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重庆起飞后,飞机穿过厚厚的云层,在南京明故宫机场徐徐降落。
这次,回南京我特别兴奋,遗留在重庆的许多事务,基本上都处理完毕了,以后就用不着经常往重庆跑了。
更使我兴奋的是,1947年12月5日,蒋介石终于免去了郑介民所兼保密局局长一职,由毛人凤接任。
当时,我认为,这是毛人凤的成功,也是我的成功啊!若不是我导演了那场“祝寿戏”,若不是我暗中搜集了不少有关郑介民贪污、占用公产的材料,他毛人凤想挤掉郑介民,谈何容易!
很快,飞机稳稳地停在机场,我的随身副官已把旅行箱和公文包提在手里,轻声提醒我:“处长,我们下去吧!”
我从遐想中惊醒,站起身,整了整衣帽,大步向机舱口走去。
机场上,副处长和其他几个部下早已等候在那里,一一握手后,部下打开我的汽车门请我上车。
我对副处长说:“你也上来吧,路上我们好一起谈谈。”
副处长和我并肩坐在汽车后座上。他简单地汇报了总务处的情况,我便询问道:“毛先生上任后,对我们总务处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别的没什么,他只是一再嘱咐我,要好好清查一下总务处所有的账目,免得再出现邓毅夫那种事,让别人抓辫子。”
“哦,他难道也相信邓毅夫真有问题?他也怀疑我们总务处账目不清?”
副处长的话,如当头一棒,着实让我大吃一惊。
副处长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轻轻地叹口气说:“是啊!我也弄不清毛先生是怎么想的。”
汽车在公路上飞驰着,两边的房屋、树木迅速地向车后闪去,刚才我在飞机上的兴奋、得意已一扫而光,心头蒙上了一层乌云。
毛人凤接任保密局局长前的一桩桩往事,又一次像电影镜头似的,清晰地呈现在我的脑海里。
南京鸡鹅巷军统早期办公场所旧址 图片来自网络
1946年3月,军统局代局长戴笠乘飞机摔死后,蒋介石即任命原在军统局兼任主任秘书的郑介民为代理局长。
军统局帮办唐纵和在局里主持日常工作的代主任秘书毛人凤,都在暗中做争权夺利的打算。
1946年5月,蒋介石采纳了郑介民的建议,把军统局改组为保密局,而工作人员由过去的5万人压缩到不到1万人,郑介民任局长,毛人凤任副局长,唐纵被调到内政部警察总署任署长,基本上退出了保密局内部的权力争端。
那时,我倒并不急于想帮毛人凤挤走郑介民。因为,军统局改组时,八个处减为七个处,过去的处长撤换了七个,只有我这个总务处长,郑、唐、毛三方面都没有提出异议,保留了下来。
我想,既然郑介民并不反对我,我又何必一定要跟他作对呢?何况,他兼任国民党军调部工作,常驻北平,实际主持工作的是毛人凤,彼此之间,完全可以相安无事。
南京鸡鹅巷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然而,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毛人凤当了副局长后,一心想独揽大权,他总是趁郑介民在北平的时候,在背后搞小动作。
而郑介民也早有防备,他任命自己的亲信张继勋为局长办公室主任,另一个同乡王清做办公室专员,并规定各处室公文都要先送到局长办公室。
因此,毛人凤对郑介民恨之入骨,但表面上,还是不动声色。
那次,郑介民的老婆贩运鸦片,被我无意中发现了,我当时并不想告发她,可是,她总担心我会把这件事揭出来,表面上对我很客气,背后却说我偏心,分配财产不均。
我知道后,心里很恼火。正巧,当时毛人凤要找我了解总务处的经费情况。
一天,我在办公大楼的过道上,遇见了郑介民的副官,他拿着一大堆发票要我签字报销。我翻着看了看,这堆发票里除他家的日常开支以外,竟连给小孩买玩具、郑太太自己吃珍珠粉的都有。
这也要报销?我不满地看了副官一眼,说:“这些发票都是郑太太交给你的吗?”
“是!郑太太说,郑先生不在家,希望沈处长能多多关照。”
关照!我难道关照他们还不够吗?郑介民一当上局长,他太太开口就要了三幢洋房,上海、南京各一幢,连汉口她娘家也要了一幢,而且还把这房子过户到了她自己名下,就连戴笠最好的一辆小汽车也分给了他家。
南京毛人凤公馆旧址 图片来自网络
我很不情愿地签了字后,就径直去了毛人凤家。一进他家门,我就满腹牢骚地说:“郑太太可真不像话,连孩子玩具和她吃的珍珠粉也要报公账!”
毛人凤只是笑了笑,亲热地给我让座,他老婆也吩咐人送茶点来,两人像接待老朋友一样。
随后,毛人凤聊天似的询问了一些总务处的经费情况,接着就天南海北地闲聊开了,却只字不提郑介民的事。
临出门时,他们夫妇客气地把我送到门口,毛人凤亲切地拍着我的肩,半开玩笑地说:
“你是我们中间最年轻的一个,你的前途比我们都大呀!不过你也要注意哟,你的对头也不少呀!特别是卡在你头上的人,你就更得注意呀!”
“卡在我头上的,那就是你啰!”我不假思索地答道。
“咳!要是我,那我就不会说这话啦!”毛人凤仍然笑容可掬地说。
“你是指郑介民吧?”
“你看你,何必一定要指出是谁呢?你注意就是啦!”他含糊其词地答道。
“我看郑介民这人就讨厌得很,把他掀掉,你们不就起来了吗?”毛人凤的老婆在一旁脱口而出,毛人凤不满地瞪了她一眼,但我早已心领神会了。
南京洪公祠1号保密局办公场所鸟瞰 图片来自网络
主意拿定后,我便开始暗中搜集郑介民的材料,把他占用公家的财产,支持他老婆贩运鸦片,把军统局的枪支转送给他弟弟,以及他包庇北平市民政局局长马汉三贪污接收财产等等不法行为,都一一记了下来,交给毛人凤看。
毛人凤看到我写的这份材料很高兴,点头称赞道:“你搞得不错!不过,只靠这点材料是搞不倒郑介民的,还是小心从事的好!”
我想了想,说:“我有办法了,郑介民过几天不正是五十大寿吗?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做点文章!”
毛人凤不置可否地笑笑说:“那你看着办吧!”
“这事交给我了!”我自作聪明地说。
离开毛人凤,我就去找我手下的管理科科长邓毅夫,他是临澧特训班的学生,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部下。
我在重庆市警察局任侦缉大队长时,就把他调到我身边任秘书兼文书股长,军统改组为保密局后,又把他调到总务处管理科当科长。
他在我身边多年,对我很忠实,我叫他暗中告诉滨湖同学会南京分会的会员,大肆宣扬郑介民即将过五十大寿的事,再让他们暗示各机关单位和特务准备厚礼,好为郑局长祝寿。
滨湖同学会是戴笠死后不久成立的,当时,军统局改组后,有两万多人没有工作,临训班和黔训班毕业的特务便暗中组织起来,因为他们都曾在洞庭湖畔受训,故称之为“滨湖同学会”。
这个组织成立前,发起人张明选、刘本钦、吕世琨等人曾来找过我,请我担任会长,他们说:
“戴先生死了,我们这些人也没了靠山,只有团结起来,彼此有个帮助。你是我们的教官,我们一向都很敬佩你,希望你能支持我们!”
这两个训练班的学生是特训班中最早毕业的,其中不少已经担任了军统局中层干部。
我认为,这正是个掌握学生、笼络人心的好机会,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后来,其他训练班毕业的特务,也仿照他们的样子成立了各种同学会。
我对滨湖同学会特别照顾,不但借拍卖军统局和中美合作所的财产之机在经济上援助他们,而且,利用我的关系尽量给他们安排工作,把他们安排到各个单位的人事部门,他们互相之间,又给没职业的人介绍工作,所以,只要是我布置下去的事情,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办。
依原样恢复的保密局二楼 当年戒备森严 图片来自网络
不过,郑介民本人办事还是很谨慎的,他知道自己当上保密局局长后,肯定有不少人想巴结他,若知道他50岁生日,定会竞相送礼,而这事如果传到蒋介石耳中,肯定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所以,他声明,五十大寿不准备办了,然而,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惧内。
他的老婆是个贪财而又不识大体的女人,只要能进财,就不大顾及丈夫的脸面了。
我深知郑介民家的内情,尽管明知郑介民不主张过生日,我还是趁他不在家时,派人送去不少物品。
他太太只要见了钱财就高兴,对我十分亲热地说:“沈处长,这次又有劳你啦!不过,我们郑先生不准备大办,他说影响不好!”
“郑先生就是太忠厚了。他辛辛苦苦地为工作奔波,我们理应为他庆贺一下嘛!常言说:‘五十不办,六十不发。’这五十大寿不办可不行呀!你需要什么就只管说,我自然会派人送来的。”
她听了我的这番话,高兴得拍着巴掌说:“还是你想得周到,这次五十大寿,他不办,我也要办!”
我知道,只要有她这句话,事情就算办成了。
不出所料,她果然不顾郑介民的反对,大收寿礼,大事铺张,郑介民拿她没办法,一气之下跑到上海去了。
邓毅夫得知这消息,就急急忙忙跑来对我说:“沈老师,我们白忙了半天,郑局长去上海了!”
我一听,高兴地笑了,说:“这不正好吗?他不在家,我们就帮他大办一场。你马上派几个人,帮郑太太把她家里好好布置一下,再多鼓动一些单位送礼,越多越贵重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