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政府报告中，一项备受瞩目的数据是全年将新增11.86万亿元政府债务，这一举措被视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体现。然而，与市场预期相比，这一新增债务规模似乎略显保守。通过逐一审视几个新增债务项目，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差异与背后的考量。
首先，提高赤字率至4%对应着5.66万亿元的债务规模。市场预期今年的赤字率在3.6%至4%之间，因此这一项目完全符合预期，没有超出或低于市场的预估范围。
其次，在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方面，政府计划发行1.3万亿元，而市场预期则是在1.5万亿元至2万亿元之间。这意味着政府在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上采取了相对谨慎的态度，没有一次性发行过多国债，而是选择了更为稳健的发行规模。
再者，对于给六大行补充资本金的5000亿元特别国债，市场预期在5000亿元至1万亿元之间。
最后，在地方专项债的发行上，今年计划新增4.4万亿元，而市场预期至少是4.5万亿元。尽管差距不大，但仍然反映出政府在地方债务管理上的审慎态度。
将上述几项累加在一起并与市场预期进行比较，可以看出11.86万亿元的新增政府债务总规模比预期少了约3000亿元至1万亿元。
这一差距在A股市场的反应中得到了体现。工作报告公布是3月5日上午公布的，A股市场几乎没有任何波澜，甚至还出现了小幅下跌。这恰好证明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落地与市场预期之间存在一定差距，至少没能让资本市场立马“兴奋”起来。
那么为什么政府报告提到的2025年新增政府债务规模会比市场预期少呢？有观点认为是中国政府举债的空间不足了。在我看来这一观点并不完全准确，原因如下。
一是中央财政的举债能力仍然足够强。根据央行数据，截至2025年1月，中央财政承担还本付息义务的国债余额为34万亿元左右，占2024年GDP的比例为25%。这一比例远低于全球各大主要国家，说明中央财政有充分的加杠杆空间。从举债能力来看，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发行更多的国债来支持经济发展。
二是政府早已为举债做好了准备。赤字规模是赤字率与名义GDP的乘积，在赤字率一定的情况下，名义GDP越高，赤字规模就越大。根据2025年4%的赤字率和5.66万亿元的赤字规模，我们可以倒推出今年的名义GDP预计为141.5万亿元。
这一预估值的得出，得益于2024年12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五经普成果，其中调整了GDP的核算方式，使得我国2023年和2024年的名义GDP分别得到了修订和提升。从某个角度来说，名义GDP的增加
既然不是无法发行更多国债，那么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可能是中国政府在留出后手政策以应对特朗普政府可能再度加码的针对我国商品的关税措施。
自从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以来频繁地使用关税手段来对抗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主要贸易伙伴。今年2月初，特朗普宣布对自中国进口的商品加收10%的关税；紧接着，在3月3日，他又发布行政命令，额外增加10%的关税，使得总关税率攀升至20%。
面对特朗普挥舞的关税大棒，中国迅速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但并未将事态推向极端，而是保留了谈判的余地。举例来说，美国对所有价值超过52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都加收了20%的关税，而中国则仅对价值不到2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加收了10%或15%的关税。这种做法既体现了中国不愿陷入贸易战的立场，也为中国在未来美国可能进一步加征关税时保留了应对策略。
可以肯定的是，中美两国之后一定谈判，结果无非两种可能：好的结果是美国豁免一大部分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或下调全部商品的税率；坏的结果是不仅不豁免，还要继续提高税率。
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曾表示要对中国商品征收60%以上的关税，而这次加征后的平均税率已在40%左右，这意味着一旦中美未能达成共识，美国未来可能再加征至少20%的关税。
据此，我们必须有极限思维、做最坏的打算。即如果谈判没有取得进展，我们将面临更高的关税壁垒，这将对中国经济高度依赖的出口造成较大影响。为了降低这一影响，要提前储备更多的政策工具，而不是一次性把所有政策都用完。留出一部分举债空间，根据未来与美国的经贸关系决定是否通过加码财政政策来进一步刺激内需和加大政府投资力度。
大国博弈，获得主动权的关键在于谁先使完了全部招式。美国对我国产品加征关税是循序渐进的，我们当然也要见招拆招、灵活应对。只有留足了后手、保持了政策的灵活性和储备性，才能从容应对激进且多变特朗普政府带来的挑战与不确定性。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欢迎关注、点赞，您的支持是对原创最好的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