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大汉王朝积弊丛生，危如累卵。始于光和七年（184年）的黄巾起义给了王朝沉重的打击。后来汉灵帝为了拱卫京师安防，设立西园新军，新军设置八大校尉，曹操和袁绍都是校尉之一，袁绍由此进入权力斗争中心。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病逝，宦官集团和以何进为首的外戚集团围绕着立嗣问题展开明争暗斗。袁绍在这场政治博弈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袁绍明里站在何进一方，但从他的作为看，袁绍真正希望的是外戚和宦官集团两败俱伤，只有中央权力真空才是对袁绍最有利的。
后来宦官和外戚两个集团同归于尽，袁绍距离权力巅峰咫尺之遥时，董卓领兵赶到洛阳，打断了袁绍的计划。袁绍站在了进与退的节点。他本有机会发兵与董卓奋力一搏，但关键时刻，他选择了后退，最后逃到渤海郡。半个多世纪后，又有一个人身处和袁绍相同的处境。这个人手握重兵，有灭国之力，他与袁绍一样出生于官宦世家，一样有称霸野心，一样善于谋略，所不同的是，在进与退的节点，他选择了铤而走险。这个人就是钟会。
钟会，字士季，颍川郡长社县人，出身于世家大族，父钟繇，曾是魏国太傅。钟会幼年天资聪颖。当时，中护军蒋济号称有知人之鉴，著文说：“观其眸子，足以知人。”钟会刚五岁，钟繇有意让他去拜见蒋济，蒋济故作惊讶地说：“这孩子将来非同一般呀！”一方是为了沽名钓誉，另一方则作廉价吹捧，使一个五岁的幼童身价倍增。一方面是出身世家大族，钟会自小被人吹捧，另一方面钟会确实聪颖，少年得志，这两方面原因使得钟会极为自信，也为他日后冒险政变埋下伏笔。
后来钟会入为秘书郎，步入仕途。不久，迁任尚书郎、中书侍郎。他党附司马家族，很得信任。司马师废魏帝曹芳，以高贵乡公曹髦代之。曹髦即位时，司马师私下问钟会：“皇上是什么样的帝王？”钟会意味深长地回答：“文才同于陈思王（曹植），武略类似魏太祖（曹操）。”外为颂扬，实际上是提醒司马师要对曹髦严加防范。
后来拥护曹魏的将领大臣多次反叛，都被镇压，钟会都立下不小功劳。景元三年（262年），司马昭命钟会、邓艾等领军十八万，兵分三路，攻伐蜀国。大军出发前夕，西曹属邵悌求见司马昭，不无忧虑地说：“殿下派遣钟会率领十余万大军伐蜀，依下官愚见，钟会孤身一人，无重要亲眷留洛阳为质，不如另派他人为好。”司马昭笑着说：“这种情况难道我还不了解吗？如今蜀成了天下的祸害，老百姓都不安生，征服它本来易如反掌，但大家又说使不得。一个人如果还没有打仗就胆怯，就不会有机智勇敢；没有机智勇敢硬要他去打仗，就只能成为敌人的俘虏。因为只有钟会和我的意见相同，派他伐蜀，一定可以灭蜀，不派他派谁呢？至于灭蜀之后，即使像卿忧虑的那样，他又能有什么作为！他想谋反，有谁支持他呢？蜀地将军、大夫早已吓破了胆，成不了气候；中原将士思念还乡与亲人团聚，也不肯跟他，因此只能自取灭族之祸罢了。卿不必犯愁，也不要再同别人乱说。”
后来果然不出邵悌所料。钟会在剑阁与姜维对峙时，邓艾率领精兵，走小路，出奇兵到成都城下。后主刘禅出降。随后姜维在剑阁向钟会缴械投降。这时，钟会的军队与姜维的军队合兵，共计二十余万大军。钟会越想越觉得自己功名盖世，不能再受制于他人，于是决定反叛，兵发长安，夺取天下，即便失败也可以模仿刘备，退守益州。不得不说，钟会的处境与当年袁绍在洛阳时的处境都是在可进可退之间，不过钟会的志向远比袁绍的志向大，袁绍最后选择全身而退，钟会则选择冒险突进。早年的顺遂使钟会风险意识薄弱，他没考虑到基层官兵回家心切，再加上一时大意，放走了一名小校。小校在各军营中传播流言，造成军队哗变，最后钟会落得被哗变士兵乱刀砍死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