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27年，乍看之下似乎是一个平凡无奇的年份，既没有88的吉利，也没有66的顺遂，难以引起那些对发财和吉祥数字情有独钟的传统国人的特别关注。

然而，若深入探究——1127年，北宋靖康二年——这一时刻在历史上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提到“靖康耻”，许多人立刻会联想到那段令人心痛的历史：北宋王朝的两位皇帝——徽宗与钦宗，不仅被金朝俘虏，还被迫接受了侮辱性的封号：宋徽宗被称为“昏德公”，宋钦宗则被贬为“重昏侯”。

1127年四月，两位皇帝及其宗室成员、皇族贵族共计五千六百多人，其中包括两千两百多名男性和三千四百多名女性，被迫踏上了前往金国上都（今黑龙江阿城）的漫长旅途。

昔日的皇家子弟，在这漫长的押解途中，经历了无数苦难：有人惨遭杀害，有人因饥饿和寒冷而死，还有人因疾病倒在了路边。曾经尊贵的帝姬、嫔妃们，如今不得不忍受着非人的待遇，甚至在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上也难逃押解士兵的凌辱。

抵达目的地后，大多数贵族成员已在途中死去，对他们而言，这或许是一种解脱。而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则继续在屈辱中苟延残喘，遭受着无尽的折磨。

相比于西晋二帝和石敬瑭的儿子后唐闵帝所经历的困境，靖康之变中的幸存者承受了更为深重的痛苦。这段历史成为了后世封建王朝汉族士大夫心中永远的痛，每每提及，无不为之悲愤交加，叹恨不已。

在五代十国的动荡末期，赵匡胤于960年二月在陈桥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宋朝。北宋历经九帝一后，从宋太祖赵匡胤到宋钦宗赵桓，统治了中国近168年。

这一时期，宋朝不仅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还迎来了经济、文化和科技的繁荣。北宋的经济发展速度惊人，特别是在手工业和商业领域，人口达到了一亿多，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文

学方面，宋词与唐诗并称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大高峰，而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航海指南针和火药也在此期间得到了广泛应用。

然而，北宋的盛世并未持续太久。公元1101年，宋徽宗赵佶继位，标志着北宋由盛转衰的开始。赵佶是宋神宗的第十一子，封为端王。他的继位充满了戏剧性，尤其是围绕着继承人问题的朝堂争斗。

宋哲宗驾崩后，皇太后垂帘听政，主持讨论继承人问题。时任执政大臣章惇依据礼法，主张立哲宗的同母弟简王为帝，理由是简王符合“母弟”的传统继承顺序。然而，皇太后似乎对哲宗生母心存芥蒂，不愿再立其母弟为帝。因此，她故意避开章惇的建议，转向其他大臣，提出立年纪较长但有目疾的申王或端王赵佶为帝。

在场的几位大臣如曾布、蔡卞、许将等人对章惇的强势态度感到不满，认为他未经与其他大臣商议，便公然在朝堂上提出自己的候选人，若简王继位，章惇必将成为新帝的心腹重臣。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这些大臣纷纷附和皇太后的提议，表示“皇太后圣谕极当”。章惇见势孤掌难鸣，原本的气势瞬间消散，最终只能默默接受这一决定。

就这样，宋徽宗赵佶顺利继位，但他的统治却成为了北宋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他在位的25年间，朝廷内外腐败盛行，政治昏庸，最终导致了靖康之耻，北宋灭亡。

“先帝（宋神宗）曾言，端王赵佶福寿绵长，且仁孝有加，不同于其他诸王。”在这样的背景下，皇太后终于在大宋朝堂上为新君赵佶做出了总结性的推荐评语。这位原本一心沉醉于诗词书画的王爷，最终兄终弟及，登上了本不属于他的皇帝宝座。

然而，对于赵佶能否胜任帝王之责，历史上并非所有人都持乐观态度。《宋史》中记载，章惇曾直言不讳地评价赵佶：“轻佻浮躁，不足以君临天下。”

尽管章惇后来被列为《宋史·奸臣传》中的代表人物，但他确实在识人方面有着过人的洞察力。章惇并非高俅那样的纨绔子弟，也非蔡京那样的投机分子。他豪迈博学，文采斐然，年轻时与苏轼交情深厚，并在宋仁宗时期与其侄子章衡一同中进士。

由于其侄子章衡是殿试状元，章惇一气之下竟拒绝接受敕令任职，选择重新参加下一次科举考试。

宋哲宗继位后，章惇自认为有拥立之功，大力推行已被废止的王安石新法（王安石是他早年的恩公）。他诋毁司马光等大臣，甚至劝说宋哲宗对已故的大臣如司马光、吕公著等人进行剖棺掘尸，株连亲族，公报私仇，屡兴大狱。此外，他还挑起西北与西夏的边衅，导致屡战屡败，丧兵失地，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尽管章惇的行为令人不齿，但他仍有两件事值得称道。首先，他在执掌朝政期间从未滥封亲友，四个儿子均为默默无闻的小官。其次，他具备超凡的识人之明，早在赵佶继位之前就深感其不适合为君。果然，宋徽宗继位不久，便将章惇贬谪出京，最终这位权臣在贫困中死于睦州。

即便死后被列入《宋史·奸臣传》，章惇或许仍能在地下面对北宋诸帝时辩解道：“我早就说过，赵佶这小子不能为君，如今北宋近二百年的江山，果真毁在他的手里！”

宋徽宗赵佶即位后，重用了许多与他志趣相投的文人和权臣，其中最为“知名”的是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等人，他们被时人称为“六贼”。这些人在朝中结党营私，导致了北宋末年的政治腐败和社会动荡。

然而，有趣的是，尽管在《水浒传》中高俅被描绘为首位奸臣，但在正史《宋史》中，他并没有单独的传记。关于高俅的真实历史，南宋作家王明清在其史料笔记《挥尘后录·卷七》中有详细的记载，这段记载揭示了高俅与众不同的发迹之路。

高俅原本是大文豪苏轼的书童，擅长书法。苏轼在翰林院任职时，将高俅介绍给了曾布，但曾布以身边已有足够侍从为由拒绝了他。

后来，苏轼又将高俅推荐给了王诜（字晋卿）。

元符末年，王诜担任内侍省都承旨，而当时的端王赵佶（即后来的宋徽宗）已经在潜邸时就对文学艺术表现出浓厚兴趣，因此与王诜关系密切。

有一次，端王在殿庐等待上朝时，偶然发现自己忘记带篦刀子（一种用来整理头发的小工具），便向王诜借。王诜从腰间取出篦刀子递给端王，端王称赞其样式新颖，王诜便表示可以送一副新的给端王。当天晚上，王诜派高俅带着篦刀子前往端王府。

恰逢端王正在园中踢蹴鞠（古代足球），高俅在一旁观看，显得十分感兴趣。端王见状，便问他是否也会踢球，高俅回答说他会。于是，端王让他展示了一番，结果高俅的球技果然不凡，深得端王的喜爱。端王非常高兴，不仅收下了篦刀子，还留下了高俅，从此高俅逐渐受到端王的重用。

随着端王登基成为宋徽宗，高俅也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宋徽宗对高俅极为宠信，短时间内不断提拔他，最终让他成为了显赫的官员。

据说，宋徽宗曾对其他大臣说：“你们谁能像高俅那样有一脚好球技呢？”

高俅的升迁速度极快，短短数年间便官至节度使，甚至统领殿前司，成为三卫中的重要人物。他的父亲高敦复和兄长高伸也因此受益，分别担任了节度使和高官，家族成员纷纷步入仕途，享受荣华富贵。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高俅在宋徽宗朝中权倾一时，但他并没有像其他“六贼”那样恶名昭彰。相反，他似乎保持了一定的忠厚本性。据记载，高俅始终不忘恩师苏轼，每当苏氏子弟入京，他都会给予照顾和帮助。

靖康初年，宋徽宗被迫南下避难，高俅随驾至临淮，但因病请求返回京师。当时，许多跟随徽宗南下的权臣如童贯、梁师成等人都被处死，而高俅却得以善终，免去了北国的风霜劳苦。

高俅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他凭借机缘巧合和一脚好球技，攀上了权力的巅峰，却又在关键时刻远离了政治风暴的中心，最终得以善终。相比于那些在历史中留下恶名的“六贼”，高俅的故事显得更加复杂和耐人寻味。

在宋徽宗赵佶的统治下，朝廷为了迎合皇帝对奢华生活的追求，大肆修建宫殿和园林，尤其是著名的“艮岳”园林。这座被誉为“世界之最”的宏伟园林，不仅耗费了巨额的人力和物力，还征集了无数奇花异石，甚至从遥远的江南运来巨石和古木。

为了完成这一工程，成千上万的劳工被迫参与其中，许多人因劳累、疾病或意外丧生。沿途的百姓也饱受摧残，房屋被拆，农田被毁，坟墓被掘，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

此外，宋徽宗对道教的痴迷也达到了极致。他自称为“道君皇帝”，频繁与道士们举行法事，甚至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道教，下令禁止屠杀狗类，因为他自己属狗。这种荒诞的政策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不满。

宣和二年（1120年），由于朝廷不断搜刮民脂民膏，尤其是在“花石纲”事件中强行征收奇石和古木，终于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睦州的方腊趁机以摩尼教为号召，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起义。这场叛乱迅速蔓延，方腊的军队攻陷了六州五十二县，直逼杭州，烧杀抢掠，劫持平民，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短短半年内，近二百万无辜百姓在这场动乱中丧生。

实际上，方腊不过是一个小人物。起初，他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吸引了民众的注意：他的妻子穿着华丽的服饰，胸前镶嵌着一面大铜镜，在阳光下行走时，光芒四射，令人目不暇接。无知的百姓纷纷传言，称方腊夫妇有祥瑞之兆，于是迅速聚集起一批追随者，逐渐形成了燎原之势。

方腊的起义不仅使江南地区的人民在遭受“花石纲”带来的苦难后再次陷入困境，还进一步削弱了北宋的统治基础。

尽管最终方腊被平定，但北宋的国力已经大为削弱。此时，北方的辽国虽然已经高度汉化，并且自澶渊之盟以来与宋朝和平共处了一百多年，成为了宋朝的友好邻邦。然而，这种表面上的和谐并未持续太久。

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大太监童贯奉命出使辽国。由于他是宦官，没有胡须，辽国人对他多有嘲笑和轻视，这让童贯感到极度不满。作为宋朝的使臣，他本应受到应有的尊重，但辽人的态度却激起了他内心的报复欲望。

回到汴京后，童贯与从辽国叛逃的燕人马植密谋，建议宋徽宗联合刚刚崛起的女真人，共同夹攻辽国。根据计划，宋朝将收回燕京，而女真则取得中京。

女真人虽然勇猛善战，但他们也并非毫无心机。在与宋朝签订的盟约中，他们明确规定：双方共同攻占的土地将平分，而女真单独攻占的地方则完全归其所有，不在分割之列。这一条款为后来的局势埋下了隐患。

在宋朝伐辽的过程中，多位文臣武将曾对这一决策提出过明确的谏劝，表达了他们对潜在风险的深刻担忧。这些谏言不仅体现了当时人们对时局的清醒认识，也揭示了宋朝最终陷入困境的深层次原因。

大将种师道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今日之事，有如盗入人家，既不能救，又从而分其宝也，毋乃不可乎？”这句话形象地比喻了宋朝在辽国面临女真（金）入侵时的态度。种师道认为，宋朝不应该趁火打劫，瓜分辽国的土地和财富，而是应该保持中立，避免卷入这场纷争。他的谏言反映了对国际关系中“乘人之危”的道德顾虑，同时也预见到这种行为可能带来的长远负面影响。

文臣王庶则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提醒宋朝不要忘记与辽国长达百年的和平盟约。他警告说：“国家（宋）与辽，百年之好，今视其败亡而不之救，毋乃基女真之祸。”

王庶的谏言不仅仅是对辽国的同情，更是对宋朝未来安全的深切忧虑。他认为，如果宋朝袖手旁观，任由女真灭亡辽国，那么宋朝将直接面对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女真。这正是后来宋朝所面临的现实：女真崛起后，迅速成为宋朝的劲敌，最终导致了北宋的覆灭。

另一位文臣宋昭对当时的局势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他认为，虽然辽国已经处于女真的围困之下，但与女真结盟共同攻打辽国并非明智之举。他指出：“灭一弱虏，而与强虏为邻，恐非中国之福，徒为女直之利。”

宋昭的分析揭示了一个关键问题：即使宋朝能够帮助女真消灭辽国，这也意味着宋朝将与一个更加强大的女真为邻。女真族虽然尚未完全汉化，但他们战斗力极强，且野蛮凶悍，远非辽国可比。

宋昭还强调，辽国虽然也是夷狄，但经过长期的交流，已经接受了中原文化的熏陶，遵守信义，不会轻易背弃盟约。相比之下，女真则是茹毛饮血、不知礼义的民族，未来的威胁远大于辽国。

除了种师道、王庶和宋昭，还有许多大臣如孙尧臣、蔡元长、送达夫、宇文肃愍等也纷纷上书，劝阻宋徽宗不要轻启战端。他们指出，宋朝的军队已经多年未经历战事，将领们也久未指挥过大规模的战斗，贸然出兵对抗新崛起的女真，无异于以卵击石。这些谏言充分反映了当时宋朝军事实力的虚弱，以及对女真战斗力的敬畏。

然而，宋徽宗并未听取这些谏言，反而被“全复燕云十六州”的野心所驱使，决定出兵伐辽。这一决策不仅未能实现宋朝的领土扩张，反而为日后的灾难埋下了伏笔。辽国的迅速败亡使得宋朝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缓冲地带，直接暴露在女真的攻击之下。

更为严重的是，宋徽宗在辽国即将灭亡之际，竟然亲笔书写密诏，派人暗中送给已被俘虏的辽末帝耶律延禧，承诺若其归顺宋朝，将给予优厚待遇。这一举动不仅激怒了金人，还为日后金宋之间的冲突提供了借口。

金人发现了徽宗的手诏，指责宋朝背信弃义，破坏了双方的盟约。从此，宋朝与金人的关系彻底破裂，最终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北宋末年，朝廷内部腐败严重，军队长期缺乏训练和有效指挥，战斗力大幅下降。面对外敌入侵时，北宋军队的表现屡屡不尽如人意。尤其是面对金兵的进攻，北宋军队不仅未能有效抵抗，反而在一些情况下被辽军的残兵败将击败，进一步暴露了其虚弱的本质。

这一系列失败让金人看清了北宋的真实实力：尽管北宋表面上仍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但实际上已经不堪一击。灭辽之后，金朝迅速将目光转向了北宋。

1125年，金军大举南下，直逼北宋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金军的攻势如入无人之境，迅速突破了北宋的防线，最终包围了汴梁。

此时，北宋朝廷派出了太监童贯前往太原，原本是为了祝贺金人俘获辽国皇帝，但童贯很快发现，金人对北宋的态度远不如辽国时友好。金军不仅对童贯进行了羞辱，还趁机占领了原属辽国的城池，甚至开始侵入北宋领土。童贯意识到形势不妙，急忙逃回汴梁，向宋徽宗报告了这一紧急情况。

宋徽宗得知金军逼近的消息后，惊恐万分。为了保全自己，他于1126年（宣和七年）颁布了“罪己诏”，承认自己的过失，并将帝位传给了太子赵桓，即宋钦宗，自称太上皇。宋钦宗即位后，改年号为“靖康”，并立即着手应对金军的威胁。

金军初围汴梁时，兵力仅有五万人左右。然而，北宋的太常少卿李纲挺身而出，劝阻了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的退缩，并主持了汴梁的城防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北宋军民士气大振，成功抵挡了金军的多次进攻。与此同时，各地的勤王兵马纷纷赶来支援，总数达到了二十万之多，形成了对金军的有利态势。

如果此时北宋朝廷能够果断采取行动，集中兵力夹击金军，一举消灭其主力并非不可能。

然而，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的软弱与怯懦成为了致命的弱点。他们长期依赖文臣治国，而这些大臣大多主张议和，不愿冒险作战。最终，宋钦宗下令各地勤王兵马不得进攻金军，并割让中山、太原、河间三镇给金国，同时献上了大量金银财宝，甚至尊称金主为“皇叔”，才暂时换得了金军的撤围。

金军北退之后，宋钦宗虽然处决了童贯，并贬斥了蔡京等一众奸佞之臣，但在心有余悸的情况下，也罢免了守城有方的李纲，将其贬为保靖军节度副使，安置于建昌军。

李纲在后世逐渐被南宋理学和民间演义所美化，成为了近乎完美的“忠义英雄”。他劝谏宋帝不要逃离都城的言论，也被后世忠臣反复引用：“天下城池，安得有如都城者？且宗庙社稷百万官民所在，陛下舍此又将安之？”

然而，明代大儒黄宗羲和史学家陈登原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皇帝从都城逃跑避难，实际上可能为国家带来重生的机会。历史上，唐玄宗、唐代宗和唐德宗都有过类似的先例。黄宗羲批评当时的士大夫未能理解这一“大义”，反而固守李纲的观点，不敢力争。在他看来，宋钦宗父子的“枯守都城”反而成了一个反面教材。

与李纲同朝为官的邓肃也曾对李纲有过中肯的评价，指出李纲“学虽正而术疏，谋虽深而机浅”，即李纲虽然学问端正，但缺乏实际的政治手腕；虽然谋划深远，但缺乏灵活应对的能力。南宋高宗赵构也曾评价李纲：“朕以其人，心虽忠义，但志大才疏，用之必亡国。”

金军虽然表面上撤军，但贪婪之心未泯。不到一个月，他们便卷土重来，兵分两路再次围攻汴梁。此时正值寒冬，狂风呼啸，雨雪交加，天气异常恶劣。

面对突如其来的敌军，宋钦宗终于展现出了些许勇气，他披甲登城，亲自慰劳士兵，用御膳犒劳士卒，并下令为士兵提供热食。这一举动让士气大振，士兵们感动得热泪盈眶，纷纷表示愿意拼死一战。

然而，由于各路勤王兵马未能及时赶到，汴梁城内只有三万禁卫军和一些未经训练的居民。激战不久，守军便伤亡惨重，逐渐不支。寒冷的天气更是雪上加霜，许多士兵被冻死在城墙上，幸存者也几乎失去了战斗力，连握兵器都成了难题。

在这种绝境下，宋钦宗心急如焚，甚至光着双脚跪在禁庭中祈祷上天开恩。然而，老天似乎并未垂怜，狂风依旧从北方吹来，雨雪连绵不断。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徽、钦二帝做出了一个致命的决定——轻信道士郭京所谓的“六甲法”可以抵御金兵。他们命令所有守城士兵撤离城墙，大开宣化门，准备让郭京施展法术驱敌。

这一决策无疑是自掘坟墓。如果继续坚守城池，拖延时间，等待各地勤王兵马的到来，或许还有机会解围。但此刻，宋朝却选择了最不明智的做法：派出本已疲惫不堪、战斗力极差的守军出城迎战，面对的是装备精良、适应寒冷天气作战的金兵。结果可想而知，宋兵瞬间被金兵砍杀殆尽，血流成河，尸横遍野。

郭京见势不妙，匆忙带着剩下的士兵逃走，只留下一群穿着奇装异服、口中念咒的身影消失在风雪中。金兵趁机登上城墙，守军纷纷溃败。汴梁城最终失陷，北宋王朝的命运也随之走向了尽头。

当金兵逼近汴梁时，他们要求宋徽宗亲自出城迎接。作为孝子的宋钦宗此时展现出了帝王的气度，表示：“上皇惊忧成疾，朕当亲往。”令人惊讶的是，在汴梁城陷落后，连日的大雪突然停止，天空放晴，仿佛是天意昭然。

不久之后，金人将宋徽宗、宋钦宗及皇太子囚禁于青城，作为人质。金兵不仅大肆搜刮金银财宝，还随意斩杀宋朝的守城将士和文武百官。金人勒索了巨额的财富，包括黄金一千万锭、白银两千万锭、绢一千万匹，以及其他无数的珍贵物品，如北珠四千斤、玛瑙一千二百斤、水晶一万斤、象牙一千四百六十座等。此外，金人在宋朝官员的“协助”下多次入城搜刮，劫取了太清楼、秘阁三馆的藏书、景灵宫的供器、浑天仪、铜人、刻漏等珍贵文物，几乎将宋朝的国库和宫廷宝藏洗劫一空。

宋朝君臣原本以为，只要满足金人的所有要求，就能保住性命，继续以“儿皇帝”的名义统治。

然而，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人立张邦昌为傀儡皇帝，随后驱赶宋徽宗、宋钦宗、皇后、皇太子及宗室、百官北行。随行的还有法驾、卤薄、车辂、冠服、礼器、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等象征皇权的物品，甚至连技艺工匠、娼优、府库蓄积等都被一并带走，北宋的国力从此彻底衰竭。

北去的途中，曾经锦衣玉食、沉迷于品茶饮酒、作词度日的宋徽宗，亲眼目睹了三千多名宗室男女被金兵任意屠杀、凌辱的惨状。早在金兵围城时，徽宗就因忧惧成疾，患上了半身不遂。如今，他以衰残之躯，被迫踏上万里流亡之路，风霜苦寒，饿冻交加，心中的凄凉无法言表。

徽宗曾反思自己的一生，认为亡国的原因在于“玩物丧志，纵饮败度”。他在韩州（今辽宁昌图）短暂监禁后，与儿子钦宗一同被迁往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在那里，他们度过了余生，成为了历史上最著名的亡国之君。

相传，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看守宋徽宗和钦宗的女真头目斜吹番笛，那悠扬的笛声勾起了徽宗对故国的深深思念。

徽宗不禁命钦宗作词一首，词中写道：

“如今塞外多离索，迤逦远胡沙。家邦万里，伶仃父子，向晓霜花。”

父子二人相拥而泣，那悲痛的情景，即便只是想象，也足以令人鼻酸。在五国城中苟延残喘了近九年，1135年四月，病困交加的道君皇帝最终在这里去世，享年五十四岁。

宋徽宗赵佶不仅是一位皇帝，更是一位卓越的艺术家。他酷爱书画，擅长花鸟、人物、山石等题材，作品多入妙品；偶尔创作的墨花、墨石更是达到了神品的境界。他的《梦游化城图》堪称一绝，画中人物如半小指般微小，却多达数十人，城郭、宫室、旌幢、鼓乐、仙嫔、云雾、霄汉、禽畜、龙马等天地间万物，无不栩栩如生，仿佛带领观者神游八极，忘却人间琐事。

汤垕在《画鉴》中对徽宗的评价并非虚言。从现存的《四禽图》、《池塘晚秋》、《雪江归棹》等作品来看，尽管其中部分作品有画工代笔，但仍能见到徽宗的真迹，足见其艺术造诣之高，堪称画中圣手。

2002年4月23日，北京昆仑饭店举办的嘉德中国艺术品拍卖会上，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真伪仍有争议）以780万元人民币起拍，经过二十分钟的激烈竞价，最终以2300万元人民币的天价成交，成为中国书画在全球市场上的最高价记录。若徽宗地下有知，面对后世对他“私智小慧”与“用心一偏”的指责，不知会作何感想。

南宋高宗绍兴十二年八月，宋徽宗的遗体被迎回临安下葬。然而，南宋灭亡后，元朝军队中的一个恶僧杨连真珈率领手下遍挖宋帝陵寝，甚至将宋帝的头骨斫砍琢磨，串成佛珠挂于胸前招摇，形同《西游记》中沙和尚的形象。灵隐寺山上的一些不伦不类的佛头，据说也是这位恶僧的“杰作”。赵佶这位大画家，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似乎都未能得到安宁，仿佛前世积下了无尽的恶孽，令他在尘世中饱受苦难。

还有宋钦宗赵桓的悲惨命运。他在位仅一年多，就被金人俘虏，送往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并在那里度过了长达三十一年的囚禁生活。宋钦宗在东宫时并无失德之举，登基后也不沉溺于声色犬马，但却因父亲宋徽宗的昏庸而被迫承受亡国之痛。

史官对宋钦宗的评价充满了同情，认为他“享国日浅而受至深”，命运极其悲惨。

相比于宋徽宗，宋钦宗的无辜和无奈更令人唏嘘不已。

根据《大宋宣和遗事》的记载，金国的完颜亮在继位后，于1156年（宋绍兴三十一年）以一场马球比赛为借口，将被俘的辽国末代皇帝耶律延禧和宋钦宗带到了讲武殿前的广场上，进行了一场惨烈的表演。完颜亮命令两位前皇帝分别率领一队人马进行马球比赛，但实际上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屠杀。

当两队激烈交锋时，数百名金兵突然从广场四周冲出，其中一名褐衣士兵一箭射穿了辽国末帝耶律延禧的心脏，他当场倒在宋钦宗的马前。目睹这一幕的宋钦宗惊恐万分，从马上跌落，随即被一群紫衣士兵乱箭射杀，尸体在地上翻滚，鲜血四溅。

完颜亮挥手示意，马群蜂拥而上，最终辽天祚帝和宋钦宗的尸体被践踏成肉泥。

宋钦宗和他的父亲宋徽宗在靖康之变后，已经在北方的苦寒之地度过了长达三十一年的囚禁生活，最终仍未能逃脱悲惨的命运。

这段历史令人不禁感叹，北宋二帝的遭遇如此凄凉，千百年来罕有其匹。

人们常常会因为好奇或受佛教因果报应思想的影响，去探究那些灭亡北宋的金国帝王和将领们的结局。历史似乎总是在冥冥之中有着某种规律，仿佛一切都在天道的安排之下，恰似一场充满戏剧性的历史大戏。

金朝的先祖源自靺鞨族。早在北魏时期，靺鞨分为勿吉七部，隋朝建立后，这七部逐渐合并，统称为靺鞨。到了唐朝初期，靺鞨族中以黑水靺鞨和栗末靺鞨最为著名。栗末靺鞨后来建立了渤海国，历经十余代，最终在契丹（辽国）的攻击下灭亡。

黑水靺鞨曾一度依附高句丽，对抗唐太宗的征伐。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黑水靺鞨开始向唐朝进贡，表示臣服。五代十国时期，契丹灭掉了渤海国，黑水靺鞨也归附了辽国。

归附辽国的黑水靺鞨被分为两类：南部较早归附的称为“熟女真”，而北部未纳入契丹户籍的则被称为“生女真”。生女真的领地包括黑龙江和长白山地区，这也是后世“白山黑水”这一称谓的由来。

公元1114年九月，生女真的酋长完颜阿骨打（汉名完颜旻）在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誓师起兵，正式与辽国对立。次年，他率领两万女真军队，击败了辽天祚帝亲自指挥的七十万契丹大军，展现了女真人的军事实力。

1115年正月，完颜阿骨打在会宁府称帝，建立了大金国，自封为金太祖。金国迅速占据了辽河以东的广大土地。宋朝得知金朝崛起的消息后，认为有机可乘，遂与金朝签订了“海上之盟”，约定共同出兵灭辽，以图从中获利。

1115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攻占了辽国的重要军事据点黄龙府，标志着金朝对辽国的战略优势。

1122年，金军攻克了辽国的中京，进一步削弱了辽国的统治基础。

与此同时，宋朝趁机出兵攻打辽国的燕京（今北京），但宋军因缺乏战斗力，反而被辽军击败。最终，在金军的帮助下，宋朝才得以占领燕京，辽国至此彻底灭亡。

金朝的崛起不仅终结了辽国的统治，也为后来金朝与宋朝之间的长期对抗埋下了伏笔。

1125年，辽天祚帝在被金兵追击的过程中，最终在余睹谷（今山西应县）被金朝大将完颜娄室活捉。这一事件标志着辽国的正式灭亡。

完颜娄室的墓位于今天的长春东郊石碑岭，虽然现在仅存一些石棺残片，但历史上曾有记载，1912年日本人曾盗掘此墓，出土了包括玉佩、铁刀在内的十二件文物，现藏于旅顺博物馆。

就在攻灭辽国主力后不久，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因病去世，享年五十六岁。他的弟弟完颜吴乞买（汉名完颜晟）继位，成为金朝的第二位皇帝，史称金太宗。金太宗继承了完颜阿骨打“中外一统”的遗志，以宋朝违背约定为借口，发起了大规模的南征。1

125年十月（金太宗天会三年），金军分东西两路南下，东路由完颜宗望（翰鲁补）统领，进攻燕京；西路由完颜宗翰（粘罕）统领，进攻太原。金军势如破竹，迅速逼近宋朝首都汴梁，并迫使宋钦宗屈服，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随后，金军经过短暂休整，再次发动攻势，最终于1127年灭掉了北宋，俘虏了宋徽宗和宋钦宗两位皇帝，以及大量皇族成员和妇女，标志着北宋的彻底覆灭。

九年后的1135年正月，金太宗病逝，享年六十一岁。巧合的是，同年四月，被金朝侮辱性地封为“昏德公”的宋徽宗赵佶也在囚禁中去世。这对曾经的君主，一个作为征服者，一个作为亡国之君，最终在同一年内离世，命运交织在一起。

金太宗死后，其侄子完颜合刺（金熙宗）继位。金熙宗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嫡孙，自幼接受汉文化的教育，师从辽国进士韩眆学习汉文经史，甚至能够随口赋诗，显示出极高的汉化程度。

金熙宗在位初期，由于有宗干、宗弼（兀术）等人的辅政，金朝与南宋达成了“隆兴和议”，双方以淮河为界，维持了一段时期的和平。

然而，随着金熙宗逐渐掌握大权，他开始表现出专制和荒淫的一面，制定了繁琐的帝王礼仪，酗酒妄杀，导致朝中人心惶惶。最终，在1149年，金熙宗被金太祖庶长子宗干的二儿子完颜亮所弑，时年三十一岁。

完颜亮，即金海陵王，女真名为迪古乃，是金朝的一位皇帝。他自幼聪慧好学，深受汉文化影响，几乎完全汉化。

在弑杀金熙宗后，完颜亮登基为帝，改元天德。他在位期间，进行了多项重大改革，包括将首都从上京迁至燕京（今北京），这成为后来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的开端。他还仿效宋朝建立了“一省六部制”，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然而，完颜亮在中国历史上以暴君的形象著称。他残暴无情，杀害忠良，甚至弑君弑母，奸淫近亲，手段极其残忍。他的统治充满了猜忌和残酷，导致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尽管如此，完颜亮在文学上却展现了非凡的才华，他的诗词气势磅礴，充满豪情壮志，展现出一种肆无忌惮的霸气与无限的精力。

完颜亮的最大野心是统一中国，他曾写下一首著名的诗：

“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挥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

这首诗表达了他征服南宋、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为此，他亲自率领近百万大军南下伐宋，企图一举灭掉南宋。

然而，这场战争并未如他所愿取得胜利。相反，由于国内贵族不满其暴政，东京留守曹国公乌禄（汉名完颜雍）被立为新帝，完颜亮自己也在兵变中被属下射杀，终年四十岁。

完颜亮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他是一个改革者，推动了金朝的汉化进程；同时，他又是一个暴君，因残暴统治而失去了民心。他的诗歌虽然气势恢宏，但最终未能挽救他失败的命运。

完颜亮在位期间，残杀金太祖、金太宗子孙一百五十多人，而进攻宋朝最有功劳的宗翰（粘罕）、宗弼（兀术）等人宗室大将的后代，几乎也全被他杀个干净。可以说是间接为北宋赵家皇族“报仇雪恨”。

完颜阿骨打、完颜吴乞买如果能料到有今日，不知是否后悔俘掠并残酷对待北宋皇族！

金世宗完颜雍在位的二十九年，轻徭薄赋，发展经济，巩固皇权，可以说是金国历史上最安定的时期，他自己也被国人赞誉为小尧舜。其孙金章宗继位后，进一步加强改革，使金国彻底封建化，成为金朝最鼎盛的时期，天下富庶，府库丰盈，宇内人民小康。

金章宗在位二十年后病死，其叔父卫绍王完颜永济被大臣推戴为帝。其间蒙古崛起，完颜永济统御无方，连连败绩，在位不到六年即被右副元帅胡沙虎所杀。其后，金宣宗完颜峋继位。

金宣宗因乱得位，慌乱中不得不与蒙古签下了许多屈辱的盟约，情急之下出败招，他又下诏攻南宋，两面树敌，使金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自金海陵王完颜亮开始，金王朝内部的权力斗争日益激烈，相互猜忌和杀戮不断，吏治腐败，奢侈之风盛行，国家逐渐陷入不可挽回的颓势。

1211年九月，蒙古军队在抚州大败金国三十万大军，几乎摧毁了金国的精锐部队。

1213年，蒙古军再次攻破德兴，歼灭金军十万人。面对蒙古的强势进攻，金宣宗感到极度恐慌，于1214年二月将公主献给成吉思汗求和，并送上五百童男童女及大量黄金、宝物和良马，以图暂时的和平。

然而，这些努力并未能阻止金朝的衰亡。1223年，金宣宗在忧愤交加中病逝，遗诏太子完颜守绪继位，是为金哀宗。

金哀宗正大二年（1225），成吉思汗西征归来，蒙古帝国的力量进一步增强。

1227年，西夏大部分领土被蒙古征服，金朝的处境愈发艰难。窝阔台大汗继位后，蒙古对金朝展开了全面进攻，攻势如泰山压顶。

正大六年（1230），蒙古军围攻京兆、凤翔，不久潼关以西的地区全部落入蒙古手中。

天兴元年（1232），三峰山之战爆发，金军几十万人被蒙古军全歼，无一人幸免。蒙古军随后进逼汴京，围城数月，城内饥荒和疾病肆虐，两个月内竟有近百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金朝的覆亡已成定局，北方大地陷入了混乱与动荡之中。

1232年，蒙古军队在大败金军后，对汴京展开了猛烈的进攻。随着金国的军事防线逐渐崩溃，蒙古军队进入了这座曾经繁华的城市。根据当时的记载，蒙古军队在占领汴京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城中的财富、人口和物资被大量带走。金国的百姓在这场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的苦难，许多人被迫流离失所，田园荒废，文化财产也遭到了破坏。

这一场景让人联想到一个世纪前北宋汴京沦陷时的悲惨景象。

历史似乎在重复自己：曾经被视为“茹毛饮血”的女真族，在经过百余年的汉化后，逐渐融入了中原文明，成为了中原的一部分。然而，当更为强大的蒙古人崛起时，文明的脆弱性再次暴露无遗。蒙古人的到来，使得金国的社会秩序迅速瓦解，文明的成果在战争中化为乌有。

1232年十二月，金哀宗以东征为名，带着部分随从逃离了汴京，试图寻找新的抵抗基地。然而，他的离开并未能阻止金国的进一步崩溃。

1233年正月，金朝京城西面的元帅崔立发动了一场政变。他杀害了金国的重要将领完颜奴申和完颜阿不，并控制了京城的局势。崔立自封为左丞相、尚书令和郑王，代表金国向蒙古投降。与此同时，他还将梁王完颜从恪推举为监国，自己则亲自前往蒙古军营商议投降事宜。

崔立的行为不仅加速了金国的灭亡，还给汴京的百姓带来了更多的灾难。他命令士兵拆除了城墙上的防御设施，并以蒙古军的名义搜刮城中的财富。他还囚禁了梁王及其亲属，并从皇宫中窃取了大量的珍宝，运往自己的府邸。此外，崔立还纵容士兵在城中进行掠夺和虐待，导致城中的百姓生活在极度的恐惧和痛苦之中。

1233年四月，崔立迫使金国两宫皇太后、梁王、荆王以及众多宗室成员共计五百余人北上，送往蒙古为俘虏。他们被装在三十七辆大车上，金国的皇族几乎全数被掳走。随后，儒士、道士、僧人、医生、工匠和绣女等也被迫北上，这一幕与1127年北宋皇族的悲惨遭遇如出一辙，唯一的不同是当时的金朝皇帝在外逃亡。

蒙古军队入城时，崔立正在城外催促金室皇族启程。然而，蒙古士兵却“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宝玉以出”。崔立闻讯后痛哭流涕，却无力阻止，可谓自食其果。不久之后，崔立被部下李琦、李伯渊等人杀害，汴京军民纷纷割开他的尸体，生啖其心，以泄愤恨。

金国曾俘虏他国君主，贬黜他国臣子，百年之后，却因崔立的狂妄之举，导致了青城之祸。正如曾子所说：“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这番话在此得到了印证。

元朝的史官（可能是南宋汉人的后裔）在记录这段历史时，显然对金朝的灭亡带有某种幸灾乐祸的情感，因此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金哀宗完颜守绪在逃离京城后，历经杞县、黄城和黄陵冈等地，最终渡过黄河向北撤退。蒙古军队紧追不舍，金军又遭遇大风天气，导致后军未能及时渡河，被元军全歼于黄河北岸。在这场战斗中，金军的重要将领完颜猪儿和贺都喜也在乱战中丧生。

随后，金哀宗在黄河两岸屡次遭遇败绩，进攻卫州也未能成功，金兵死伤惨重。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在归德城内，官奴发动叛乱，软禁了金哀宗，并杀害了包括尚书左丞李蹊在内的三百多名官员。这次内部动乱几乎耗尽了金朝最后的有生力量。

两个多月后，金哀宗设法除掉了叛乱的官奴，带着残余的兵力退守蔡州。为了扭转局势，他下诏召大将武仙前来支援，并计划一同入蜀。

然而，武仙不仅未遵从命令，反而试图趁机袭击南宋的金州，结果被蒙宋联军打得大败，金哀宗入蜀的希望也随之破灭。

1234年九月，困守孤城的金哀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派遣使臣向宿敌宋朝“借粮”，实际上是在哀求对方给予方便、遣使求和。

临行前，金哀宗对使臣们表达了深深的无奈与委屈。他说道：“宋人真是辜负了我啊。自朕即位以来，一直约束臣下，严禁边将侵犯宋境。每当有边臣意图立功冒进，朕都严厉斥责。先前攻取宋朝一州时，朕立即派人归还；淮阴城陷落后，朕分毫未取，完璧归赵；清口之战中，俘获数千宋兵，朕不仅送粮送盘缠，还妥善放回。如今，金国疲敝，宋人却趁机占据寿州，诱降邓州，进攻唐州，他们似乎没有长远的考虑。”

金哀宗进一步分析道：“蒙古已灭国四十，西夏即将覆灭。西夏亡，则金国危矣；金国亡，则宋国亦难保全。唇亡齿寒，此乃自然之理。如果宋人能与我金国联合，不仅能保金国，也能为宋国带来长久的安全。作为使臣，你们一定要将这个道理好好传达给宋人。”

历史往往呈现出一种反复的规律，悲剧与喜剧交替上演。最令人叹息的是，北宋与南宋的灭亡竟如出一辙。

然而，南宋朝廷并未接受金哀宗的请求。由于两国之间因“靖康耻”而积怨颇深，南宋断然拒绝了金国的求和。宋将孟珙亲自率领两万宋兵，运粮三十万石前往蔡州，与蒙古军队联合筑起长围，共同进攻金国。

最终，金国灭亡，而南宋也未能幸免。数年后，陆秀夫背着南宋少帝赵昺投海自尽，标志着南宋的彻底覆灭，不仅是亡国，更是亡天下。

蒙宋联军围困蔡州已达三月之久，双方激战不断。最终，蒙古军队决堤练江，南宋军队则决开柴潭，使汝水泛滥，水淹蔡州。不久，蔡州外城被攻破。

在震耳欲聋的厮杀声中，金哀宗对大臣们感叹道：“我担任金紫光禄大夫十年，为太子十年，当皇帝也已有十年。自认为并无重大过失，死而无憾。唯独遗憾的是，祖宗传下的百年基业，到我手中却断送了。我与历代荒淫暴君一同成为亡国之君，这是我心中最大的痛楚。古往今来，没有不亡的国家，但亡国之君往往遭受侮辱、囚禁，或被绑缚献俘，或跪于殿庭受辱，或被关押在空房中。朕绝不会落到这样的下场！众位爱卿，请见证朕的决心！”

期间，金哀宗曾试图率兵从东城突围，但被蒙宋联军设置的鹿角战栅所阻，不得不退回城内继续抵抗。

1234年正月戊申夜（注：原文中的1235年应为1234年），金哀宗召集百官，决定将皇位传给东面元帅完颜承麟。完颜承麟坚决推辞，哀宗劝说道：“朕体态肥胖，不便骑马驰骋。爱卿平日敏捷且有将略，万一能够逃脱，或许能保住大金国祚，完成朕的心愿。”

完颜承麟无奈之下，接受了皇位。刚举行完登基大典，南城便已被敌军竖起旗帜。片刻之间，四面杀声震天，蒙宋联军攻入蔡州内城。

金哀宗见大势已去，遂在幽兰轩自缢身亡。

完颜承麟得知金哀宗死讯后，竟然还能率领群臣前往哭祭，并追谥其为“哀宗”。然而，就在哭奠尚未结束时，蔡州城墙彻底崩溃。众人匆忙焚烧金哀宗的遗体，以防被敌军侮辱。完颜承麟泪眼未干，也被乱军杀死。

完颜承麟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总共仅一个多小时的统治时间。

这场战役标志着金朝的彻底覆灭，蒙宋联军的胜利也为后续的历史进程奠定了重要基础。

“区区生黎，图存于亡，未尽乃毙，可哀也矣。虽然，在《礼》，‘国君死社稷’，哀宗无愧焉”。

灭金的元国史臣，也不得不钦叹金哀宗的为人。思其亡国之惨，方比于北宋；而国君之烈，当胜出徽、钦二帝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