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思想，是存在于中国文化中的一种强大向心力，也是使中国得以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现存的国家的最核心指导思想。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大一统”思想作支撑，中华文明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爆发出令世界惊叹的生机与活力。
而从秦至明的“华夷之争”则是潜藏在这一理论下的一个重要历史问题。二者有什么联系，“华夷之辩”的起源与归宿又会是什么呢？
“大一统”思想的萌芽“大一统”思想萌芽于春秋时期。
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思想家老子就曾在他所著的《道德经》中写下了：
这也是对于“归一”思想最早的阐述。
继老子之后，儒学家孔子的思想中也包含了“大一统”的思想。身处于诸侯割据的乱世，孔子却是周天子最忠实的拥护者之一。
他认为“天下”的核心便是“天子”，而民众们则都应该“尊王”，一个丢失了“尊王”观念的世界，在孔子看来是无道的。
与后世相比，孔子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大一统”的概念，却在自己创立的学说中处处彰维护以“天子”为核心的礼乐政治制度，这也可以看做是他“归一”观念的提倡。
除孔子外，先秦时期的许多思想家也对“归一”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提出“一同天下””的理论——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一同”并不单指国土的统一，更是指对于民众的思想、文化上的统一。
而随后崭露头角的孟子在这一理论上又提出了更加绝对的“定于一”理论，这里的“一”便是指天下的统一与安定。
（孔子画像）
值得注意的是，各派学者在对于“归一”问题的过程中，同时又发现了另一个问题即后世所谓的“华夷之辨”。
三皇五帝时代，在黄河地区炎黄部族不断的分裂与融合之下，形成了夏人、商人和周人三类人。
三类人至西周时彻底融为了一体，形成了今天所说的华夏民族。
与此同时，尚未被中央地区的周人纳入统治体系的边疆各部族则被定性成了蛮夷。
由此延伸的民族矛盾在中华大地是延续千年，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与人民为此进行过无数场战役，民族矛盾日益激化，至南宋时到达顶峰，直到清朝才有所缓解。
“大一统”思想的落实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实现了秦国先祖席卷天下、并吞八荒的壮志，完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疆域、文化大一统。
实现了天下统一之后，秦朝利用商君法，在行政和文化等方面也实现了高度的统一。
秦始皇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郡县制，这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政治体制变革。
与此同时，秦始皇还在自己统一的疆域内实行了“车同轨，书同”文的政策，这对于后世中国人追求“大一统”观念起到了奠基性的影响。
此外，秦朝还在在北逐匈奴的基础之构建起了一道绵延百里的大型防御工事，即后世史书中记载的“秦长城”。
自此实现了长城以南的“中国”与长城以北的匈奴部族的隔离，“华”与“夷”从此有了更加明显的区分。
可以说，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对先代思想家们的“大一统”理论的彻底落实，中国自此开启了疆域大一统的崭新局面。
（秦始皇画像）
疆域一统之后的“正统”之争虽然秦朝只有短短十七年国运，但其推行的诸多政策早已伴随着大一统思想一起深入人心。自秦始皇之后，“大一统成为了历史上那些有雄心壮志的君主们的普遍追求。
经历过秦末战乱之后，中国迎来了另一个伟大的朝代——西汉，这个王朝在立国之初就面临着北方匈奴的军事威胁。
在历经了文帝景帝两代诸多与民修生养息的国策之后，公元前140年，一代雄主汉武帝继位，中国的“大一统”思想也从此由疆域统一转化为了维护整个汉民族的安定与统一。
（汉武帝像）
西汉学者董仲舒对于前辈们的“归一”思想进行了阐释与扩充，指出：
从而进一步扩充了“大一统”的含义。
从上文中可知，董仲舒将“大一统”的内涵从疆域及文化的统一扩展到了天命、历法、服色、礼乐等诸多方面想，其核心目的都是为了帮助君主巩固君权，确立绝对的统治地位。
这便是他“大一统”思想初步形成的表现。与前朝相比，汉武帝显然更加注重解决“华夷”之间的纷争，解决方式也很简单：动用武力使异族屈服。
汉武帝在位期间曾发动过六次对匈奴的大规模战役，有了文景之治后的国力作支撑，这位野心勃勃的君主不再屈从于眼前虚假的和平，开始着手构筑以西汉王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武帝“汉为天下宗”的言论还间接表明了他的另一个志向，那就是构建起一个以汉民族为代表的，由华夏族子民掌握话语权的、大一统权力体系。
换句话说，在汉武帝的政治构想中，完成中国“大一统”的只能是汉人，而不能是四境之内的蛮夷。由此便引出了类似于“华夷之辩”的另一个问题：何为正统。
从上文对于汉武帝的战略构想的解读中我们不难看出，汉武帝认为“汉”（华夏）才能为正统，“夷”不具备成为正统的资格。
而正统王朝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有权制定国家法律，其帝王也才能能“正朔服色”。
由此可见，西汉时期的“大一统”思想较秦朝有了进一步发展，具体表现为确立了“汉”为“正统”。
自此，有关于民族的“华夷之辨”演化为了为了政权合法性而进行的“正统”之争。
隋唐大一统：思想升华，“华贵夷卑”思想的初步改观自汉朝之后，中国经历了三国数十年动乱，又历经魏、晋两个动荡的朝代，终于迎来了一个相对安定平稳的朝代——隋。
早在继位之初，隋文帝就向天下人明确了隋朝的正统地位，说出了“皇家以火承木，得天之统”之语。
在对外问题上，隋文帝虽然在面对吐谷浑使臣时态度有所改观，但内心仍没有摆脱“华贵夷卑”的认知。
（秦长城）
与他相比，后世的唐太宗则是完全从行动和思想两方面都表现出了大国领导人的包容开放。
唐初，唐朝政府不仅完成了中原地区的统一，还统一了东突厥和西域高昌等边疆地区。
在面对民族问题时，被草原二十九国尊为“天可汗”的唐太宗则开明地表示：
（唐太宗画像）
由此可见，唐太宗抛开了前代的偏见，认识到了“华夷”之间只有习俗及生活区域的不同。
基于此种认识，他通过“德政”来达到了“四海亲如一家”的效果，从后一百多年，唐朝与周边部族之间始终保持着友好的贸易关系，直到晚唐时代才有所衰退。
可以说，在一代贤主唐太宗的认识当中，“华”与“夷”便如同一棵大树上的根与叶，二者固有不同，但归根结底都生活在天下这棵大树中，是紧密相联，应该和平共处的。
这一思想对于“大一统”理论而言有着重要的进步意义。
明朝：“大一统”理论的倒退，“华夷之辩”再次显现走过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元朝之后，由汉人开创的明朝携带着未及抚平的民族创伤，再一次强调了“华”与“夷”之间的区别。
这较唐朝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和倒退性，却也并非完全不可体谅。
明太祖朱元璋在其所撰的北伐元军的《谕中原檄》中再一次向天下强调了汉人的正统地位：
也正因如此，明朝在面对边疆治理问题时坚持实行了“内外有别”的策略，这对于明朝边疆的政治、经济发展起到了削弱作用。
据相关史料记载，明朝政府曾大规模地修筑长城，并在长城以南驻扎军队，这种防卫性的姿态大大影响了“华夷”之间的交往。
由于过分强调“华”、“夷”之别，明朝在面对边疆问题时基本采取了“以夷制夷”的自治模式。
（明太祖朱元璋画像）
这一模式一方面承认了个别民族首领对于本民族和地区的治理权，减轻了政府的压力。
一面也为战乱埋下了祸患——边疆首领从血缘上便与汉人管辖的朝廷有着天然的分别。
加之明朝政策比较狭隘，很难让少数民族人民感受到归属感，这也就造成了一个以武力实现管理的局面。
换句话说，一旦明朝对边疆民族首领的控制力下降，首领们自然会趁机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方割据政权，而不是效忠于明朝。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后来的清军入关。
结语作为“大一统”思想的重要内涵之一，有关“华”、“夷”的争论在从秦至明的几千年里从未停歇。
但时至今日，当我们再回头看时，会发现所谓的“正统”其实并非是“华”的专权，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也绝非古代汉人统治者们认定的“蛮夷”。
一直存在于历史中的“华夷之争”，也可以看作是研究中国“大一统”理论的一条基本线索，以及推动“大一统”理论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
引用文献：【1】《论语》
【2】《汉书》
【3】《后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