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的深圳，跟内地的城市比，优势还是很明显的。路更宽，楼更高，天更蓝，云更白，树更绿。
不过，这只限于中心城区，大约是东到黄贝岭，西到上海宾馆。上海宾馆再往西，就只有一条双向两车道的马路，两旁是水沟，路灯稀疏。那时候从深圳去广州，都要走这条路。我那时候刚到深圳工作，公司新建一个实验室，就在这条路旁边的工业区里。我们从市区发配过去，添设备，订制度。每次去市区都会堵车，路窄车多，堵一堵也正常。时不时会堵很久，那就是出了撞死人的车祸了。
深圳国际贸易中心。新华社记者 段文华 摄
有个周末，我一大早进城去会朋友，走到路口，看到路的中间，趴着一个胖女人。有点眼熟，似乎是路边某商铺的老板娘。清晨的车不多，零落的行人从尸体旁绕过去，也没法绕很远，毕竟路就那么宽。有低头看看的，也有熟视无睹的。肇事车辆早就不见了。中巴车来了，我也就上车走了。
过后不到一个月，跟经理在市内开会回来，看到路中间躺着一个人，头已经压扁了。经理一回来就去卫生间狂吐。
年底公司去肇庆团建，回程的路上，见到三个人躺在另一处马路的隔离带，我怀疑是不是有司机嫌他们躺在马路上碍事，特意搬去的。其中一个人似乎还在动。两边车辆飞驰。
经过那大半年，我已经不再对生死大惊小怪了。
后来工作变动，搬到市中心，依旧常见生死。其中也包括自己的。
一次出差去粤西某处，我坐在大巴车的最后一排。车进入一片山林，上来一人，坐在我左侧。我察觉到他不对劲，用心提防，背包却被右侧的人划了。他们是一伙的。
虽然钱财未丢，但我心气难平，甩手给了右侧的贼一巴掌。结果车里站起来五个人。他们分别上车，提前布阵了。为首的拔出一把匕首，对准我的右胸。车里二十几个乘客，个个低头俯首，安安静静。司机照常开车，售票员瞌睡不醒。我知道，不会有人帮我了。看看车的位置，驶出这片山林，大约还要半小时。再看看刀的位置，若戳进去，应该伤的是肺，不是心脏，不会马上死，但估计也活不成。想清楚了，也就冷静了。
五个贼人与我对峙数秒，才出声，“把钱交出来”。我喝道，你来啊，你戳我试试。我当时想，既然性命难保，那就拉个垫背的。他们只要一动手，我就会死揪住旁边的矮子不放，抓也好，咬也好，我会让他陪我死。贼不动，我亦不动。我怒目而视，贼的气焰却越来越低了。忽然贼首喊了一声“停车”，前面的司机马上就听到了。车一停，五个贼边下车，边瞪着我。车里二十多个人，又活了过来。我这时候才发觉，腿有点乏力，有点抖。
深圳京华电子厂的工人正在收录机装配线上操作。新华社记者 李长永 摄
那些年，我真的有点看淡生死的样子。见过不少的死人，自己也几次命悬一线（还有过一回，在火车上生病，当时意识已经模糊。火车中途停车，送我下去抢救）。却还能为了一条年轻的生命，痛哭失声。
那次我去佛山出差。那时候深圳很少直达佛山的车，要在广州中转。深圳去广州要走大半天，广州转车去佛山又是半天。所以，从深圳去佛山，中间要在广州过夜。
记得那天上午在深圳开会，下午去广州，傍晚六点多直接入住动物园附近的酒店。放下行李去吃晚饭，出酒店门十多米，看到人行道上躺着一个青年。
二十不到的样子，上身赤裸，下身的裤子松松垮垮地罩着。他不像流浪汉。流浪汉多蓬头垢面，神态猥琐。他的头发整整齐齐，应该距离上次理发不超过半个月，唇上还没长出胡须。他虽然很瘦，肋骨一条条地突兀着，皮肤却不是长期营养不良的枯焦。
他也不像乞丐，乞丐总会盯着往来的行人。他的眼睛只是茫然地望向前方。我向来不放心给钱乞丐，觉得骗子居多。但实在是觉得他的样子可怜，就在路边给他买了面包，想想，又买了瓶水。我把面包塞进他手里，然后就走了。
吃过晚饭回来，看到面包还抓在他手里，放到嘴边了，却没吃。矿泉水瓶已经倒在地上。我弯腰告诉他，面包是刚买的，新鲜的，你吃啊。他眼珠动了动，没说话。我又问他要不先喝点水？他还是没答我。就想，算了吧，他不理我，我也不要在路边惹闲人围观了。
回到房间，看着电视，总觉得心神不宁。犹豫到十点多钟，终于起身再去看他。他还躺着，眼神黯淡了。
旁边店铺的老板告诉我，这人躺在这里好几天了，刚来的时候是赤裸着的，后来有人给他穿了条裤子。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躺在路边。我看看他干裂的嘴唇，重新买了八宝粥，牛奶，和香港流行饮料葡萄适，补充体力的。问他，是不是面包太干，吃不进去？他似乎看了我一眼。我说，这里有牛奶，你能自己喝么？他的眼光下垂了。我蹲着喂他不方便，就索性盘腿坐到地上，抱起他靠在我怀里。给他喂饮料，他却没有力气吸，最后是用勺子喂进去了些八宝粥。
吃了几口粥，他开始大口地喘气，然后眼泪就流了下来，滴在我手臂上。再要多喂，喂不进去了。我问他，你家在哪里？我帮你联系家人好不好？他看着我，嘴巴动了下，没能发出声音。
这时候已经到夜里十一点多钟，路边停了很多等客人的出租车。我跟司机们商量，我多出点车费，拉我们去附近的医院。
司机们不接这个生意。他们也劝我别多事，医院不会收的。
我犹豫，要不要打110？我对九十年代初的广州警察不大相信（现在他们好多了）。满大街的抢劫、盗窃，警察们明显不作为。过了将近十年后，广州整治火车站周边治安，报纸上披露出来，车站周边派出所的所有警察全部换掉。
那时候车站广场上的小偷（或者叫强盗）是有指标的，每天每人要给派出所交钱。交够钱，即便被人扭送派出所，转头也就放了。
没交够钱的，就要被抓进去打。这个青年可能就是刚到广州，被洗劫一空，流落街头的吧？我在想。
我跟酒店商量，能不能请保安帮我把他抬进我房间。
1994年农历春节前深圳市深南中路的巨幅金融广告牌。新华社记者 刘彦武 摄
眼看着要下雨，这一夜秋雨淋下来，我怕他熬不过去。酒店不让他进门，这也正常。
雨滴已经滴下来了，我却还没有想到帮他的法子。只有打110了。110接线员很热心地找到当地派出所的所长。所长耐着性子听我唠叨，说这人他知道，明天安排人来收尸吧。
我火了，朝他喊，这人还活着啊，他还在喘气，他还在哭。麻烦你们把他送进收容所，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有一口饭吃，他还能活过来，他还这么年轻。
电话反复打了几次，这所长沉默了好一会儿，答应我，好的，一会儿他来安排。我回到路边，感到无力。我也害怕这青年就这么死在我面前。我不敢看他，不敢看他的眼睛。
雨开始大了。我回房间拿来我的蓝格子的伞，我现在还记得那伞的样子。我把伞撑在他头边，告诉他，我是出差路过的，实在没有办法帮忙更多。我已经联系警察了，他们一会儿会来把你接走的。
回到酒店，我觉得很累，却睡不着。我洗澡，洗了一遍又一遍，换下的衣服都扔垃圾桶里了。不知道几点睡下的，不知道几点睡着的。
第二天醒来，已经十点。退了房，赶着转车去佛山。
走出酒店，就看到一辆警车停在路边，几个警察正在收尸。我的蓝格子的伞，撑在收尸袋的旁边。我脚步没停，更没有上前责问，昨晚为什么食言。
我转身走了，像任何一个平常的工作日。
直到坐上车，直到听到车上的收音机一遍遍地放一家海鲜酒楼的广告，“改革开放好，晚餐吃鱼翅”，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我趴在前座的椅子背上，哭声越来越大。我完全不知道周围的乘客是什么反应，只知道我哭了一路。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把伞，那个广告，那个夜晚。我还记得那个青年，记得他整齐的头发，他流下的眼泪。想起那晚，我就会想起狄更斯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