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有两个名字如星辰般闪耀——司马迁与汉武帝。一个以笔墨书写历史，一个以权力塑造帝国。他们的成就跨越千年，至今仍令人敬仰。

然而，当我们将这两位巨人并列比较时，一个有趣的问题浮现出来：谁更伟大？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背后，却隐藏着关于历史、文化与权力的深刻思考。

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古老的问题竟与当代学术界的一个奇特现象产生了呼应。曾有一些人讨论过，但归结起来，无外乎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坚持认为，司马迁更伟大。因为他撰写了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学名著《史记》，为当时以及后世留下了一部难得的“信史”。

他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的影响，足以穿透几千年的中华历史，直到今天乃至未来，仍然熠熠生辉。

相反，尽管汉武帝英明神武，宏谋远略，曾派人北击匈奴，“凿空”西域，不断地开疆拓土，奠定了西汉王朝的鼎盛局面；但其所为之事，无论在制度还是文化创造上，皆难以超越其所处时代，多限于一朝一代，一时一世。

尽管汉武帝作为中国古代难得的有作为的皇帝，但是，借用今天的话说，他的功绩局限于其所在的“现世”或“当下”——尽管他执政的时间很长，而且是中国古代寿命最长的几个著名皇帝之一，但他的事功业绩很难达到像司马迁的《史记》那样具有历史穿透力。

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或可以说，汉武帝“功在当代”，而司马迁则是“功在千秋”。

——【·第二种观点·】——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汉武帝更伟大。因为，不管怎样，汉武帝毕竟是皇帝，而司马迁只不过是一介书生，虽操“董狐直笔”，却难逃“李陵狱案”之牵连，面对势力强大的皇帝，也只能忍受“腐刑”之辱。

相反，汉武帝则依仗其帝王之威，内兴盐铁之利，奖农抑商，发展国民经济，增强国家实力，保持社会稳定，外拒强敌，扫平漠北，构建起中国古代历史上空前的盛世大业，汉武帝本人也成为中国古代史上少有的有作为的帝王之一。

比较而言，汉武帝所行之事更能直接地影响社会以及民众的福祉，司马迁撰写《史记》不管怎样成功，也只能是文化或学术行为，现实或当下的影响究属有限。

这样一种观点，虽难免有过于强调身份和功利之嫌，但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以一时一地观之，生当汉武之世，司马迁自然没有汉武帝之伟力。

——【·第三种观点·】——

第三种观点，则近乎调和或者折中，认为司马迁和汉武帝在各自的领域都做出了巨大的成就，但他们的成就则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他们的身份、地位、事业毕竟不同，很难作出上下高低之类的价值判断。

在这里，为什么要谈司马迁和汉武帝？不能不说到中国历史上或者说近现代以来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似乎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在我们所熟知或耳闻的“大师”级人物中，往往大多出自文史哲专业，而出自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专业的则比较少。

就拿北大为例，文史哲专业可谓“大师辈出”，不胜枚举。而经济学呢？除了马寅初、赵乃抟、陈岱孙、李大钊、陈启修等人之外，诸如王建祖、朱锡龄、胡谦芝、顾孟余、秦瓒、周作仁、李浦、杨西孟、陈兆焜等，对于今天的经济学人来说，不仅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是“何方神圣”，他们曾经在经济学领域有过哪些作为，恐怕连人名都比较陌生吧。

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在经济学家中——即使像马寅初这样声名显赫的人物，也很少有被冠以“大师”的称谓。

之所以如此，是出于经济学者们自身的谦虚和谨慎？还是由于专业的领域太窄，难与“大师”的称号相匹配？答案恐怕不会这么简单。

远者且不讲，试看 1949 年后这60 多年，若以“事功”论，小到公司企业的经营运作，大到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调整，经济学家们所创造和占有的社会财富，可能比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们所创造和占有的总和还要多。

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恐怕也是如此。不可否认，与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们相比，经济学家对于国家、社会和民族的贡献不仅是巨大的，而且是更为直接的。

这就产生一个与“司马迁和汉武帝相比，谁更伟大”类似的问题：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相比，哪个更伟大？如果说经济学家也是伟大的，那为什么经济学界的人物很少被人记忆？为什么经济学界的“大师”会比较少？

——【·经济“大师”少·】——

对于第一问，与司马迁和汉武帝的问题很类似。其实，经济学家的贡献和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们的贡献相比，也是难分高下的。

以创造和占有财富的数量为标准，来衡量他们的贡献高低，显然难以服人，甚至有点荒唐。社会不仅需要经济学家们贡献才智，追求福利的最大化（或“利润的最大化”），同时也更需要历史学家、文学家和哲学家们守护社会的良心。

彼此之间，是不可截然割裂或者孤立存在的。第二问和第三问，其实关系到两个核心的问题。

第一个核心问题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制度产生较晚，经济学科也是如此，至今不过百余年时间。

相形之下，文、史、哲专业则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学术传承，远比经济学要早得多；而且文、史、哲专业即使在现代中国，其专业内容与中国传统的衔接远比经济学紧密。

或者可以说，文、史、哲专业（尤其在关涉中国传统学术方面）承载了中华几千年的学术传统，而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门类，所承载的历史不过百余年。

以百余年与几千年相较，淘沙见金，所能筛选出的杰出人物，多少之别自然明了。

不仅如此，从“专业壁垒”（即专业的排他性）来看，从事经济学专业者，自可以同时爱好文、史、哲，阅读文、史、哲之类的作品，接受文、史、哲的专业熏陶，乃至进入文、史、哲领域，有所作为；但是，从事文、史、哲专业者，却由于专业限制，往往很难进入经济学领域——尤其核心和尖端领域。

别说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模型来讨论问题，即使面对其中大量的数据，就已经令很多人头疼了。

由此可见，经济学的“专业壁垒”是比较强的。但是，从事经济学专业者，也不必沾沾自喜。要知道：历史不仅是“人民”书写的，更多的是由历史学家们书写的！

由于历史是历史学家们书写的，同时由于历史学家们往往难以跨越经济学的“专业壁垒”，所以，历史学家们在书写和记录历史时，往往对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家的具体贡献知之甚少，也就难以下笔，有时竟“暂付阙如”了。

那么，是不是可以由经济学者们来撰写本专业的历史？

——【·缺乏学术清理·】——

这就涉及到了第二个核心问题，即可能时机未到经济学界历来缺乏对于本专业的学术清理。

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原因或许在于：一方面，经济学的使命，用约定俗成的说法，就是经邦济世、经世济民。

或者说，经济学就是“经世致用”之学，所关注的重点是当下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解决，绝非历史的问题。即便涉及历史问题，也无非是为了解决当下问题的参考之用。

对于“当下”的过分强调，则有可能陷入历史的虚无主义，缺乏历史的省思和观照，不仅会忽视所研究问题对象的历史，而且会忽视本学科的发展史。

或可称之为“经世致用”思想的一种世俗化，由此导致很少有人关注经济学专业学术和学科的发展历史。

另一方面，对于“经世致用”中“用”的过度强调，则很容易沦入一种功利主义，一切以经济效益、功利为标准，单纯地追求短期的利润最大化。

不可否认，历史之学，尤其是严肃的历史之学——绝非那些世俗的戏说历史，其“变现能力”是很差的。

如果不是这样，也就不会有人形容从事历史研究是“坐冷板凳”了。因此，从事经济学（尤其是应用经济学）研究者，往往不愿从事学科发展史的梳理工作。

——【·思考·】——

由此，我们应该认识到，梳理和撰写经济学科的发展史并不是一件可有可无之事，而且显得有些迫切需要。

如果始终没有一部关于中国近现代经济学科的发展史，长期处于“暂付阙如”的状态，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很容易被人讥讽为“没有历史，只顾现实”。

另外，从事经济学研究或者经济工作的人，如果能够了解近百年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历史，了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脉络，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至少可以知道前辈经济学者们的理想和贡献，了解“祖上的荣光”，有助于认识目前经济学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把握将来的前进方向。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