民以及五代时期的北方民情

流民应该是移民的一种特殊的表现方式，因为在一定条件下，二者不但可以相互转化，而且有时很难区分，把二者随意地区别开来去解释某些特定的问题也未必真正恰当。但这是从整体上的形容，并不一定合乎历史上的某些时期，与此相对的是，这种现象和这种形容也许对一些特定的时期—特别是处于大变革的社会转型期，更有特殊的意义，而五代十国就是这样的时期。

隋唐时期，统治者倡导华夷一家的观念，这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更是一种自觉的举动，因为毕竟零距离的民族融合进行了几百年，毕竟自身的强大和自信已不需要真正的笼络他族，毕竟自己的身体里也畅流着少数民族的鲜血。最终，这不可避免的会感染到藩镇割据的大唐后期，使它发生一种不以自身意识为转移的变异。

按照上面的解释，五代中的三个沙陀政权(后唐、后晋、后汉)和沙陀人建立的北汉都属于渗透型王朝，那我们就从他们的渗透经历谈起，这种渗透实际上就是一种移民。从唐后期开始，西突厥的一支部落崛起于原唐朝北庭都护府管辖范围之内，曾多次侵扰唐境，成为较大的边患。

后助唐镇压黄巢暴动有功，其主李克用被封为河东节度使，之后不断发展势力，招徕移民、扩充军力、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并与朱温势力进行了长期争战。最后李克用之子李存勖灭梁建立后唐，这是五代的第一个沙陀政权。之后，又有两个沙陀王朝建立，他们也有类似的经历。因此，重新审视沙陀族的发展特征对理解五代的形成有很大的帮助，甚至是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视角。

《新五代史》载：“貞元中，吐蕃贊普攻陷北庭，盡忠戰死，以隸河西節度使范希朝。希朝徙鎮太原，居之定襄神武川之新城。其部落萬騎，皆驍勇善騎射，號沙陀軍。”

从移民视角探讨五代形成的原因

沙陀政权的相继建立是沙陀族势力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沙陀人汉化过程中重要的一环，而沙陀势力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它不断迁徙于适合自身生存的地方，并适时寻找扩大自身实力的机会，抓住机遇，全面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长期与汉人杂处，肯定会受汉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

而汉化的过程即是民族融合的过程，也是民族融合中的主要方式，这种融合会在无形中弥补他们长期以来所具有的一些局限。另外，沙陀人建立的政权或王朝内还有其他内迁的少数民族，如回鹘、吐谷浑等，他们和沙陀人一起为创建强大的民族政权做出了重大贡献。

五代沙陀政权都曾以积极的商业优惠贸易来吸引周边的少数民族，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后唐时期中原战马严重不足，因此，中央政府便积极引进西北少数民族贩卖的战马，且通过内地人民的手工业品以及日常用品进行交换。同时，周边民族中的许多商人及其家属受商业利润的诱惑和中原繁华的吸引，也都愿意留居中原地区。

《旧五代史》载：“明宗招懷遠人，馬來無駑壯皆集，而所售過常直，道路倍費。其每至京师，明宗为御殿见之，劳以酒食，既醉，道其土风以为乐，去又厚以赐赍，岁耗百万计。”

对周边民族实行羁縻政策不仅仅是汉族政权的专利，少数民族往往以某种特别的方式收到特别的效果。少数民族也许更看中商利，从商为利在某种程度上更有利于移民现象的活跃和人口的流动。五代政权的汉族建立者和五代政权的将领们的经历对解释五代局面的形成及其特征，也应有一定的关系。他的手下将领和普通士兵中的一大部分也是这种形式的移民。

民众南移对于南方政权格局形成的重要影响

自安史之乱起，北方战乱不断，为躲避战乱及与此相关的重税问题，北方民众大量南下，且持续不断。这为南方提供了大批的劳力、先进的技术、足额的赋税、够用的徭役、大量的兵源，还有软实力的文化、礼仪、制度等，这些不仅是治国之需，更为南方区域集团或政权的广泛建立奠定了现实基础。

《旧唐书》载：“江淮轉運路絕，兩河、江淮賦不上供。國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劍南、嶺南西道數十州。大約郡將自擅，常賦殆絕，藩侯廢置，不自朝廷，王業於是蕩然。”

南方九国的建立者基本上都是北方人，他们一般都曾受唐政府的任命册封，都有一定的政治才能，也懂得大量的官方礼仪和从政经验。他们从北方来到南方，也算是一种非典型性移民，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们也具有些许的进取心，特别的经历和特殊的认知也许使他们更有一种深层次的现实畏惧感，更注意团结和争取同是北方老乡的移(流)民的支持，注意完善统治手段和执政机构。

黄巢暴动对南方政治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参加黄巢队伍的很多人都是流民，而且队伍又经常东奔西突，人员不断增减，成员不断换血，这是一种交流与互动，与某种因素结合可能会问接地影响到地域社会状况。比如。队伍中的一些人可能掉队或投降，从而无奈地留居他乡，这是一种规模不大但影响不小的移民方式。

他们也许更有可能和机会在客观上列南方建构起较大之作用。同时，为镇压暴动，唐政府调兵遣将，大批军人开往各地特别是南方，这些人长期驻扎南方，并与当地土兵相结合，久之发展为军镇或“地方军事集团”。南方社会出现军事化的明显迹象，为南方将领割据甚至建国提供了条件。

评价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纷扰割裂的时期，当然我们后人也会经常给这个时期以分裂动乱的标签。但是五代十国又是中国封建历史时期一个不可忽视的时期，因为它是承上启下的时期，中原民族的南迁，使得经济中心不断南移，这个过程在南宋时期彻底完成，这离不开人员的流动和迁徙。

安史之乱的发生，更进一步改变了藩镇的布局，为了平叛，大量的西北军内调和在内地设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也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军事性移民。南下的河朔军人滞留各地，成为各地藩镇军队的重要甚至是主体部分；平乱后，为安置叛军降将，唐政府在北方也设置了大批军镇，它们交错分布于河东、中原、江淮之问。他们不但带来了边地习俗观念，也带来了不少的与军事有联系的人口。

这是一种既可直接利用，同时能够不断繁衍传承的智慧资源。它们的存在不仅影响了唐后期的政局，也成为后来五代更替的又一股推动力。南方的军镇或将领乘平暴之机招兵买马、扩充地盘，以正当的理由一步步壮大；同时，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时局动荡，地方将领无法保障与中央的政令通畅，因此，中央自觉地授予地方将帅代表朝廷全权处理军务甚至是政务的权力，这种软支持便利了将领们继续自己的事业。

唐朝后期，政府财税收入的大部分靠江南，基于此，唐政府非常重视南方税收，在南方设置大量收税机构，并派北方得力人士南下长期把持，这些皇派人既锻炼了自身的政治才干，又提高了经济容纳度，这就是一种自主离心力的前奏。更为重要的是，个人利益的升化和内敛，使之与地方利益者有机结合到了一起。这种局面的进一步发展和伴随着因税收机构的成熟而导致的机构扩散化和组织正规化，地方政权的建立已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参考文献：《颜氏家训》、《旧五代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