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保年间（公元550年—公元559年）的最后几年，北齐国都邺城的市民们在酷暑难耐的夏日里，常常目睹一个令人惊讶的景象：一位二十多岁、身材魁梧的年轻男子，披散着头发，赤裸着上身，毫无遮拦地坐在烈日下暴晒。他的皮肤因长期曝晒而变得黝黑发亮，在阳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醒目。那张并不英俊、甚至有些粗糙的脸上，却涂满了厚厚的白色脂粉，与他粗犷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太阳将他的身体晒得通红时，他会起身，手持一把寒光闪烁的大刀，背负一把强劲的牛角弓，漫无目的地在大街小巷中游荡。他的目光锐利如狼，不时扫视着四周的每一个角落，仿佛在寻找着什么。这位行为怪异的年轻人，正是当时的北齐皇帝高洋，高氏家族的首领，也是北齐帝国的开国君主。

高洋这样做并非是在唱戏，毕竟唱戏也不会跑到大街上赤裸着身体随意走动，更何况是全身一丝不挂。他如此行事，仅仅是因为觉得这样有趣罢了。

在转变为暴虐的魔头之前，高洋的思维已经逐渐陷入混乱。受这种混乱思维的影响，他的行为也变得越来越荒诞和怪异，甚至达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

高洋突然有了奇怪的举止，在寒冬腊月，大雪纷飞的天气中，脱掉衣服快速奔跑，或者有时候不穿任何衣物骑着马疾驰，马匹没有马鞍、笼头和缰绳。

高洋的行踪颇为不定，时而出现在集镇闹市，时而又深入郊区野外，有时甚至直接闯入元勋、贵戚的府邸家院。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不论对方是在用餐还是休息，他总是不打招呼，推门而入，随后便是一番肆意折腾。这种突如其来的行为让周围的人感到十分尴尬。尽管他们神志清醒，但在围观群众众多时，还是会面露羞涩，为高洋的举动感到难堪。

然而，每当此时，高洋却显得格外兴奋，仿佛越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他越是来劲。他会骑上一匹马——或是驴、牛、骆驼，甚至是白象。

高洋偶尔还会让人背着他——然后稳稳站定，摆出一个姿势，展示那被阳光晒得黝黑、如同抹了橄榄油般强壮而结实的身体，向众人表演他独特的“行为艺术”。

有时，当高洋感到疲惫不堪时，他会选择在街头席地而坐，甚至赤身露体地躺卧在大街上，展现出一种近乎疯狂的行为。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一生征战沙场、驰骋政坛的北齐帝王，在杂技方面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天赋。邺城新建的三台宫殿，其梁柱高达二十七丈，两根柱子之间的距离超过二百尺。即使是经验丰富的工匠，在如此高的地方作业时也必须小心翼翼，用绳索固定身体以确保安全。然而，高洋却能够在宫殿的大梁上如履平地，疾步行走，展现出惊人的平衡能力和敏捷身手。还能来回跳舞翻跟头。高洋的近臣侍从看得瑟瑟发抖，战战兢兢。

历史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说明高洋是从何时开始出现精神状态的变化，也没有确切的资料能解释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北齐书》中提到，高洋“以功业自矜”，逐渐沉迷于享乐，行为变得放纵。这种描述可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他的看法，认为他因为骄傲和自满而失去了进取心。然而，实际情况可能更为复杂。

人的性格往往具有多面性，高洋也不例外。他表面上沉稳内敛，但内心深处却隐藏着烦躁和暴虐的情结，这种情绪最初并不明显，被日常的表象所掩盖，因此很少外露。

事实上，高洋的脾气相当暴躁，常常对后宫中的嫔妃动辄施以暴力，甚至使用蘸水的皮鞭来惩罚那些稍不合心意的女子，完全不讲绅士风度。他的这种行为让人感到震惊和恐惧。

在成为皇帝之前，高洋迎娶了段昭仪——即大将段韶的妹妹。婚礼上，段韶的妻子元氏因为两家联姻而感到亲近，又喝了点酒，一时兴奋，便按照民间闹洞房的习俗，开始戏弄这位新姑爷，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拉近彼此的关系，就像下属在酒桌上小心翼翼地与上司开玩笑一样。

然而，高洋并没有表现出幽默感，反而感到极度恼怒。尽管他当时勉强忍住了没有当场发作，但事后却将怒气全部发泄在了大舅哥段韶身上。

高洋指着段韶的鼻子大声吼道：“我会杀你妻子！”并威胁说迟早会对付不懂事的元氏。这一番话吓得元氏当天就躲到了娄昭君家里，此后在整个文宣帝高洋的统治期间，她都不敢再露面，仿佛被高洋的威势笼罩了一生。

高洋信奉命运，这是鲜卑民族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高氏家族的传统。他的父亲高欢在世时，曾有一位术士为他算命，预言道：“亡高者黑衣。”这句话的意思是，将来使高家覆灭的人将穿着黑色的衣服。

高欢对此预言深感不安，此后每次外出都尽量避免遇见穿黑衣的人。然而，这个预言并未随着高欢的离世而消失，反而在高洋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高洋登基后，有一天突然想起了这个预言，便问身边的人：“什么东西最黑？”

众人回答说：“漆最黑。”

高洋由此联想到，“漆”与“七”同音，而他的弟弟上党王高涣恰好排行老七。

于是，高洋认定高涣就是那个可能威胁到高家统治的“黑衣人”，并将他视为潜在的隐患。不久后，高涣被逮捕，关进了邺都北城的地牢中。

高洋不愿让任何疑虑在心中积压，影响他的心境。一直以来，他心中始终有一个解不开的结——那就是他通过逼宫禅位得来的皇位并不稳固。尽管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已经退位，但高洋对他依然心存戒备。

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高洋每次外出都会带着元善见，仿佛这样能让他感到安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信任逐渐演变成了严重的疑心病，时刻困扰着他。

元善见的妃子，高洋的妹妹，同样深受疑心病的困扰。她寸步不离地守护着元善见，对高洋充满了极度的不信任。无论高洋送来什么食物或饮品，她都原封不动地退回，坚持亲自为丈夫准备一切。

这种行为进一步加深了高洋的猜忌与不安。最终，高洋无法忍受这种持续的压力，决定采取极端手段。高洋派人给元善见送去了毒酒，彻底消除了这个让他日夜不安的心腹大患。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高洋还下令杀害了元善见的三个儿子，以斩草除根。即便如此，高洋心中依然感到不安。他甚至命人掘开了元善见的陵墓，将棺材抬出并投入漳水河中。不仅如此，他还下令焚烧了供奉在七帝寺中的北魏的宗祖牌位，誓要消除一切可能勾起他痛苦回忆的事物。

随着疑心病的加剧，高洋的思维变得越来越混乱，自信心也逐渐消失。曾经，他怀揣着远大的抱负，渴望帝国在他的领导下走向辉煌。然而，现实却并未如他所愿，帝国的发展轨迹如同一支冲高的股票，在达到顶峰后迅速下跌。

帝国面临的种种困境和挑战不断刺激着高洋那颗脆弱而敏感的心。他的步伐和决策越来越跟不上内心的焦虑与不安，最终这些情绪淤积成了一股英雄未竟的怨气，令他愈发陷入深深的绝望与迷茫之中。

柔然可汗庵罗辰的突然叛乱让北齐文宣帝高洋措手不及，盛怒之下的他亲自率军征讨。尽管最终取得了胜利，但高洋却没有感受到丝毫的喜悦，反而显得异常焦躁。未能抓获庵罗辰让他心情恶劣，而这种不满很快转移到了他的下属身上，尤其是安定王贺拔仁。

事情的起因看似微不足道：高洋对贺拔仁挑选的马匹感到不满，认为这些马不够威武、不够矫健，导致战役进展不如预期般顺利。于是，高洋将贺拔仁召来，命令手下将他按倒在地，一根根拔掉了他的头发，直到他成了一个秃子。随后，高洋下令将贺拔仁贬为晋阳炭窑的苦力，从一位显赫的王公变成了卑微的搬运工。

令人惊讶的是，当时的王公大臣们并没有觉得高洋的行为有何不妥。在那个时代，君主的情绪和行为往往难以捉摸，侍奉君主就像伺候猛虎，随时可能遭遇不可预料的惩罚。这些贵族们早已习惯了这种不确定性，并且做好了心理准备，能够忍受来自皇帝的责骂、侮辱甚至体罚。毕竟，他们仍然享受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出入有车马相随，依然是众人瞩目的焦点，光鲜亮丽的外表足以掩盖他们在朝堂上的不快。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洋的性格逐渐变得愈发暴虐，达到了令人无法理解的地步。这不仅改写了他们的命运，也让这些曾经风光无限的贵族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他们每天如履薄冰，失去了为官者的满足感和富贵者的快乐，生活变得岌岌可危。

山胡部落以其狡猾和勇猛闻名，尤其在石楼一带的山胡人，凭借险峻的地势，频繁南下袭扰周边地区。从北魏开国以来，这些山胡人从未被彻底征服，成为了边境的一大隐患。

天保四年（公元553年）春天，山胡再次发动进攻，包围了离石城，引发了高洋的愤怒。

高洋亲自率军征讨，然而当大军抵达时，山胡人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融入了山林之中。高洋无处发泄怒火，只好前往三堆打猎，以此消遣。

然而，就在高洋收兵回营后不久，山胡人又卷土重来，继续采用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疲我扰，令北齐军队难以应对。这种战术让高洋大为恼火，甚至暴跳如雷。

次年春天，高洋决定采取更为周密的策略。为了避免山胡人再次逃脱，他不再大张旗鼓地出兵，而是兵分两路：派大将斛律金从显州方向迂回，常山王高演则从晋州方向包抄。

两路大军同时行动，形成了对山胡的夹击之势。这一计策果然奏效，山胡军队措手不及，最终被一举击败，石楼地区也得以平定。

高洋终于出了一口恶气。为了防止山胡人再次叛乱，他下令对战俘进行残酷的处置：所有十三岁以上的男性山胡人全部被斩杀，而女性和幼童则被赏赐给士兵。这一举动不仅彻底终结了这支山胡部落，也让其他山胡部落闻风丧胆，纷纷表示臣服。

这场胜利不仅巩固了北齐在北方的统治，也展现了高洋在军事上的谋略与果断。

高洋在击败并且血洗山胡部落后，胜利之余仍感到不满。一名都督在战斗中受伤，而其下属什长路晖礼未能及时施救。对此，高洋下令将路晖礼带到他面前，并对他实施了血腥的惩罚，“刳其五藏，令九人食之”。

此后，高洋逐渐表现出对严酷手段的兴趣，曾经在战场上展现出的果敢与决断，开始以另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在朝堂上显现。人们渐渐意识到，这位曾经的战无不胜的帝王，内心深处的另一面正在浮出水面。

在北齐的历史上，有一次让文武百官终身难忘、心有余悸的经历——他们差点被集体屠杀。这一事件发生在天保七年（公元556年）八月十八日，这个日子在后世被视为非常吉祥，当时秋高气爽，气候宜人。按照惯例，北齐皇帝高洋准备前往西部边境巡视，文武百官齐聚城郊为他饯行。

然而，就在众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高洋突然下令，让骑兵将这些官员们团团围住，并大声宣布：“我举鞭之时，即刻杀之。”他命令士兵们以他的挥鞭为信号，准备随时冲进去斩杀众人。随后，高洋却从容地坐在圈内饮酒作乐。

高洋饮得极为畅快，脸上流露出君临天下的霸气，仿佛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遐想。而百官们则如履薄冰，内心充满了恐惧与不安，表面上强颜欢笑，勉强应对着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

随着太阳渐渐西沉，高洋已经喝得酩酊大醉，黄门侍郎连子畅趁机劝说道，陛下您今天的举动让群臣们惊恐万分，几乎吓得双腿发抖。

高洋醉眼朦胧，微微一笑，含糊不清地问道：“真的吗？”

连子畅的回答显然触动了他，高洋随即大手一挥，说：“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饶了他们吧！”（若然，勿杀。）

这场惊心动魄的事件最终以高洋的一句醉话收场，百官们虽然逃过一劫，但这段经历无疑成为了他们心中永远无法忘怀的阴影。

百官侥幸逃过一劫，这得感谢高洋喝多了，加上连子畅拍的马屁让他有些飘飘然。就像那些掌握大权的上司，在经过美酒与奉承的洗礼后，往往会变得格外亲切慈祥，这也符合常人的心理预期。

然而，高洋的性格变化与饮酒密切相关。他醉酒时的暴躁和无常，远比清醒时的温和要多得多。这种行为模式也让人联想到那些在人事决策中时常翻脸的上司，刻板严厉的时候总是比和颜悦色的时候多。

高洋逼宫时的大功臣杜弼，就是在高洋醉得稀里糊涂时被处决的。

禅位后，高洋曾问杜弼：“治国该用什么人？”

杜弼回答：“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这里的“中国人”指的是汉人，意即治国应启用汉人，而不能只依赖鲜卑人，因为鲜卑人大多是驾车骑马的流浪汉。

高氏家族已经高度鲜卑化，而高洋本人也有着一半的鲜卑血统，听到这话自然不悦，逐渐疏远了杜弼，并将他下派到胶州担任刺史。

这一举动让另一位逼宫功臣高德政看到了机会。杜弼对时任尚书右仆射兼侍中的高德政一直心存不满，常常在公开场合批评他，毫不留情面。高德政因此怀恨在心，一有机会便在高洋面前说杜弼的坏话，这些话或轻描淡写，或直击要害，逐渐在高洋心中积累了不满。

终于，在一次醉酒后，高洋旧账新账一起算，认为让杜弼活到现在是个错误。于是，他派人带着圣旨快马加鞭赶赴胶州，将杜弼就地斩首。

高洋何时开始嗜酒成性，已难以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他执掌帝国的最后几年，酗酒和耍酒疯已经成为常态，甚至到了连亲生母亲都认不清的地步。

娄昭君对儿子的荒唐行为深感忧虑，忍不住责骂道：“你父亲是如此英勇的英雄，怎么会有你这么个不争气的儿子？”在情急之下，她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个儿子的出生也有她的一份功劳，便举起拐杖想要教训他。

然而，高洋并未躲避，反而瞪着血红的眼睛，厉声喝道：“你给我住手！”

随后，他转过身，对着身边的人做了个鬼脸，轻蔑地说：“不如把这老母嫁给胡人。”他觉得这位老太太太过粗野，应该被嫁到胡人那里去。

娄昭君被这句话气得几乎当场晕倒，从此再也不愿理会这个不孝的儿子。

高洋也曾想过戒酒，但长期的酒精依赖让他难以割舍。面对母亲的冷漠态度，他内心充满了困惑与不满。

有一次，高洋又喝得酩酊大醉，摇摇晃晃地来到了母亲的寝宫。看到母亲正安然入睡，他突发奇想，想要逗她开心。

然而，高洋的方式却显得极为笨拙，就像那些自以为幽默但实际上并不好笑的喜剧演员一样。他竟然“匍匐以身举床”，滚爬到榻下，用自己结实的后背顶起了母亲的睡榻，希望借此让母亲在突然悬空时感到惊喜而笑。

没想到，酒精已经影响了他的平衡感，高洋脚下不稳，一个踉跄，结果把母亲从床上摔了下来，娄老太太因此摔了个嘴啃泥。

这一突如其来的惊吓让高洋立刻清醒过来，心中满是愧疚与羞耻。他急忙扶起母亲，连连道歉，甚至一时冲动，抱来一堆柴草，点燃了火焰，想要跳进去以死谢罪——显然，他的头脑还没有完全清醒。

见儿子如此激动，娄昭君心急如焚，连忙拉住高洋，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安慰道：“儿子啊，你喝多了，妈不怪你。你不是想让妈笑吗？你看，妈笑了，妈真的笑了。”

高洋可能酒还没醒，依旧感到深深的自责，命令手下在地上铺上草席，脱衣趴下，要求高归彦用板子责打自己，以示惩罚。

高洋甚至说：“杖不出血，当斩汝。”

然而，高洋的母亲娄太后看到儿子如此自虐，心痛不已，上前抱住他，坚决不让继续责打。

最终，高洋在母亲的劝说下勉强妥协，象征性地接受了五十下脚底板的责打，随后起身、穿衣、戴帽，并向母亲行礼，感谢她的宽宏大量。

高洋还发誓从此戒酒，不再胡闹，并且在接下来的十天里确实做到了滴酒未沾。

尽管高洋最初信誓旦旦，但十天后，他的酒瘾再次发作，难以控制自己。最终，他还是恢复了饮酒的习惯，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还有一次高洋在醉酒后跑到丈母娘崔氏的娘家，用响箭射中了她，导致崔氏面部受伤，鲜血直流。

崔氏痛苦地请求高洋停止这种行为，但高洋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抽出马鞭对她进行了更为激烈的殴打，导致崔氏几乎丧命。

对于高洋治下的官员来说，尤其是像杨愔这样地位显赫的丞相，他们的处境尤为艰难。即便身为帝国的精英，杨愔也未能逃脱高洋的残酷对待。高洋对杨愔的羞辱不仅频繁而且毫无节制，常常以令人难以忍受的方式进行。

高洋曾让杨愔在上厕所时站在外边递厕纸，这种侮辱性的举动让人难以置信。更有甚者，他还会用马鞭抽打杨愔的背部，打得他鲜血淋漓，疼痛难忍。有一次，高洋酒后突发奇想，认为杨愔聪明过人，肚子里装的东西一定与众不同，竟拿起一把小刀准备在他的肚子上划开，想要一探究竟。

幸亏一旁的崔季舒及时制止，称这是“老小公子恶戏”，并劝阻高洋不要闹得太厉害，这才让杨愔免于被剖腹的命运。

还有一次，高洋又在醉酒后将杨愔安置在一口棺材中，用车拉着四处游行，仿佛在举行一场盛大的葬礼。这一幕让所有目睹的人都感到震惊和不安。

相比之下，左丞相斛律金显得格外幸运。有一次，高洋酒后骑马，手持长矛，在斛律金身旁来回驰骋，三次做出欲刺向斛律金胸部的动作，仿佛在模拟攻击。

醉酒后的高洋显然手无准头，差点没把斛律金捅出几个透明窟窿。然而，斛律金展现出了军人的英勇风范，面对生死考验，他不躲不避，连眼睛都没眨一下。这一举动反而让高洋大为赞赏，称赞他的勇敢，并给予了丰厚的赏赐。

酒如同毒药一般侵蚀着高洋的神经，使他的思维变得混乱而迟钝。

开府参军裴谓之曾上书劝谏，希望高洋能少饮酒，不要再放纵自己。面对如此大胆的直言，高洋一时竟愣住了，好奇地问杨愔：“这人是谁？怎么敢这样跟我说话？”

为了保护裴谓之，杨愔赶紧编了个借口：“他大概是想让陛下杀了他，以便在后世留下忠臣的美名。”

高洋听后不屑地说道：“哼，他想得美！我偏不杀他，看他怎么成名！”高洋显然对这种“求死留名”的想法感到好笑，决定不让裴谓之如愿以偿。

有一次，高洋前往东山游宴，酒兴正浓之际，突然想起西魏尚未平定，心中理想仍未实现，顿时怒气冲天。他猛地摔下酒杯，立刻命令大臣魏收起草诏书，宣布全国：“朕将亲征西魏，通告远近，准备西行。”这一消息传到西魏，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恐慌，西魏上下严阵以待，准备迎接可能的战争。

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北齐却迟迟未见有任何军事行动，朝中也毫无动静。原来，高洋早已把这件事抛诸脑后，仿佛从未发生过。

直到某次酒后，高洋又突然想起了西魏的问题，不禁黯然神伤，泪流满面地对众臣说：“宇文泰不听我的命令，我该怎么办？”（宇文泰是当时西魏的实际掌权者，人称“黑獭”）

这时，都督刘桃枝挺身而出，恭敬地抱拳说道：“陛下，只要给我三千骑兵，我必定亲自前往长安，将宇文泰擒来献于陛下。”

高洋听后大为高兴，称赞刘桃枝的英勇，并赏赐他千匹绢帛，随后与他一同饮下三大杯酒，仿佛胜利已经在握，甚至仰天大笑，仿佛宇文泰已经在他面前被捆绑起来。

然而，赵道德在一旁目睹这一切，感到十分不安。他走上前劝谏道：“陛下，西魏与我们实力相当，双方各有优势。刘桃枝所说的计划过于轻率，若贸然行动，不仅难以成功，反而可能自取其祸。宇文泰远在长安，刘桃枝此言不过是夸海口，欺君罔上，理应受到惩罚。”

高洋听了赵道德的话，沉思片刻后觉得有道理，于是收回了原本赏给刘桃枝的千匹绢帛，转而赏赐给了赵道德，以表彰他的忠言直谏。

在酒精的催化下，高洋不仅伤害他人，也不断摧残自己。有一回，他喝得酩酊大醉，浑身燥热难耐，竟突发奇想，骑着马直奔漳河，意图跳入河中降温。幸亏忠心耿耿的赵道德拼尽全力拉住了缰绳，才避免了一场悲剧。

然而，高洋并未因此感激赵道德，反而怒斥他胆大包天，竟敢阻止皇帝的行动，扬言要将他处死。

赵道德毫不畏惧，慷慨激昂地回应道：“我死了倒没什么，但到了阴曹地府，我一定会向先帝禀报，说你‘酣酗癫狂，不可教训’，成日只知道饮酒作乐，不理朝政。”

这番话似乎触动了高洋内心深处的某种恐惧。

听到要告到父亲那里，高洋沉默良久，酒意似乎也渐渐消退。最终，高洋放过了赵道德，并在几天后主动找来，严肃地说：“我饮酒过量，应当受罚。今后若再见到我喝醉，你就用大杖狠狠揍我一顿。”

赵道德果然没有辜负这份信任。每当高洋再次喝得烂醉时，他便真的拿起棍子追打高洋，边追边喊：“你算什么东西，竟做出如此不成体统的行为！”（何物人，为此举止！）

高洋作为皇帝，却因无节制的饮酒逐渐失去了君王应有的威严与理智。随着他的酒瘾愈演愈烈，北齐朝堂上也开始上演一幕幕令人惊心动魄的事件，国家的命运也因此风雨飘摇。​

在高洋生命中的最后两年，变得更加魔怔和疯狂。

高洋的父亲高欢有一位妃子名叫尔朱英娥，她以其出众的容貌和刚烈的性格著称。据史书记载，尔朱英娥曾在一次游苑活动中展示了自己的箭术，成功射中飞鸟，赢得了众人的赞赏，高欢也对她赞不绝口。

尔朱英娥不仅容貌美丽，而且性格坚毅，具有非凡的气度。在高欢去世后，她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和独立。

有一次，高洋在醉酒的状态下前往尔朱英娥的住所，意图对她做出不当行为。然而，尔朱英娥坚决拒绝，并勇敢地进行了反抗。高洋十分扫兴，然后愤怒的拿刀砍死了尔朱英娥不。

深沉内敛的人往往拥有出色的记忆力，高洋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能够“默识强记”。在他成为皇帝之前，高洋不得不保持低调，表面上对一切都不在意，甚至在内心深处暗暗发狠。

当他的兄长高澄调戏他的妻子李祖娥时，高洋虽然心中愤怒，但表面上却表现得极为冷静和无所谓，仿佛李祖娥与他毫无关系。

然而，高洋并非真的不在乎。这不仅涉及他对李祖娥的感情，更关乎一个男人的尊严。如此镇定的表现显然不合常理，但他别无选择，只能忍气吞声，巧妙地将自己伪装起来。这种伪装其实是一种特殊的忍耐，是在无力反抗的情况下被迫承受的压力。尽管表面上风平浪静，但高洋内心的能量却在悄然积蓄，时刻准备着爆发。

直到高洋登基为帝，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他终于不再需要伪装。高澄去世后，他的正妻元仲华一直居住在静德宫，与高洋原本并无太多交集。

然而，随着高洋逐渐陷入精神失常，有一次，他想起高澄的妻子元仲华，并对她进行了侮辱。

据史书记载，高洋曾对元仲华说：“吾兄昔奸我妇，我今须报。”今天就是过来报当年的一箭之仇的！

不仅如此，高洋的行为进一步失控，他对高澄家族中的女性成员也进行了肆意的侵犯，不分亲疏，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其中，安德公主（孝武帝元修的堂姊妹兼情妇）的遭遇尤为悲惨。她被高洋及其手下轮流施暴。

不过高洋不会想到，天地轮回，几年以后：他的亲弟弟高湛，也会使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他的妻子李祖娥，而且更加残忍，更加狠毒。​

高洋还对李祖娥的姐姐垂涎三尺。李姐姐早在东魏时期便嫁给了乐安王元昂，她的长相和妹妹一样漂亮美丽，但高洋管不了那么多礼仪，果断出手，曾“数幸之”。

高洋在多次占有之后，便想把她纳为昭仪，所以变想办法除掉元昂。

高洋把元昂召来，并且让他在远处站好，自己拿着弓箭射了一百多支箭，可怜的元昂血流满地，很快就死去了。高洋还将自己的魔掌伸向了臣子们的家眷，凡是年轻有点小姿色的，全部遭殃。

北齐建国之初，高洋满怀壮志，豪情万丈。然而，随着现实的逐渐逼近，他的目光不得不从遥远的理想中收回，转而专注于眼前的事务。在这个过程中，高洋变得越来越自我中心，也越来越刚愎自用，尤其表现在对他人意见的排斥上。

御史李集是一位正直的官员，他试图通过上书规劝高洋，将他比作古代的暴君桀、纣，希望借此促使高洋反思自己的行为。

尽管高洋曾公开表示愿意接受批评，以展现其帝王的宽广胸怀，但他的反应却与那些表面上欢迎意见、实际上无法容忍批评的领导者并无二致。

高洋愤怒地撕毁了李集的谏书，并下令将他捆绑起来，扔进河中，任其沉浮。待李集呛够了水后，高洋又命人将其捞出，微笑着问他：“我与桀、纣相比如何？”

李集性格刚烈，水刑非但没有让他屈服，反而激起了他的反抗。他吐出一口水，大声回应道：“你还不如那桀、纣呢！”（远不及也！）

高洋闻言大怒，再次将李集投入水中，随后又捞出询问，李集依然不屈。如此反复多次，李集始终坚守自己的立场。

高洋见状，竟产生了某种奇异的兴趣。他环顾左右，感叹道：“天下竟有如此固执之人，连龙逄和比干都逊色于他。”最终，高洋出于一种奇特的欣赏之情，暂时饶过了李集。

然而，李集的倔强并未因此停止。恢复清醒后，他继续上书进谏，毫不畏惧。

这一次，高洋失去了耐心，下令将李集腰斩。

黄河沿岸爆发了严重的蝗灾，北齐文宣帝高洋询问魏郡丞崔叔瓒：“为何会发生蝗灾？”

崔叔瓒引用《五行志》中的说法回答道：“《五行志》记载，‘土木工程不合时宜，便会引发蝗灾’。过度兴修大型建筑项目，而不遵循自然规律，往往会招致天谴。”

崔叔瓒的这番话实际上是指责高洋修建长城、三台等大规模工程，劳民伤财，惹怒了上天。

高洋听后大为恼火，盛怒之下对崔叔瓒施以暴力：他命令侍从殴打崔叔瓒，拔光了他的头发，用粪便浇在他的头上，最后像拖死狗一样将他拽出宫外。

高洋不仅对官员苛刻，对待普通百姓也同样残忍。

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一位妇女，突然拦住她问道：“你觉得当今皇上怎么样？”高洋本以为会听到一些赞美之词，比如皇帝如何励精图治、治理有方，但这位妇女显然并不知道眼前的人就是皇帝，也没有注意到高洋随从们焦急的眼神，于是直言不讳地回答：“疯疯癫癫的，怎么能当皇帝呢！”

高洋听后勃然大怒，这位妇女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听到或看到任何关于高洋的消息。她的命运可想而知，成为了高洋暴政下的又一个受害者。

乐安公主是北齐文宣帝高洋的侄女（高澄的女儿），她嫁给了时任尚书仆射崔暹的儿子崔达孥。某日，高洋关心地询问乐安公主在崔家的生活状况，公主坦诚相告：“夫家待我不薄，唯独婆婆对我有些不满。”

这句话无意中触动了高洋的心思。崔暹虽然曾是高洋的重要大臣，但两人之间的关系并非毫无波澜。

崔暹去世后，高洋前往吊唁，见到崔暹的妻子李氏时，心中涌起了旧恨。

高洋故意问李氏：“你还想念崔暹吗？”

李氏回答说：“我们是结发夫妻，怎能不想念？”

高洋听后，冷笑着说道：“既然你想念他，那就去见他吧。”

说完，高洋突然拔刀，将李氏的头颅砍下，随手抛向墙外。

在高洋尚未登基为帝之时，平原王高隆之对他并不友好，常常欺负他。高洋即位后，高隆之的态度依然模棱两可，这让高洋一直心存芥蒂，对高隆之极为不满。

此时，与高隆之有矛盾的崔季舒趁机向高洋进谗言。

崔季舒指出，高隆之在审理案件时，常常表现出对案犯的同情，仿佛是在暗示这些判决并非出自他的决定，而是为了推卸责任，将案犯的怨恨转嫁到皇帝身上。

恰在此时，又传来一则对高隆之不利的消息。襄城郡王元旭因犯罪应被处死，而高隆之曾与他一同饮酒，并拍着胸脯立下誓言：“与王交，当生死不相负。”这一行为让高洋更加怀疑高隆之的忠诚。

高洋听闻此事后，怒不可遏。他下令召来高隆之，命壮士们轮番殴打了他一百多拳，直至其奄奄一息。随后，高隆之被像丢弃废物一样扔在路边，最终死去。

然而，高洋的愤怒并未因此平息。他又逮捕了高隆之的儿子高慧登等二十多人，以马鞭击打马鞍为信号，依次将他们斩首。每一声鞭响，便有一颗人头落地。

即便如此，高洋仍觉得不解气。他下令掘开高隆之的坟墓，挖出其尸体，将其肢解成数段，焚烧成灰，并将骨灰抛入漳水河中，以此宣泄他对高隆之的仇恨。

北齐文宣帝高洋素有酗酒的习惯，常常因此误事。尚书右仆射、侍中高德政多次劝谏，提醒皇帝节制饮酒，以免影响朝政。然而，高洋对此极为不满，认为高德政在朝廷中过于张扬，甚至在他面前“充大尾巴鸟”，故意显示自己的权威。

高德政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触怒了皇帝，心中感到不安。为了自保，他借口身体不适，请求辞官归隐，希望能远离朝中的纷争，过上平静的生活。几天不见高德政，高洋反而有些想念他，便对时任尚书令的杨愔表达了对高德政病情的担忧。

杨愔与高德政素来不合，听到高洋的话后，故意建议道：“陛下若任命他为冀州刺史，他的病自然就好了。”

高德政果然接到任命后，精神焕发，准备前往冀州任职。既能担任封疆大吏，又能远离朝中的是非，对他来说是再好不过的选择。

然而，高洋得知此事后，愤怒不已。他认为高德政这是在故意疏远他，甚至怀疑高德政对自己不忠。

于是，高洋将高德政召来，冷笑着说道：“听说你病了，我来给你治治。”说完，他拿起一把小刀，直接刺向高德政的腹部，鲜血瞬间喷涌而出。

高洋擦去手上的血迹，又命令身边的大力士刘桃枝砍掉高德政的双脚，以示惩罚。他恶狠狠地说：“你想离我远点？我看你怎么走！”

刘桃枝起初不敢动手，但高洋威胁说如果再不动手就要他的命。最终，刘桃枝一咬牙，砍去了高德政的三个脚趾头。

高德政因剧痛而昏死过去，高洋这才感到解气，命人用毛毡将高德政裹住，用车子送回了家。

见丈夫伤势严重，高德政的妻子悲痛万分，担心高洋不会就此罢手，便决定拿出家中所有的珍宝，试图通过贿赂来求情。

然而，第二天早上，高洋突然驾临高府。他看到榻上摆放的大量珍宝，不禁感叹自己宫廷中的财物也不及这些稀世之物。高洋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最终下令将高德政及其家人带走。高德政的妻子和儿子也未能幸免，一同被牵连其中。

永安简平王高浚，时任青州刺史，性格直率，为人爽朗。他曾因取笑高洋擤鼻涕而留下一段不愉快的回忆，尽管当时只是无心之举，但高洋却对此耿耿于怀，一直在寻找机会报复。

然而，高浚在青州广受吏民爱戴，因其聪明伶俐、体恤下属，深得民心，因此高洋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对他下手。

直到一次东山之游，高洋与高浚一同出游时，高洋突然兴起，脱光衣服嬉戏，尽情享受“裸裎为乐”。

高浚见状，觉得这种行为有失君主威严，便直言劝阻：“这可不是一个皇帝该做的事！”

高洋顿时感到尴尬，勉强穿上了衣服。按理说，弟弟规劝哥哥，且理由正当，本不应引起太大风波。

然而，高浚并不放心，担心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于是找到了时任宰相的杨愔，责怪他没有及时制止高洋的荒唐行为，并要求他今后多加留意。高洋最忌讳大臣与诸王私下交往，尤其是涉及对他的批评或建议。杨愔深知这一点，害怕卷入是非，便将高浚的话如实汇报给了高洋。

高洋听后大为恼火，怒斥道：“小人果然难以容忍！”他对高浚的不满瞬间爆发，兴致全无，当即打发高浚回青州。回到任上的高浚并未就此罢休，反而上书继续劝谏，这让高洋彻底失去了耐心。最终，高洋下令将高浚抓来，关进了地牢，与同样不受宠的七弟——上党王高涣关在一起。两人在地牢中过着极为恶劣的生活，饮食起居条件极差，生活环境堪比猪圈。

​高洋虽然对亲人充满怨恨，但内心深处仍存有一丝怜悯——当然，这取决于他的心情。有一次，他前往地牢探望两个弟弟，一时之间，手足之情涌上心头，竟在地牢中唱起了歌，让高涣和高浚一同应和。

两兄弟心中满是恐惧与悲伤，声音不由自主地颤抖着回应。高洋被他们的悲戚所打动，不禁流下了眼泪，一时间良心发现，萌生了赦免他们的念头。

然而，这个本该温馨的场景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这个人正是高洋的亲弟弟，高欢的第九子——长广王高湛。高湛与高浚之间素有矛盾，可能是因为高浚性格直率、言辞无忌，令高湛心生忌惮。

高湛担心高洋一旦心软，赦免了这两兄弟，将来会成为隐患，于是急忙在高洋耳边进谗：“猛虎岂可出穴！”暗示放虎归山后患无穷。

就这样，一场原本可能感人的亲情戏码，被高湛的一句话彻底扭转，变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场景。

面对高湛提出的建议，高浚和高涣愤怒不已，指责他出卖兄弟坏事做尽，认为这种行为天理难容。

此时，高洋逐渐冷静下来，意识到留下这两位兄弟可能会对自己构成威胁。于是，他强忍内心的犹豫，决定采取行动。高洋拔出佩剑，试图对高涣下手，但高涣及时躲避，未被刺中。

高洋见状，愈发急躁，下令让大力士刘桃枝用长槊攻击牢笼中的两人。高浚和高涣在绝境中奋力抵抗，甚至抓住了刘桃枝的武器，将其折断。面对如此顽强的反抗，两人心中充满了绝望，不禁大声呼号，仿佛天地为之动容。

高洋见此情景，彻底失去了理智，命令手下搬来木柴点燃，投入牢笼中。火势迅速蔓延，高浚和高涣在这片火海中无处可逃。

最终，当火焰熄灭后，高洋命人清理现场，发现两人的遗体已经面目全非，惨不忍睹。

一个人性情的转变往往是长期积累的各种困扰和压力达到极限的结果。高洋在发泄怨恨的过程中，所受到的伦理冲击也愈发强烈。这种矛盾的行为对人的精神刺激极大，就像快节奏的生活容易引发抑郁或偏执一样，过度的刺激最终可能导致精神崩溃。

高洋亲手杀害自己的兄弟，手段残忍、毫无人性，这使他背负了沉重的心理负担，远超过发泄后的短暂轻松。这些不断累积的心灵债务，进一步扭曲了他的内心世界，将他逼入了一个更加狭隘和黑暗的精神角落。

高洋有一位妃子名叫薛氏。最初，薛氏是高洋的堂叔高岳从民间寻来的小妾，后来被高洋看中，封为贵嫔。有一次，高洋酒后夜访薛贵嫔的娘家，受到了她姐姐的热情接待。薛姐姐举止得体，言谈间显得格外亲切，让高洋感到十分愉悦。

酒过三巡，席间气氛渐浓，薛姐姐开始谈及家事，请求高洋为她的父亲赐予一个重要的官职——司徒。

然而，高洋听后突然变了脸色。他觉得薛姐姐之前的热情不过是出于私心，试图通过讨好自己来达到目的。高洋顿时感到不满，认为这是一种虚伪的行为，心中怒火中烧，原本的温柔也随之消散。

高洋二话不说就直接把薛姐姐吊在房梁上，“锯杀之”。

不过薛家的倒霉远未结束，薛妹妹的下场更为凄惨。一次，高洋和薛嫔妃正准备出门参加宴会，二人在轻松戏耍之际，过去的阴影突然涌上高洋的心头——他想起了薛贵嫔曾经服侍过高岳。醉醺醺的高洋瞬间被愤怒与嫉妒填满。二话不说，高洋就抽出佩刀，把她砍死。

然而高洋又立马后悔自己冲动了。他曾经十分迷恋薛贵嫔，她的美丽与优雅让他难以忘怀。于是高洋“弄其髀为琵琶”，边弹边哭喊着：“佳人难再得！”

过了一会，高洋把薛贵嫔的首级“藏之于怀”，便立马赶去宴会上。

当酒兴正浓时，高洋突然做出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他把薛贵嫔的首级抛出，引发了在场宾客的极大恐慌。众人面露惊恐，纷纷逃离现场，而高洋则在这片混乱中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洋的行为逐渐变得越发极端和不可预测。他开始频繁地实施残酷的惩罚，甚至在宫廷中准备了各种刑具，以备不时之需。曾经富丽堂皇的宫殿，逐渐变成了一片充满恐惧的地方。

三台建成后，高洋曾在此处游览。有一次，他在情绪激动时，突然用铁槊刺杀了陪同的都督尉子辉。另一位都督韩哲也在类似的场合中不幸遇害。高洋的这些行为往往没有明确的理由，全凭一时的情绪波动。

据史书记载，高洋对待受害者的手段极为严酷，不仅导致了许多无辜者的死亡，还对他们进行了进一步的侮辱。这种行为不仅让朝中官员人人自危，也让百姓对他的统治感到恐惧和不安。

高洋的行为极为暴躁，使得周围的人纷纷避之不及，无人敢轻易劝阻。面对这种情况，人们意识到直接干预难以奏效，于是开始思考其他办法，试图将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丞相杨愔巧妙运用他的智慧，从邺城监狱中挑选了一些死囚，安排他们担任仪仗队的工作人员，并称他们为“供御囚”。这些囚犯被安置在高洋的视线范围内，以便他随时可以对他们实施杀戮。

然而，这一举措也有其人性化的一面。杨愔规定，如果某名囚犯在三个月内未被处决，便视为获得了赦免，可以无罪释放。尽管如此，最终无人能够幸免，无人获得这一“殊荣”。

最令人担忧的是，高洋的残暴行为逐渐在北齐全国范围内扩散。上行下效，这种现象在官场中尤为明显。皇帝对严酷手段的偏好，使得司法官员在审讯过程中也越来越多地依赖严厉的刑罚。这种方式虽然让案件的处理速度加快，但却导致了大量无辜者受到冤屈，甚至出现了所谓的“神探”，他们通过逼供获取口供，最终使得许多冤案被“昭雪”。

在这种环境下，北齐的社会氛围变得异常紧张和压抑，人民生活在恐惧之中。

在北齐帝国面临重重困境之际，高洋那被酒精、欲望和血腥所侵蚀的头脑中，竟还残留着一丝“智慧”。他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试图挽救国家的财政危机。这些措施包括削减官员俸禄、取消军人的常设粮饷、精简州郡县及镇戍的职位，以集中资源用于关键的工程建设。

然而，天灾接踵而至，使得本已岌岌可危的局势雪上加霜。在高洋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北齐境内接连发生多次重大灾害，仿佛预示着他个人与国家命运的衰落。

天保八年（公元557年）三月，北方尚未入夏，气温却骤然飙升，酷热难耐，甚至有人因中暑而亡。在这难得的清醒时刻，高洋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四月，他下诏禁止捕捞虾蟹、蚬蛤等水产品，防止过度捕捞对生态系统的破坏。

年底，他又颁布法令，规定只有在仲冬一个月内允许燎原烧荒，其他时间严禁用火，以免损害昆虫和草木。同时，高洋发布了“罪己诏”，公开承认自己的过失，祈求上天的宽恕，并向百姓展示其改革的决心。

然而，事与愿违。第二年（公元558年）刚入夏，天公不作美，再次遭遇大旱。高洋祈雨无果，心中满是愤懑，便将怒火发泄在了泥塑的神像上。他下令摧毁西门豹祠，掘平其墓，将这座供奉西门豹的祠堂彻底破坏。当山东地区再次爆发蝗灾时，高洋不再寄希望于神灵，而是命令百姓亲自捕捉蝗虫并将其活埋，展现了他面对灾害时的务实态度。

此时，高洋才深刻体会到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与无力。

到了天保十年（公元559年），心灰意冷的高洋决定退居幕后，任命司空侯莫陈相为大将军，全权负责帝国的政务。而他自己则隐居于辽阳甘露寺，远离尘世的纷扰，静心修行，与佛祖对话，寻求内心的平静。

尽管佛祖的慈悲未能缓解高洋的痛苦，天灾的频繁肆虐使他的病情愈发严重。据史书记载，高洋开始频繁声称看到各种鬼怪，并听到奇异的声音。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是严重的幻视和幻听症状，符合精神分裂症的典型表现。

随着病情的恶化，高洋变得极度敏感和狂躁，其情绪的发泄方式也愈发极端——他开始频繁地杀人，甚至达到了“稍有不满，必加诛戮”的地步，任何一点不顺心或看不顺眼的人都可能成为他发泄的对象。

就在帝国上下陷入极度恐慌之际，更大的灾难悄然降临。高洋执政的最后一年，太史上奏建议“除旧布新”，以期为国家带来新的气象。

高洋询问彭城公元韶：“汉光武帝为何能中兴东汉？”元韶未经深思，脱口而出：“因为刘秀杀尽了所有威胁他统治的刘姓宗室。”这句话无意间触动了高洋心中的敏感神经，导致了禅位后一直默默无闻的元氏家族——即开创北魏辉煌的拓跋氏家族，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

这场屠杀的惨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尔朱荣在“河阴之变”中的血腥屠杀，成为了历史上又一起令人痛心的悲剧。

高洋下令将元氏王族的成员押解至东市处死，场面极为惨烈。除了成年男女外，无辜的儿童也未能幸免。一些婴儿被抛向空中，士兵用长矛接住；而体弱多病者则被迫站在金凤台上，身上绑着纸制的风筝，随后被踢下台，最终因无法承受重力而坠地身亡。

在这场悲剧中，只有极少数人侥幸逃生。例如，有一名叫元黄头的人竟然意外飞到了城外的泥地中，幸免于难。然而，高洋对此感到怀疑，将其关入监狱进行“考察”，不提供食物和水。最终，元黄头在狱中因饥饿和绝望而亡。

元氏一族的尸体最终被抛入漳水河中，成为了鱼儿的饵食。此后，渔民在捕捞时常常发现鱼腹内有人类的指甲等残骸，这一现象令邺城的百姓惊恐不已，长时间不敢食用鱼类，甚至对鱼产生了深深的恐惧。

而因口误的元韶最终未能逃脱高洋的惩罚。他被囚禁在地牢中，既没有食物也没有水，最终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甚至啃食自己的衣袖，最终悲惨死去。这次大规模的清洗行动中，少数人得以幸免于难。例如，开府仪同三司元蛮因为女儿是常山王高演的妃子，凭借这层特殊关系保住了性命。

定襄县令元景安则在恐惧中选择向高洋效忠，急忙上书请求改姓为高氏。这一举动让高洋颇为满意，因此赦免了他。

然而，元景安的堂兄元景皓对此深感不耻，认为改姓是对家族尊严的亵渎，他说：“大丈夫宁可玉碎，怎能屈辱求生？”元景安得知此言后，立即向高洋告密。高洋听后，果断下令处死了元景皓，成就了他的“玉碎”之志。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人们有时会经历一种短暂的清醒状态，这被称作“回光返照”。

高洋在生命垂危的几天里，已经无法进食，只能靠少量的酒来维持一丝生机，身体日渐虚弱。然而，在他气息微弱、命悬一线之时，却突然恢复了片刻的清明。他对身旁照料的妻子李祖娥清晰地说：“人生终有一死，不必过于惋惜。”但他也流露出对年幼太子高殷的担忧，害怕有人会觊觎他的皇位。

在高洋的葬礼上，文武百官虽号啕大哭，但多是虚应故事，有声无泪。唯有尚书令杨愔真情流露，涕泗横流，悲痛欲绝，成为了众人中唯一真正哀悼的人。一年后，杨愔作为辅佐太子继位的重要功臣，却被高演视为眼中钉，最终引发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

不出高洋所料，高演最终篡夺了侄子的皇位，并秘密将其杀害。此后，北齐的局势愈发动荡，高洋的后继者们继续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风波，续写着这个王朝的混乱与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