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成功投稿  伊河编发】

1965年入伍，当营长的第四个年头遇到“85大裁军”，部队撤销我转业回到家乡，托人找关系安置到福利待遇好的县供销社上班，邻里亲友都很羡慕我端上了“金饭碗”，不曾想后来工资待遇一落千丈，退休后摆摊补贴家用。

退休后时常回忆自己这一生，感觉就像坐过山车一般，曲折起伏，令人感慨！

1965年3月7日，17岁的我离开老家张沟村到了部队。自从踏入淮滨部队营区的那一刻，我才感到自己真的当了兵。

一个多月前我报上了名，接着是体检、家访和政审，所有的流程都走完了，也没听说我有什么问题，以为当兵十拿九稳了。

可是，3月初，同村一起体检的人，都接到入伍通知书，领到了盼望已久的新军装，可一直没人给我说，更没有给我发新军装，我和我父亲急了，连忙跑到公社，找到在财政所上班的二叔，托他打听啥情况，一问才知道，新兵名单里却没有我。

后来，给办公室的人送了两瓶二锅头、一包点心后，人家才悄悄告诉二叔，你侄被人给顶掉了。

父亲听说这个情况后十分激动，一时急火攻心，口吐白沫倒在了公社大院里，这吓坏了公社领导，一问才知道我父亲为儿子当兵被顶替气病了，当即公社和武装部领导开会，一番追查后，找到了顶替者和帮忙的人，领导怕出事，硬是派人把新军装要回来，送到了我手上。

到了1968年7月的时候，驻地竟然遭遇连续十多天的暴雨，后来气象部门说是淮滨县三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淮河水位上涨到33米多，淮河、洪河等河堤埂出现大量漫溢和决口现象，仅淮河干流就发生250处大堤决口，全县陷入洪水中，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遭受毁灭性的袭击。

一声令下，我们团全部投入抗洪救灾的应急救援中，身为班长的我，开着冲锋舟，从树上、从屋顶上，和战友们救助和转移灾民200多人，那些天里，我有时一天吃不上到一顿饭，连队送来的饭菜，我都给了灾民中的妇女和小孩……

洪水退后，我荣立三等功，1969年5月参加了师预提干部集训后，被任命为排长，之后，一直在团里，从副连长、连长、司令部作训参谋、股长，后又干到营长。

1985年，我已任营长4年，当时，我已被列入团级后备干部行列，传闻师里有让我交流到别的团当参谋长的提议，而我也踌躇满志，等待着上级通知。

然而，当年发生的一件影响全军的大事，直接改变了我的人生航向。

这一年的下半年，上级通知，停止一切人员调动、职级晋升，包括探亲休假也停止了，不久，传来我们团撤销编制、人员转业复员的消息，后来撤销命令正式到了，这在这一年的年底，我和全团的官兵一起，脱下心爱的军装，成了一名转业军人。

这是全局性的大裁军，各部队转业退伍回到家乡的军人很多，就拿我们县来说，平时转业干部也就几个、十几个人，而85年就有上百人，而正营这个职级转业的干部，也有11个人，地方安置工作遇到了较大的压力和困难。

所幸我在当兵的20年里，立过四个三等功，曾被军区和军表彰为优秀连长、优秀基层主官等荣誉，参加过抗洪救灾等重大活动，属于优先照顾安置的对象。

可是，当时县里公认的福利待遇好的单位，如供销社、商业局等单位，转业干部们都瞪大眼睛盯着，各显神通，都想安置进这些单位。在当时，公检法等单位，远不如供销社和商业局吸引人。

计划经济下的这些单位，成了人们眼中的香饽饽。

但是，我知道，能在部队干到正营职的干部，哪一个都不是白给的，都很优秀，为了增加保险系数，我通过部队首长写信、通过市里一定职级领导亲戚写条子，想尽了各种办法，再加上自己一大堆奖章和荣誉证书，终于以同职级排名第二的成绩，和排名第一的另一名营长一起，被安置进县供销社，而我当了一名副科长。

在当时，供销社售货员、邮局快递员、粮站检查员、单位司机、播音员，是社会公认的最吃香的职业，而排名第一的供销社员工被称为“金饭碗。”

而当年和我一起转业回到县里的一位教导员，由于任职时间短，只有两个三等功，没有其他荣誉，只得被安排到转业干部不太感兴趣的县法院，当了办公室主任。

进了供销社，我才知道供销社真的很好，我庆幸当初的选择。

供销社除了机关各办公室外，还设有生活资料门市部和农资门市部等部门，生活资料门市部有布匹、百货、杂货、食品等专柜，货物摆满购物立柜货架。你需要什么，供销社就有什么。

然而，最要命的是，那时大多数商品凭票证才能买到，如布票、油票、煤炭票，还有少量的自行车、缝纫机等票证。尤其春节前，供销社员工常常要上班到半夜，天刚亮就要开门卖货。

我到供销社上班后，在农资部门曾经工作过一段时间，记得那一年春耕开始以后，从农药、化肥、再到钉耙锄头等耕作农具，我们啥都卖。时间长了，我这个供销行业的门外汉，学会了打算盘、填票据、识皮张，甚至还会识别假农药、假化肥等商品。

一天，我正在社里上班，我父亲带着村里一个一位远房亲戚，亲戚提着礼品，十分虔诚地找到我，说无论如何要帮他一个忙。

原来，他们家儿子快要结婚了，那时候农村年轻人结婚，必备的新婚物件，如大喜字的大花棉被子、脸盆、暖壶包括当作尿盆的痰盂，都要从供销社购买，而他只好请我父亲出面，来供销社找我帮忙，搞到这些东西，否则，他儿子的婚礼就不能如期进行，那样很丢面子。

我到社里上班时间不长，认识人也不全，再说这里面好几样东西都要凭票证才能买到，那些天里，我在社里到处求人，好不容易弄到了布票、油票，才给人凑齐物件。那天亲戚临走，拉着我的手使劲摇，感谢我帮了大忙！

之后，我给父亲说，以后这种事不能再管了，物资虽然不缺，但票不好弄，万一帮不成忙，大家都难堪，父亲尴尬地点点头，抽着旱烟袋，披着他那件老外衣，步履沉重地离开了供销社，而我心里也不好受。

到了社里上班后我才知道，虽然明面上发的工资并不比别的行业高出多少，但社里年底发的奖金很高，高到能是我们一跳（社里通知不让外说），其他福利，如发鸡蛋，发面粉、油等。

更让我们满意的是，单位食堂搞得好，我们员工几乎不在家里吃饭，就连家属小孩也常到社里食堂吃饭。供销社还办有幼儿园，员工的孩子到幼儿园上学不用花钱。

在供销社上班，时常被人追捧，处处被人高看一眼，我妻子和孩子说，到供销社上班，真是太爽了。好单位吸引力大，供销社成了人人想进的单位，到了后来，供销社的职工远远超过其他单位人数。

供销社独特的社会地位，让每一个供销员工，优越感满满。

然而，好境不长，供销社开始走上了下坡路。1993年及以后，市场经济日趋活跃，个体经济异军突起，社会物资的丰富，计划经济时代什么都管，什么都卖的包括土地也卖的包袱沉重的供销社，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到了后来，不要说福利了，有的时候连工资也发不出来。

从1992年到1999年，全国供销社系统接连亏损8年，其中仅1998年亏损了152亿。

我在供销社大小算个小领导，待业近一年后，被分流安置到了县里的劳动服务公司，尽管公司也不怎么好，但总归有一些靠近街面的房子，就联系一些人，搞了个集体餐馆，大家早起晚睡，都很累，但至少还能从公司领到一点钱。

近些年，供销社适应市场发展，找到了新的社会定位，有了新的起色。

2008年，退休在家的我，和同为供销社员工的妻子，一个月到手的退休金加起来不到7000，父母年龄大了，长期吃药，我们自己也吃药，再加上还要帮衬儿子，工资经常不到月底就花光了，前些年日子好过时的家底，早就花光了。

开放搞活，和市场的繁荣，供销社坠入极为尴尬的境地。

后来，我和老伴进点货，在路边和夜市摆个小摊，也卖不了多少钱，勉强顾个饭钱，这样的日子，我们已经过了这些年，已经习惯了。

前不久，我在摆摊时，见到了当年转业到法院的那个教导员，他也退休了，但精神头很好，从神态和穿着看，他生活很舒心。我听说他挺努力的，从县法院干到市中级法院，最后从中院机关处长领导岗位上退休，退休金是我的两倍还多。

我的心里，渐渐有了不平衡的感觉！

军人转业和就业安置，是一次重大的人生选择，这种选择，不可避免地带着浓厚的趋利特性。

既然选择了，就应尊重自己的内心，毕竟当初的自己，也分享了选择后的社会红利。

社会在发展，选择的结果也不会一成不变，自己应该适应和尊重变化！

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当我们回首往事，没有什么不可以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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