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已经过去了。
4年后，一部《江青野史》在香港突然出版，笔名为“珠珊”。1987年，珠珊又以大同小异的内容，在香港出版了《江青秘史》。再一年，《女皇梦》横空出世，只不过这次作者把笔名直接换成了真名：朱仲丽！
“小朱同志”有传闻说，朱仲丽是明朝朱洪武的后裔，他的父亲是湖南著名教育家，朱剑凡先生。这位朱剑凡有位好朋友，正是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毛主席青年时期，就曾去过朱剑凡先生家里，对朱先生十分尊敬。
王稼祥1906年出生在安徽，1925年在莫斯科学习，1930年回国，参加长征到陕北后，又去苏联治病，痊愈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一职，一直到1938年，任弼时接替他后，才返回延安。
说起来朱仲丽和王稼祥的爱情，不得不说毛主席。
1938年的一天，毛泽东和参加六中全会的代表们在一场温馨的聚餐后，有说有笑地走出了门。门外，青春活泼的朱仲丽宛如一朵绽放的花朵，她那灵动的秋水眸子满是喜悦，欢快地迎上去，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甜甜地说道：“主席，您好！”接着，她那好奇的目光一一扫过主席身边的人。
毛泽东看着朱仲丽的目光停留在王稼祥身上，嘴角上扬，笑着说道：“稼祥同志，来，你们认识一下。这是我的小老乡朱仲丽，她是科班出身，是我们的保健医生，还兼边区中央医学院的外科大夫。我们这些人都归她管，你以后也要同她打交道的。”
王稼祥微笑着伸出手，目光中满是温和与友善，朱仲丽赶忙上前，紧紧握住那只手，说道：“首长，您好！”
“哦，我叫王稼祥。今天认识你很高兴，小朱同志。”王稼祥的声音如同春风般温和。一声“小朱同志”让朱仲丽笑了半天。
不久之后，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收到了王稼祥派人送来的一张纸条：
肖劲光同志，请你调给我两匹小蒙古马。此外，如果可以的话，请带你的姨妹子来我处一玩。
肖劲光是朱仲丽的姐夫，朱仲芷是朱仲丽的姐姐。见到这样的纸条儿，肖劲光自然是心中有数。他带着几分试探，找到了朱仲丽：“小朱，总政治部的王主任，你知道吗？”
“我们早就认识了。”朱仲丽眨了眨眼睛，爽快地回答。
“他想请你去玩，你愿意去吗？”肖劲光问道。
“这有什么不愿意的。”朱仲丽性格活泼开朗，起初只认为王主任要见她，大概是身体不舒服，需要她这个医生去瞧瞧。但当她看到姐夫只是微笑着不再说话，她那特有的敏感让她突然意识到似乎还有别的原因。她多了个心眼，又问道：“是我一个人去吗？”肖劲光笑着说：“我让你姐姐陪你去。”
第一次是朱仲芷陪着她去的，而后，来来往往，朱仲丽渐渐地一个人悄悄地就去了。
寒冬来临，王稼祥与朱仲丽守着一盆温暖的木炭火相对而坐。跳跃的火苗映照着他们的脸庞，两人烤火的双手不时相触。王稼祥看着朱仲丽，轻声说道：“你也是从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来的。”朱仲丽微微点头，脸上洋溢着淡淡的笑容。
就在这时，朱仲丽突然感觉到自己的手被一双有力的大手紧紧握住，她的脸颊瞬间变得通红，如同熟透的苹果，头埋得更低了，手却微微颤抖着，任由他握着，且握得越来越紧。
“仲丽，”王稼祥的声音轻柔而坚定，“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呢？我而今都过30岁了呀！”
朱仲丽的心砰砰直跳，虽然并不感到十分突然，但她一脱口就是：“咋这么快呀！”
王稼祥目光坚定，又说道：“我想就定在正月十五元宵节，你说呢？！”
羞红了脸颊的朱仲丽深深地点了点头，眼中满是幸福与期待。
王稼祥起身，小心翼翼地取出珍藏的那点咖啡，冲一壶放在炭火上煮好，分为两杯。加糖的一杯递到朱仲丽手里，朱仲丽抿了一口，又递近他的嘴边，王稼祥也抿了一口。
“甜吗？”朱仲丽问，眼中满是温柔。
“甜到心里了！”王稼祥微笑着回答，目光中满是深情。
朱仲丽又拉过他端杯子的手，喝了一口。王稼祥说：“我的这杯很苦。”
朱仲丽举杯与他一碰，坚定地说：“休戚与共，同甘共苦！”
1939年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二人在众人的祝福下幸福地结合了。这一年，朱仲丽23岁。
此后，他们在为革命事业奋斗的道路上，找到了彼此心灵的归宿，这份爱情不仅温暖了彼此的心灵，也成为了那个特殊时期的一抹亮丽风景。
二人是有功劳的王稼祥和朱仲丽婚后的生活平静而温馨。朱仲丽对丈夫王稼祥的照料可谓是细心周到、无微不至。
枣园时常组织舞会及其他娱乐活动，王稼祥总是专注于工作，从不参与其中。而朱仲丽则是个活跃分子，经常在其中尽情欢乐，甚至还教过毛泽东跳舞。当朱仲丽夜深归来，总能看到王稼祥仍在那昏黄的灯光下伏案写作。她总是轻手轻脚地走进房间，生怕哪怕一丝细微的声响打断了丈夫的思路，那专注的神情中满是对丈夫的疼惜。
1943年7月8日，《解放日报》的第一版上发表了一篇意义非凡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此篇正是出自王稼祥之手。在这篇文章中，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概念。后来的历史研究者一致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系统阐述毛泽东思想的开篇之作。
毛泽东一直深知，王稼祥是有卓著功劳的，尤其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更是立下了大功。在那至关重要的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勇敢地从教条主义的营垒中挺身而出，坚定地支持毛泽东。遵义会议后，成立了三人军事领导小组，除了毛泽东、周恩来，便是王稼祥。
1945年4月，“七大”在延安隆重召开。然而，王稼祥却因病重未能参加会议。
陈毅同志在华东小组会议上这样生动地比喻：王稼祥比如是楚汉相争时的韩信，韩信归汉则汉胜，归楚则楚胜，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最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大会将王稼祥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会后，朱德、彭德怀、李富春、陈云等许多同志纷纷赶去看望王稼祥，一来探视他的病情，二来致以抚慰之意。
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奉毛主席之命，担任驻苏大使，对于毛主席而言，还有一件事，是王稼祥夫妇帮了忙。
解放前，王稼祥去苏联治病，得知贺子珍在苏联的遭遇后，把贺子珍接回国，安顿在哈尔滨。和正是那段时间，朱仲丽和贺子珍关系很好。
毛主席得知朱仲丽回长沙探亲，还曾拿出200元稿费，让朱仲丽去长沙看望岳母和兄嫂。
晚年朱仲丽朱仲丽眼中的王稼祥，是为人民谋利益、忠于党的伟大人物。无论是在延安窑洞那艰苦的岁月，还是在担任驻苏大使期间，亦或是在事务繁忙的重要岗位上，王稼祥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品质，并且勤奋好学。在朱仲丽的体贴关怀下，王稼祥的身体逐渐强壮起来。
还记得那次，毛泽东满含笑意地对朱仲丽说：“长征中我们还以为稼祥的伤治不好了，他现在每天都能够工作10个小时以上呀，这主要是靠你。”周恩来看着他们和谐美满的生活，也不禁赞许他们是一对“模范夫妻”。
然而，命运的车轮有时会无情地碾压过平静的生活。70年代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朱仲丽与丈夫虽同楼居住，却被禁止见面。
朱仲丽心急如焚，眉头紧锁，眼神中满是焦虑与担忧。她急中生智，辞退了家里做饭的阿姨，决定亲自下厨，只为能维持住王稼祥最起码的生理需求。
曾经身为医生，原本对做饭一窍不通的朱仲丽，此刻却勇敢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她每天早早地去排队买菜，回来后在厨房里忙碌，从煎炒到炖烧，每一个步骤都认真对待，渐渐变得样样娴熟。她按时将精心烹调的饭菜送到隔离室外，然后满怀期待地看着看守人员拿进屋内。
在痛苦一年半的漫长时光里，朱仲丽天天吃着从隔离室里退回的剩饭，王稼祥剩多少她就吃多少，哪怕有时自己饿得头晕目眩，也毫无怨言。
1974年1月25日，长期遭受折磨的王稼祥，因心脏病发作猝然离世。那一刻，朱仲丽心如刀绞，泪水如决堤的洪水般奔涌而出，悲痛欲绝。
36年风风雨雨共同生活的一幕幕情景，如同电影般在她眼前不断浮现，那曾经的欢笑、温暖与相互扶持，如今都成了刻骨铭心的回忆。
然而，生活的打击并没有让朱仲丽一蹶不振。晚年的她，那曾经拿过手术刀、听诊器的手，又坚定地拿起笔来。她目光坚定，神色从容，仿佛要用文字诉说着自己一生的悲欢离合与爱恨情仇。
朱仲丽大姐一生热爱学习，博览群书，政治敏锐，记忆力极好，而且爱好写作，文学造诣颇深。她担任了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后，受聘为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在医疗卫生、社会公益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朱大姐更是开始大量创作文学作品，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毅力，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她先后创作出版了近500万字的纪实文学、自传体小说等长篇小说。
她的文字，如同温暖的阳光，照亮了人们的心灵；又如同激昂的战歌，鼓舞着人们勇往直前。
朱仲丽的一生，是充满爱与坚韧的一生。她在困境中坚守，在悲痛中奋起，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爱与责任。她的坚韧与勇气，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前行，永不放弃。
晚年的朱仲丽，似乎把所有的情感都写在书中，她到底经历了什么？有人说，朱仲丽大姐手中的笔既已拿起，就不肯放下。她写得很多，也写得很苦，写到高兴处，忍不住哈哈大笑；写到伤心时，止不住热泪盈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