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某个夜晚，红军的领导人们围坐在一盏摇曳的油灯前，桌上摊开的地图上，箭头指向不同的方向——北？南？西？每个选择都可能决定这支队伍的生死存亡。
中共中央主张北上抗日，而张国焘却认为南下更稳妥，甚至一度摆出“不听话就拆伙”的架势。最终，谁的选择才是正确的？徐向前在晚年回忆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在经历了漫长的长征后，终于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县）会师。表面上看，这次会师是喜事一桩，意味着两支红军终于“亲人团聚”，力量壮大，革命的希望更进一步。
但实际上，红军的未来却突然站在了一个“战略三岔口”上——该往哪里走？
这条问题可不是简单的“今天去哪吃饭”那样随便决定的。南下？北上？西进？每个选择都关系到红军的存亡，甚至整个革命的成败。
中央红军的核心领导层经过仔细评估，提出了“北上”的战略。他们看中的是川陕甘一带的地理优势，这个地方地广人多，交通便利，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军队相对较弱，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离华北抗日前线近！
北上意味着红军不仅能保存实力，还能融入全国抗战大潮，让红军的影响力从南方扩大到全国。这就像下棋一样，不能只盯着眼前这一步，而是要看清整个棋局。
但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可不这么想。在他看来，红军刚刚会师，内部还没真正融合，直接去北方“硬碰硬”并不是明智之举。
他提出了南下的策略，目标是攻占成都，甚至退往川康边境的少数民族地区。他的理由听起来也很有道理——人烟稀少的地方能避开国民党的追击，红军可以在这里保存实力，伺机而动。
乍一听，这计划好像也不错，可问题来了——躲起来等机会，机会能自己找上门吗？如果光顾着保存实力，不主动寻找革命的突破点，那革命还有未来吗？
而且，南下意味着背离全国抗战的中心，红军的战略影响力将大大削弱，这显然不是长远之计。
为了搞清楚未来的方向，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至关重要，决定着红军的未来走向。
周恩来等人提出了明确的北上方针，经过激烈讨论，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个决定，并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准备打开北上的通道。
会议决定北上，并不是随便拍脑袋的产物，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后的战略考量。可问题在于，张国焘嘴上答应得好好的，会议一结束，他却迟迟不动。
张国焘的犹豫两河口会议后，中央红军立刻开始行动，向北推进，目标是夺取甘南，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但红四方面军的行动却异常缓慢，张国焘开始用各种借口拖延。
他说：“组织问题还没解决，军队怎么动？”又说：“北上的路太危险，我们得再研究研究。”这些话听上去都挺有道理，但本质上是变相抵制北上方针。
按照两河口会议的决议，红军的北上通道必须经过松潘，而松潘是国民党军队的重兵防守地区。红军的计划是集中主力打通松潘，拿下甘南，开辟新的根据地。
但这个任务绝不轻松，松潘地区地势复杂，敌军坚固工事林立，正面攻坚极其困难。
1935年7月，红军开始在松潘外围进行侦察和战斗准备，但张国焘却以“条件不成熟”为由，再次拖延部队北进。中央红军已经等不及了，他们率先动身，进入毛儿盖地区，而张国焘仍然按兵不动。
实际上，张国焘迟迟不肯北上，除了对战略方向的不同理解，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权力。他希望借助自己手中掌握的兵力，在红军内部获得更大的权力。他不愿接受中央的命令，而是试图让红军听命于他。
为了平衡局势，1935年6月29日，中共中央做出决定，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并增补陈昌浩、徐向前为中央军委委员。这本来是为了安抚张国焘，让他放下顾虑，和中央一起推动北上。但即便如此，他仍然在拖延时间。
时间拖得越久，局势越危险。北上的路一旦被国民党封锁，红军就会陷入死地。而张国焘的犹豫，最终导致了红军的分裂危机。
徐向前的回忆多年以后，徐向前回忆起这段历史，深感北上方针的正确性。他认为，如果当年听从张国焘的意见南下，红军很可能被困在川康边境，错失发展良机。
而北上，不仅让红军成功挺进陕甘宁，还为日后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基础。
1935年9月，红军终于突破封锁，进入甘南，为日后延安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条件。而张国焘则在南下途中不断遭遇失败，最终不得不北上与中央汇合。
历史证明，中共中央的决策是正确的，红军的未来就在北方。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红军的每一个决策都事关生死存亡，每一个战略选择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北上方针的制定，并不是“随心所欲”的拍板，而是建立在革命现实和长远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徐向前的回忆，为我们揭示了历史的真相——红军的每一步都走得艰难，但正是这些正确的决策，才让革命最终走向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