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凡是继（姬）周朝之后建立并沿用“周”为国号的朝代，往往都会涌现出一些著名的皇帝，这些皇帝不仅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还多是推动改革的重要人物。
例如，南北朝时期的北周，就出现了两位极具影响力的皇帝。北周太祖宇文泰不仅创建了著名的府兵制度，这一军事改革对中国古代军事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儿子北周武帝宇文邕更是通过消灭北齐，统一了北方，为后来隋文帝杨坚最终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唐朝中期，武则天建立了短暂的“周”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尽管武周后期政局动荡，但社会经济依然保持了向前发展的势头。武则天的统治对后世影响深远，尤其是开元盛世的繁荣，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武周时期的政策和改革成果。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后周同样涌现出了两位杰出的皇帝——后周太祖郭威和后周世宗柴荣。郭威即位后，着手改革五代以来的积弊，使得政局逐渐稳定。
而柴荣则继承并进一步推进了郭威的改革事业，积极展开统一战争。他南下击败南唐，夺取了江淮地区的大片领土；北上抗击辽国，成功收复了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三州之地。如果柴荣没有英年早逝，中国历史或许会走向另一条道路，甚至可能不会出现“宋”这个国号的朝代。
这一现象表明，虽然“周”这个国号在中国历史上多次被使用，但每次使用时，似乎都伴随着重要的政治、军事和社会变革，这些变革不仅改变了当时的历史进程，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周武帝宇文邕和后周世宗柴荣堪称当世最杰出的两位明君。他们不仅致力于统一大业，而且在治国理政方面展现了卓越的才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两人都未能亲眼见证自己努力的最终成果，反而“为他人做嫁衣裳”。更为巧合的是，他们去世时的年龄也十分相近。
宇文邕传位给其子宇文赟，后者在位仅一年便离世，留下年幼的宇文阐继位。不久之后，杨坚篡夺了北周政权，建立了大隋王朝。
与北周宇文邕诡异的相似，一代雄主柴荣，英年早逝后，将皇位传给了年幼的柴宗训，而这种局面仅仅维持半年后，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欺负孤儿寡母，夺取了后周江山，建立了北宋王朝。
这两次权力交接的相似性，不禁让人感叹历史的讽刺与无常。
至于明末清初吴三桂建立的所谓“周朝”，显然不在讨论范围内。除了吴三桂本人，几乎没有人承认这个政权的存在，它并没有对历史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如果我们将五代的皇帝按照治理能力分为九等，那么周太祖郭威、梁太祖朱温、唐庄宗李存勖、唐明宗李嗣源、吴国的杨行密、南唐的李昪、吴越的钱镠、福建的王审知、前后蜀的王建和孟知祥等人可以归为中上等。其中，朱温和李存勖以军事才能见长，而李嗣源、郭威和李昪则更擅长文治。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后者显然更为理想，因为他们能够带来更多的民生福祉，而朱温和李存勖等军事家的频繁战争，给民众带来了无尽的苦难。
刘知远虽然在军事上不逊于朱温和李存勖，但他缺乏文治方面的才能。即便他能活得更久，也难以达到李嗣源、郭威和李昪那样的政绩。毕竟，刘知远更适合战场，而非朝廷。
在五代十国的乱世中，能够脱颖而出的帝王寥寥无几，而其中最耀眼的一位，无疑是后周世宗睿武孝文皇帝柴荣。他的才能和抱负，似乎被这个时代所埋没，令人不禁感叹，若他生于太平盛世，必将成就更为辉煌的功业。
毛主席在《沁园春·雪》中提及的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这四位帝王堪称中国历史上的“样板皇帝”，他们在中国六百多位帝王中堪称凤毛麟角，个个都是千古一遇的英主。然而，柴荣的雄才大略与这些伟大的帝王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赵匡胤的崛起，某种程度上得益于柴荣的早逝。如果柴荣能多在位几年，或许历史的走向将截然不同。柴荣在位仅五年，却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展现出非凡的治国能力和军事才华，奠定了后周的强大基础。他不仅统一了中原大部分地区，还推动了一系列改革，为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假如天假以年，柴荣再多活十年，他或许真的能够超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创造更加辉煌的伟业。遗憾的是，历史没有如果，但柴荣的名字已经深深铭刻在了历史的长河中，成为后人敬仰的对象。
提到柴荣，不得不提及另一位历史上的人物——《水浒传》中的“小旋风”柴进，以及《杨家将》中的“柴郡主”。《水浒传》中明确记载柴进是后周世宗柴荣的嫡系子孙。
柴荣，出生于邢州（今河北邢台）龙岗，具体时间为梁末帝朱友贞贞明六年（公元920年）九月二十四日。他并非郭威的亲生子，而是郭威原配夫人柴氏的侄子，生父名叫柴守礼。从小，柴荣便在郭威身边长大，深受郭威的喜爱，最终被收为养子。可以说，柴荣的成长与郭威密不可分，郭威不仅是他的人生导师，更是他的父亲般的人物。
虽然历史上习惯称他为“周世宗柴荣”，但从严格意义上讲，他应该被称为“郭荣”。不过，这一称呼并未广泛流传，人们更愿意沿用传统的“柴荣”来称呼这位伟大的帝王。
和许多出身平民的皇帝一样，柴荣的早年生活并不富裕。少年时，他不得不四处奔波，靠做些小生意维持生计。据说，柴荣曾以贩卖雨伞为业，虽然利润微薄，但也正是这些经历让他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相比之下，刘备卖草席，刘裕卖草鞋，而朱元璋更是从一个穷苦的乞丐起步，最终建立了统治中国近300年的明朝。由此可见，英雄的出身并不决定其成就，真正重要的是个人的才能与抱负。
柴荣出身寒微，但自幼便展现出对知识的渴望，尤其钟情于历史和哲学书籍。他性格沉稳，不事张扬，却有着非凡的气度和领袖魅力。此外，柴荣相貌英武，骑射技艺精湛，若生于今世，定是一位令人倾倒的霸气男儿，天生具备领导者的风范。
在后汉乾祐之变中，郭威的儿子们不幸全部遇难，因此郭威选择柴荣作为皇位继承人。有趣的是，在五代短短五十三年的历史中，竟无一位正式的皇太子，所有继位者皆为藩王身份，柴荣也不例外。他被封为晋王，并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三月主政京师开封，正式开始了继位的准备工作。
历史上以晋王身份继位的不乏其人，如唐高宗李治、宋太宗赵光义以及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等。郭威去世后，柴荣顺利继承了皇位，成为大周王朝的第二代皇帝。尽管柴荣并非郭家血脉，但他对养父兼姑父的郭威感情深厚，亲自安排将郭威的遗体安葬于蒿陵（今河南新郑郭店镇境内），并委任德高望重的老太师冯道为山陵使，负责一切安葬事宜。
柴荣继位为皇帝时，天下依然四分五裂，周朝仅控制着中原地区。
南方诸国林立，各自为政：
南唐：由李璟统治，势力庞大，占据江南大片领土。
吴越：钱弘俶掌控，主要活动在今浙江一带。
南汉：刘晟称帝，盘踞岭南地区。
后蜀：孟昶坐镇，控制着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
荆南：高保融掌握三州之地，位于今湖北南部。
清源军：陈洪进割据福建泉州一带。
湖南：原楚国辖地陷入混乱，周行逢和王逵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北方局势同样动荡不安。强大的契丹族横亘于北方边境，对中原虎视眈眈。北汉刘崇则以“大汉正统”自居，视后周为死敌，频繁勾结契丹南下侵扰。此外，西北角的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西夏的前身）也对中原构成了潜在威胁。
尽管南方诸国各自为政，但它们对周朝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真正令柴荣头疼的是来自北方的北汉和契丹联军。北汉刘崇心怀复国之志，梦想有一天能杀回汴梁，恢复“大汉江山”。他自恃有契丹的支持，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绝不能错过。
值得注意的是，刘崇对柴荣的能力一无所知，只将郭威视为唯一的仇敌。当听说郭威去世的消息时，刘崇欣喜若狂，认为这是天赐良机，遂决定立即出兵南下。然而，他显然低估了柴荣的实力与智慧。事实上，柴荣已经34岁，正值壮年，不仅继承了郭威的军事才能，更有着自己的雄才大略。
面对复杂的内外局势，柴荣并未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他迅速调整战略，加强国防，整顿军队，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要想统一中原，必须先解决北方的威胁。因此，柴荣决定主动出击，迎战北汉和契丹的联军，展现出了一代明君的果敢与决心。
周显德元年（公元954年）二月，柴荣刚刚登基不久，边关传来紧急军报：北汉刘崇联合契丹武定节度使杨衮，率领三万余人从团柏谷（今山西祁县东）出发，直逼潞州（今山西长治）。柴荣看完军报后，怒拍书案：“刘崇这老儿竟敢趁朕新立，率兵南侵潞州，想给朕一个下马威。朕岂是好惹的？！”
柴荣当即决定亲自率军征讨河东，以示威严，狠狠教训刘崇和契丹人。
然而，朝中大臣们的意见却与他截然不同。以冯道为首的大臣纷纷劝阻：“陛下，前次刘崇已被我军大败，数年不敢轻举妄动，此次情报或许有误。况且陛下刚刚即位，应当先稳固国内局势。陛下不必亲征，只需派遣几员大将前往平叛即可，何必劳驾圣躬？”
柴荣心中明白，这些大臣多是顾虑自身安危，不愿冒险。他面带怒色地回应道：“刘崇素来轻视朕，若不借此机会让他见识一下朕的实力，日后必将更加肆无忌惮。朕必须亲自出征，让刘崇和契丹人知道，周朝的新君并非软弱可欺。否则，国家何以安宁，百姓何以安居乐业？”
柴荣决心已定，不顾群臣劝阻，毅然决然地踏上了亲征之路，誓要在这场战役中展现自己的雄才大略。
冯道一再劝阻，柴荣逐渐失去了耐心，他激动地说道：“唐太宗亲手平定了天下，这样的大事应当亲自去做。我平时就仰慕太宗的英明神武，他能做到的事情，为什么我不能？！”
冯道微微一笑，从容答道：“太宗毕竟是太宗，陛下您是陛下。”
柴荣听后心中不悦，语气变得严厉：“河东那些贼寇依仗契丹的支持，成为我朝的心腹大患。如今我军有百州的精锐士卒，锋利的武器，荡平刘崇就如同泰山压顶一般，势不可挡。”
冯道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泰山固然是泰山，陛下您还是陛下。”
柴荣的脸色骤然阴沉下来，正准备发作时，宰相王溥站了出来，恭敬地说道：“强敌一日不除，边境一日不安。臣认为陛下应当亲临前线，鼓舞将士们的士气。以陛下的英明神武，平定叛乱易如反掌。”
柴荣听后大喜，立刻打消了对冯道的不满。显德元年（公元954年）三月，柴荣下诏亲自率军征讨河东。
显德元年（公元954年）三月，北汉皇帝刘崇并未将潞州的昭义军节度使李筠放在眼里，径直绕过潞州南下。然而，他未曾料到，在高平（今山西高平），正遇上率军北上寻找北汉主力的后周世宗柴荣。两军就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对决。
周军因皇帝亲征，士气高涨，将士们无不希望在皇帝面前立功，以求圣恩。他们如猛虎下山般冲锋陷阵，迅速击退了北汉军的先头部队。
刘崇这才意识到柴荣已经亲自率军前来，他冷笑一声：“来就来吧，逆贼！今日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厉害。”
面对周军的强大攻势，刘崇迅速调整部署。他亲自坐镇中军，契丹大将杨衮率领契丹军驻守右翼，心腹大将张元徽则负责左翼，三军互为犄角，形成坚固的防御态势，准备迎战周军。
柴荣见状，立即做出应对。他命令宣徽使向训和郑州防御使史彦超统领中军，自己的表哥、马步军都虞侯李重进与滑州节度使白重赞率左军，步军都指挥使何徽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则带领右军。柴荣本人则作为总指挥，居于后方观战，随时准备调度兵力。
两军对峙，大战一触即发。双方都在等待着最佳的战机，而这场战役的结果，将决定中原大地的命运。
刘崇目睹周军兵力远逊于联军，心中顿时涌起一阵懊悔：“周军就这么点人马，还不够我塞牙缝的呢。早知道这样，何必请来契丹军分一杯羹？独自吞下多好！”
然而，契丹大将杨衮深知兵法，见周军阵势严整，心中暗自警惕，劝谏刘崇道：“柴荣用兵如神，陛下不可轻敌，还请三思而后行。”
可惜，此时的刘崇已被贪功之心蒙蔽，根本听不进任何劝告。
恰逢南风骤起，刘崇正要下令进攻，枢密学士王得中急忙拦住他：“风向北吹，我军逆风作战极为不利。请陛下暂且稳守，等待时机再战。”
刘崇勃然大怒，厉声道：“你这老书生！少在这里动摇军心，朕今日定要擒获郭家小儿。若再胡言乱语，休怪朕手中剑无情！”
说罢，刘崇举剑高呼：“杀！”随即命令张元徽率领北汉军迎着狂风冲向周军右翼，直取樊爱能、何徽所部。
刘崇的眼光确实毒辣，选中了北汉名将张元徽及其麾下的悍卒。这些士兵勇猛无畏，在一片呐喊声中杀入周军右翼。
然而，樊爱能与何徽二人却是十足的废物。见到北汉军如疯虎般扑来，他们惊慌失措，拔马便逃。周军将士见主将临阵脱逃，顿时军心大乱，为了保命，纷纷高呼“大汉皇帝万岁”，解甲投降，朝北汉军屈膝。
战局在此刻急转直下，对后周皇帝柴荣极为不利。观阵于后的柴荣见此情景，怒火中烧，忍不住破口大骂：“逆贼，竟敢背叛朕！”
柴荣拔剑出鞘，一面挥剑拨开汉军射来的箭矢，一面高声喝道：“朕养千军万马，正是为了今日之战，有谁愿为朕冲锋陷阵，共赴国难！”
周军将士见皇帝身先士卒，个个热血沸腾，再无退缩之意，纷纷响应，誓死效忠。
此时，周军中一员猛将挺身而出，手持镔铁大棍，回首对三军大声呼喊：“吾主有难，我等受君恩厚待，岂能不以死相报？欲建不世之功者，随我来！”
这位将军的豪言壮语激起了周军的士气，士兵们士气高涨，跟随他如潮水般冲入汉军阵中。这员猛将勇不可挡，手中镔铁大棍舞动如飞，犹如蛟龙出海，所到之处，北汉兵纷纷倒下。
周军仿佛被注入了无穷的力量，个个奋勇当先，杀声震天，势如破竹。北汉兵顿时大乱，主帅张元徽见势不妙，企图撤退，却不料战马突然失控，将他摔下马来。周军见状，一拥而上，乱刀齐下，张元徽当场毙命，惨叫声回荡在战场上。
这场突如其来的逆转，彻底改变了战局，周军士气大振，最终赢得了这场关键之战。
在高平之战的关键时刻，随着北汉主将的阵亡，北汉士兵顿时陷入混乱，哭爹喊娘，四散奔逃，仿佛陷入了绝境。周军将士早已杀红了眼，根本不理会敌人的哀嚎，刀光剑影之下，北汉军尸横遍野，溃不成军。
此时，右翼的杨衮见势不妙，心中暗自冷笑：“老东西，当初不听我的劝告，现在知道丢人了吧。”他毫不犹豫地带着契丹军队撤退，任由北汉军自生自灭。
说到刚才那位手持镔铁大棍、勇猛无比的将领，他便是日后大名鼎鼎的赵匡胤。他的出现让周军士气大振，攻势更加凌厉。
北汉皇帝刘崇原本以为凭借自己的老资格可以一举击溃周军，没想到周军中的猛将如云，个个奋勇当先，仿佛吃了春药一般亢奋。刘崇来不及多想，只能先稳住阵脚，但局势已经失控。
不甘心就此败给年轻的柴荣，刘崇再次集结兵力，试图反击。然而，周军刘词部作为一支生力军，体力充沛，正好迎上了北汉军的反扑，又是一场血战。周军一路追杀，一直将北汉军追至高平。刘崇和他的军队在这场战役中损失惨重，几乎全军覆没。
刘崇见败局已定，深知唯有逃跑才能保住性命。他迅速脱下象征皇权的龙袍，换上普通士兵的服装，骑上契丹人赠送的千里良驹黄骝马，带着一百多名骑兵，沿着雕窠岭的小路仓皇而逃。
夜幕降临，四周一片昏暗，刘崇一行人迷失了方向。为了找到出路，刘崇抓了一个当地村民充当向导。然而，这个村民似乎并不靠谱，竟然把他们带进了晋州城。天亮后，刘崇才发现自己误入敌营，吓得魂飞魄散，立刻下令杀死向导，转向北方继续逃窜。
此时的刘崇连吃干粮的时间都没有，只顾着催促马匹狂奔。他趴在马背上，不停地拍打马臀，黄骝马心中暗骂：“你打不过姓柴的，倒拿我出气。看在你可怜的份上，送你一程吧。”黄骝马拼尽全力奔跑，最终帮助刘崇平安回到了太原。
刘崇回到家中后，为了表达对黄骝马救命之恩的感激之情，特意为它建造了一座精美的马舍，用金银装饰，并赐予其三品俸禄，还封它为“自在将军”。这一举动令人忍俊不禁，没想到刘崇这位老将竟有如此幽默的一面。
高平之战是五代历史上的一场著名战役，北汉主力在这场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从此失去了对周朝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只能依靠契丹的支持勉强自保。
而在此之前默默无闻的柴荣，通过此战一举成名，周边各大藩镇纷纷知晓郭威的养子是一位不可小觑的猛将，谁还敢在他面前轻举妄动？
这场胜利使周朝掌握了对北汉的战略主动权，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随时发起进攻。后来宋太祖赵匡胤完成的统一大业，实际上是在柴荣打下的坚实基础上进行的。可以说，柴荣在高平之战中的表现，成为了他统一进程的关键转折点，其历史意义极为深远。
在成功将刘崇击退至河东后，柴荣面临着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理前线哗变的樊爱能、何徽等人。这两位将领在关键时刻临阵脱逃，其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军队的士气，也暴露了军队内部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柴荣深知，如果不借此机会严厉整治“惰将骄兵”的现象，军队的战斗力和纪律性将难以提升。
五代时期，军队叛乱和哗变屡见不鲜，其根源不仅在于军权的过度外放，更在于军队政治建设的滞后和对军人的过度纵容。这种松散的作风使得军队失去了应有的纪律性和战斗力。柴荣意识到，要想建立一支真正能够征服天下的精锐之师，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然而，柴荣为人谨慎，行事一向深思熟虑。为了确保决策的稳妥，他特意征求了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的意见。
张永德直言不讳地指出：“樊爱能等人临阵卖主，罪当论死。陛下雄才大略，征服天下并非难事。但如果军中无法无天，陛下就无法树立绝对的权威。即便拥有百万精锐，也无法成就霸业。”
柴荣听后深感认同，当即决定严惩哗变将领。他迅速下令逮捕樊爱能、何徽以及所有参与逃跑的军校，并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斥责：“你们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经历过无数血战，难道连刘崇都怕了吗？你们大概是觉得朕不如刘崇，想把朕卖给刘崇，好在他大汉朝中谋个郡王当吧！”
面对柴荣的质问，樊爱能等人低首无语，无言以对。柴荣怒不可遏，最终喝令刀斧手：“斩！”
柴荣的怒火让军中的老油条们胆战心惊，他们深知这位新主子与石敬瑭等人截然不同，一旦惹恼了他，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再也没有人敢从事那些不光彩的“买卖”。
在这场大捷之后，柴荣的雄心壮志被点燃，他决心一举平定北方，直捣河东，活捉北汉皇帝刘崇。然而，他对北汉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决定先派使者前往河东进行侦察。
柴荣任命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为北征军统帅，郭崇、向训、李重进、史彦超等人为副将，并命令河中节度使王彦超率军从阴地关出发，与符彦卿的部队会合，共同向太原进发，以“问候”刘崇。
为了打乱敌人的部署，柴荣还任命刚刚归降的大盗荆罕儒为先锋使，率领三千步兵从小路直插太原城下，提前给刘崇一个“惊喜”。荆罕儒果然不负众望，他让士兵背着柴草一路行进，到达太原东门后，命令士兵将柴草堆在城下，放火烧之。这一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得刘崇措手不及，符彦卿等人随后赶到，形成了强大的攻势。
就在此时，京师传来急报，大行皇帝的陵墓已经竣工，遗体即将安葬于蒿陵。柴荣闻讯后，面向南方伏地痛哭，泪水浸湿了衣襟。由于前线战事紧张，他未能亲自回京主持养父的葬礼，心中充满了歉疚之情。
几天后，传来消息，负责太祖皇帝后事的“红白事务总管”冯道太师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七十三岁。冯道是五代史中的一位独特人物，他的一生享尽荣华富贵，曾写下《长乐老自序》，对他的“英雄事迹”进行了总结，甚至详细列出了从初出江湖到位极人臣之间的历任官职，似乎带有几分炫耀之意。
冯道的生活中有不少有趣的轶事。其中一则发生在后唐明宗时期，冯道有一次让家仆上街买了一双靴子。第二天，他穿着新靴子上朝时，正好被同僚翰林学士和凝看到。和凝好奇地问冯道：“你这双靴子花了多少钱买的？”
冯道笑着抬起一只脚，回答道：“九百文。”
和凝一听，立刻责备自己的随从：“怎么买同样的靴子，冯大人只花了九百文，你怎么花了一千八百文？那多出来的九百文哪儿去了？”
还没等随从解释，冯道又抬起另一只脚，笑着说：“这只也是九百文。”
众人听后哄堂大笑，和凝则满脸通红，尴尬不已。
冯道有一位门客在讲解老子《道德经》时，遇到了一个有趣的尴尬。《道德经》开篇便是“道可道，非常道”。
由于“道”字与冯道的名字相同，这位门客为了避讳，竟大声诵读成：“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这一幕传为笑谈，也从侧面反映了冯道的幽默与机智。
历史上，冯道确实以“滑稽多智”著称。他一生历经五朝八姓，侍奉过十二位君主，包括刘守光。因此，欧阳修和司马光等史学家批评他“为人没有气节”，甚至形容他“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尽管如此，冯道并非典型的奸臣。他曾劝谏后唐明宗李嗣源：“仁义者，帝王之宝也！”这句话显示了他对仁义的重视，也因此赢得了一些尊重。
尽管后周世宗柴荣对冯道并不感冒，但依然认可他的地位和贡献，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追封他为瀛王，故后世称其为冯瀛王。
与此同时，太原的刘崇自知实力不足，难以抗衡周朝，只好厚着脸皮向辽国的耶律德光求助，希望再次得到辽国的支持。这一举动也反映了当时各方势力之间的复杂关系。
耶律璟自然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北汉作为契丹南部的门户，幽云十六州刚纳入版图不久，怎能轻易归还给后周的柴荣？因此，他果断发兵救援北汉。
符彦卿率军一路推进，沿途的北汉百姓纷纷“箪食壶浆”迎接周军。他们声泪俱下地控诉刘崇的暴政，表示愿意为王师提供后勤支持，只求能推翻刘崇的统治。此时，北汉境内的地方官员也纷纷投降，向周军效忠。符彦卿在太原城下对刘崇展开攻势的同时，派遣将领攻取周边州县，不久后，汾州（今山西汾阳）和辽州（今山西左权）都归入了后周的版图。
然而，符彦卿治军不力，导致周军进入北汉境内后多次发生抢掠百姓财物的事件，引发了民众的不满，许多人选择逃离。这些士兵似乎并未吸取教训，忘记了樊爱能因类似行为而付出的惨痛代价。
柴荣得知此事后，大为恼火，斥责那些士兵的无耻行为，并立即下诏安抚河东地区的百姓，宣布废除北汉时期制定的苛捐杂税，民心这才逐渐稳定下来。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无论统治者是刘崇还是柴荣，他们最关心的始终是自己的生计。谁对他们好，他们就支持谁。为了保障前线的军粮供应，柴荣又征调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民夫运送粮食到前线。
五代时期的混乱，很大程度上源于军队的腐败与将领的懈怠。士兵们参军的目的往往只是为了谋取私利，一旦真正面对战场上的生死考验，他们往往选择逃避，甚至在形势不利时直接投降，以确保自己能在任何一方都能获得利益。
这种现象不仅限于武将，文臣也同样如此。许多官员缺乏忠诚，频繁在不同政权之间跳槽，朝秦暮楚，只为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虽然被称为“人才”，但实际上却缺乏真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即便想要改革，也难以找到值得信赖的人才来支撑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对此，明代思想家王夫之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评论：“朱友贞、李存勖、李从珂、石重贵、刘承祐等君主的覆灭，并非外敌入侵所致，而是由于内部将领的骄纵和不忠。这些将领心怀异志，趁机利用他人的灭亡来实现自己的野心。他们在战场上敷衍了事，一遇挫折便溃败，甚至倒戈相向，杀害旧主以迎新主，借此居功自傲，掌控军队和土地，占据高位，图谋不轨。”
不仅是武将如此，文臣的表现同样令人失望。他们频繁更换效忠对象，今天追随这个主公，明天又投奔另一个，完全没有忠诚可言。这种行为进一步加剧了政治的不稳定，使得国家难以形成有效的治理。
岳飞曾在回答“如何才能实现天下太平”这一问题时，痛心疾首地说道：“只要文官廉洁奉公，武将英勇无畏，天下自然可以迅速恢复太平。” 这句话道出了治国的根本之道：只有当文臣武将都具备高尚的品德和坚定的信念，国家才能真正走向繁荣与稳定。
周军在皇帝的严厉批评后，暂时收敛了锋芒，但不久又恢复了往日的气势。他们接连攻下了石州（今山西离石）、沁州（今山西沁源）和忻州（今山西忻县），从东、南、北三面将太原城围得水泄不通，使得刘崇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显德元年（公元954年）五月，柴荣亲自率大军北上。柴荣与文武官员骑马前行，一路上周军骑兵和步兵纵横交错，旌旗飘扬，不久便抵达了太原城下。
此时，契丹军队已经逼近忻州附近。柴荣决定采取“围点打援”的策略，命令符彦卿前去迎击契丹人。周军迅速在忻州城外摆好了阵势，准备迎接敌人的挑战。
周军先锋史彦超仗着自己的勇猛，只带领二十名精锐骑兵冲入契丹阵中。恰巧，前来支援的潞州节度使李筠也赶到了战场，帮助史彦超等人成功击退了契丹军，斩杀敌军两千余人。
然而，史彦超因这一场胜利而得意忘形，再次带领二十名骑兵追击溃退的契丹军。契丹人虽然实力有所减弱，但并不畏惧这少数几人的追击。他们迅速反包围了史彦超，展开猛烈攻击，最终史将军不幸战死。
契丹军乘胜反击，周军措手不及，顿时乱了阵脚，伤亡惨重，多达数千人。李筠见势不妙，独自一人逃走了。
这场战斗不仅让周军遭受了重大损失，也让柴荣意识到契丹军队的威胁不容小觑。他不得不重新调整战略，以应对接下来的挑战。
接到败报的柴荣，气得直跺脚：“史彦超有勇无谋，坏了朕的大事！”
史彦超虽是周朝有名的猛将，但此次失败让周军将士心中惶恐，议论纷纷。柴荣不愿再拖延，立即下令攻城。然而，城中的刘崇虽然不擅长阵地战，但在防守上却颇有几分本事。几天下来，周军未能攻克太原。
老天似乎也不愿让柴荣如此顺利，连日大雨倾盆而下。城中的人尚可避雨，城外的周军则苦不堪言。帐篷无法抵御暴雨，营中迅速出现了大量病号。眼看短期内难以攻下太原，柴荣权衡利弊后决定暂时撤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传令三军拆毁营地，撤退时将城外数十万斤粮草付之一炬，以免资敌。
此时的周军士气低落，皇帝一下令撤退，士兵们如丧家之犬般狼狈逃离。有些士兵甚至沿途抢劫百姓财物，军中一片混乱。刘崇见状，本想率兵追击，刚出城便被周军垫后的匡国节度使药元福拦住，劝其回城。
周军撤退后，此前夺取的北汉州县很快复归北汉，周朝派来的新任刺史们也仓皇南撤。
柴荣回京前，特意绕道前往新郑，拜祭太祖皇帝。来到陵前，柴荣跪在地上，放声大哭，痛心疾首地说道：“不孝子荣，未能亲自奉葬，万死不足辞罪。愿父皇神圣有灵，保佑皇周国祚绵长，早日平定河东残贼，规复山河，拯黎庶于水火！”侍从们也被柴荣的悲痛所感染，纷纷落泪。
此次北伐的失利，不仅让柴荣失去了军事上的优势，也让他的内心充满了愧疚与自责。但他并未因此一蹶不振，而是决心在未来重整旗鼓，继续为实现统一大业而努力。
经过这两次亲征，柴荣对那些打仗不怎么样、架子倒不小的军爷们有了深刻的了解。这些军官个个都是兵油子，极为圆滑，冲锋时总是躲在后面，分功时却抢在前面。这样的军队显然无法应对真正的战争。
柴荣召集群臣，沉痛地检讨此次失利。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军中良莠不齐，形势有利时就奋勇作战，一旦形势危急便纷纷投降。这些兵油子混进军队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发财。前次在高平之战，右军未经激战便溃败，若非朕亲自督战，激励将士，险些命丧于此。这样的人绝不能再用，否则不知哪天朕就会被他们出卖！”
柴荣决定利用休整期对军队进行彻底整顿。首先，他淘汰了那些老兵和弱兵，将他们遣返回家。接着，他下令征募强壮的汉子，直接充实到禁军中。如果让地方藩镇自行募兵，只会增加他们对抗中央政府的风险。
由中央统一遴选，军队自然牢牢掌握在柴荣手中。无论盛世还是乱世，拥有一支素质过硬、能力出众的精锐部队是至关重要的。
柴荣亲自参与选拔，要求所有候选人在他眼皮底下展示真实的武艺，只有功夫出色者才能成为禁军头领。这样一来，虽然军队人数减少了，但战斗力却大大增强。
自古以来，强兵在于精而不在于多。人多了未必有用，反而容易误事。君不见当年苻坚东拼西凑了九十万大军南下，结果朱序一声呼喊“秦军败了”，整个军队便土崩瓦解，不可收拾。
通过这次整顿，柴荣不仅提升了军队的整体素质，也确保了中央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为未来的征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淘汰冗余士兵不仅节省了大量军费，还显著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此外，禁军的经费由中央财政直接拨付，确保了这支军队的稳定性和忠诚度。
柴荣建立的这支精锐部队，在当时堪称“兵甲之盛，近代无比”。这支部队在后来的淮南之战和北伐契丹中屡立战功。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能够实现局部统一，南征北战，靠的正是柴荣所打造的禁军主力。
显德元年（公元954年）十一月，河东传来一则重要消息：盘踞在太原的北汉皇帝刘崇病逝，其子刘承钧继位。
对于柴荣而言，刘崇虽是劲敌，但真正的威胁来自刘崇背后的契丹势力。契丹人以其强大的骑兵优势，时常侵入河北地区进行烧杀抢掠，因其机动性强，周军难以有效应对这伙“马贼”。
柴荣虽然不惧刘崇，但对于契丹的支持力量却不敢掉以轻心。契丹的骑兵机动性强，行动迅速，给周军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因此，柴荣在应对北汉的同时，必须时刻警惕契丹的动向，确保北方边境的安全。
显德二年（公元955年）三月，后周世宗柴荣为了加强北方边防，抵御契丹的侵扰，在深州（今河北深县）和冀州（今河北冀县）之间的李晏口（今河北下博境内）设立了静安军，并派遣大将王彦超驻守此地。李晏口位于胡卢河畔，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是连接深州和冀州的关键要塞。
契丹深知李晏口的战略价值，企图破坏这一军事设施。然而，王彦超率军严阵以待，成功击退了契丹的进攻，使其狼狈而逃。这次胜利不仅展示了柴荣的军事才能，也让契丹意识到后周的实力，从此不敢轻易南犯。河北地区的百姓也因此受益，得以安居乐业。
自石敬瑭在后晋时期重新定都汴梁以来，这座城市已经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发展。然而，随着柴荣的崛起，他胸怀天下，对这座狭小的都城感到不满，决定对其进行大规模扩建。考虑到当时正值农忙季节，柴荣命令先绘制新城的轮廓图，等到冬季农闲时再正式动工。
这次扩建对汴梁的历史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如果说梁太祖朱温定都开封标志着这座城市成为“重量级”历史名城的第一步，那么柴荣的扩建则为后来北宋时期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经过这次扩建，汴梁逐渐成长为一座规模宏大、人口众多的国际大都市，最终在北宋时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柴荣并非一个安于现状的人。在致力于内政建设的同时，他始终怀揣着统一中原的雄心壮志。当时，周边各国虎视眈眈，犹如群狼环伺，换作任何一个有理智的君主，都无法安心入睡。
为了激发大臣们的智慧和责任感，柴荣下令让每位大臣撰写两篇文章，阐述他们对国家大事的看法，考察这些身居高位的官员是否能提出切实可行的策略。柴荣认为，养士为国，若只知领取俸禄而不思进取，实在是令人难以容忍。
不久，大臣们纷纷呈上了他们的文章。柴荣仔细审阅，却发现大多数文章不过是歌功颂德之词，毫无实际价值。然而，在翻阅过程中，一篇独具见解的文章引起了柴荣的注意，署名者是比部郎中王朴。这篇文章不仅言之有物，还提出了许多深刻且实用的建议，令柴荣眼前一亮。
王朴是山东东平人，精通诸家兵法，具有卓越的战略眼光。他在奏折中写道：“自唐末以来，中原政权之所以失去天下，主要是因为君主昏庸于上，臣子弄权于下，军人骄横跋扈，逐渐形成了积重难返的弊病。如今陛下胸怀四海，当务之急是亲近贤臣、远离小人。古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陛下应当以身作则，言行信实，奖赏有功之人，惩戒有过之士，如此一来，天下人都将愿意为陛下效忠。陛下还应提倡节俭，若不然，上行下效，奢靡之风盛行，必将动摇陛下的统治根基。
至于边患问题，臣认为南方诸国实力较弱，远不及北方契丹。尤其是江南李唐，占据淮南千里沃土，其主李璟昏庸无道，国内党争不断，国势渐衰。陛下可以先取淮南，稳固江北之地。然后休养生息，再传檄岭南、两川、闽浙，令其速降。若不从，则大军所至，四方披靡。南方平定之后，大周的实力将大大增强，足以抵消契丹凭借幽云十六州时常南犯的优势。
至于河东残贼，是我朝死敌，他们自高平之战失败后，已无与大周抗衡之力，仅借契丹之势苟延残喘。我大周兵强马壮，万乘大国，何惧这些鼠辈？陛下英武，三军用命，现在就可以开始准备，逐步完成统一大业。”
柴荣读罢，越看越兴奋，激动不已，立刻晋升王朴为开封尹，成为自己的左右手，共同谋划统一大业。
王朴的这篇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文章，即五代史上著名的《平边策》，明确提出了“先易后难”的战略方针，主张首先征服江南地区，再逐步向北方推进。这一策略为后来宋太祖赵匡胤的统一大业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事实上，赵匡胤的统一进程几乎完全遵循了《平边策》的思路，北汉也确实成为了五代十国中最后一个被消灭的政权。
然而，在王朴去世后，周世宗柴荣却选择偏离这一既定战略，转而北伐契丹。柴荣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南方诸国威胁有限：在南方诸国中，只有蜀国和南唐与后周直接接壤。其中，南唐的李璟已经在之前的战争中遭受重创，实力大减，已不足以构成重大威胁。至于蜀国的孟昶，虽然可能在西部制造一些麻烦，但这些威胁相对较小，且柴荣早已对此有所准备。
2. 其他小政权不足为患：除了蜀国和南唐，其他南方小政权如荆南等，不仅实力微弱，而且与后周并无直接交界，难以对后周构成实质性威胁。因此，柴荣认为没有必要继续专注于南方，而是可以将目光转向北方。
3. 契丹的威胁更为紧迫：契丹作为北方的强大势力，一直对中原地区虎视眈眈。柴荣意识到，如果不尽早解决契丹问题，未来可能会对后周的统一事业造成更大的阻碍。因此，他决定主动出击，试图通过北伐削弱契丹的实力，确保后周的安全与稳定。
综上所述，柴荣放弃《平边策》的战略，转而北伐契丹，主要是基于对当时局势的综合判断，认为北方的威胁更为紧迫，而南方的局势相对可控。这一决策虽然短期内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但也展示了柴荣作为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敢于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战略的决心。
柴荣北伐契丹的战略目标主要是夺回幽云十六州，并在北方构建一个完善的山地防御体系。在他看来，契丹才是后周面临的最大威胁，远超北汉。此时的契丹已经基本完成了封建化转型，成为一个强大的封建农奴制军事集团。他们占据燕云地区的险要山地，俯瞰南方广阔的平原，骑兵机动性强，难以防范。因此，在确认南方不会构成威胁后，柴荣认为北伐契丹势在必行。
柴荣一直怀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而王朴的策略正好契合了他的心愿。于是，他开始积极筹备统一进程。
恰逢此时，西边的秦州（今甘肃秦安，著名的“陇西成纪”所在地）和凤州（今陕西凤县）等地的百姓因无法忍受后蜀政权的苛政，向后周请求援助。
柴荣自然乐于相助，遂派遣凤翔节度使王景与宣徽南院使向训率军前往收复秦、凤二州（这些地区在后汉之前曾属于中原政权）。
不久后，周军在凤州黄花谷大败后蜀军队，迫使蜀将高彦俦部退守青泥岭（今陕西略阳北）。随后，周军接连攻克秦州、凤州、阶州（今甘肃武都）和成州（今甘肃成县）。这四州原本是后晋灭亡时，时任雄武军节度使何建献给后蜀孟昶的，如今终于回归后周版图。
接下来，柴荣做了一件事情，使得他在原本与他毫不相干的佛教界声名大噪。在中国佛教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名词叫“三武一宗法难”，指的是历史上四位皇帝曾对佛教的发展进行过抑制。
这四位皇帝分别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以及后周世宗柴荣。
佛教自汉明帝刘庄时期传入中国后，迅速发展壮大，到南北朝时期，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其中，梁武帝萧衍更是被誉为“菩萨皇帝”，体现了当时佛教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巨大影响力。随着佛教势力的不断扩张，它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涉及复杂的政治关系和各种利益冲突，这些矛盾也逐渐公开化。
在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史称“三武灭佛”）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造成了重大打击。然而，这些打击往往是短暂的，随着皇帝的去世，佛教通常会逐渐恢复其影响力。到了五代时期，佛教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日益显著，尤其是在经济和社会资源分配方面。
五代时期的佛教寺院占据了大量良田和劳动力，导致国家财政负担加重。寺院不仅占有土地，还吸引了大量的壮年男子出家，减少了可供征税和服徭役的人口。此外，寺院大量收集铜器用于铸造佛像，导致铜价飙升，进一步加剧了国家的经济压力。面对这种情况，后周世宗柴荣决定采取措施，以解决佛教对国家发展的不利影响。
柴荣意识到，要对外作战并巩固政权，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和雄厚的财政基础。因此，他下定决心对佛教进行大规模的限制和改革。他的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保留必要的佛教场所：柴荣下令只保留一些具有重要宗教或文化价值的寺院，其余的寺院一律废除。这一措施旨在减少寺院对土地和资源的占用。
2. 严格控制僧尼的数量和质量：为了防止佛教过度扩张，柴荣规定，准备出家者必须得到家长的同意，并且男子需年满十五岁、女子需年满十三岁，同时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男子必须能够背诵至少一百篇佛教经典，女子则需背诵七十篇。此外，出家者只能在政府指定的几座大寺院中注册，禁止私自受戒。
3. 禁止迷信活动和自残行为：柴荣严厉禁止僧人从事各种迷信活动，特别是那些通过自残来吸引信徒的行为。他认为这些行为不仅有害于社会风气，还会引发民众的盲目信仰。
4. 禁止私造铜像，回收铜器：为了缓解铜价上涨的问题，柴荣下令禁止私造铜像，并要求将多余的铜器上缴官府。对于私藏超过五斤铜器者，将依法严惩，甚至处以死刑。
在后周时期，柴荣对佛教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顿。根据记载，原先境内的33,030座寺院被削减至2,694座，注册僧人减少至42,444人，尼姑18,756人，另有61,200人还俗。这一举措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柴荣的做法过于严厉，但柴荣本人却有自己的一番深刻见解。
柴荣曾言：“佛家普度众生，以慈悲为怀，一心向善，心中有佛，佛像不等于是佛。朕此举并非要毁灭佛教，而是对其进行必要的改革。其一，是为了拯救佛教本身，防止其沦为形式主义；其二，是为了拯救百姓，让更多的土地和劳动力回归社会，造福民众。佛家讲求布施，甚至可以舍弃自己的身体，那么损失一些铜器和土地又算得了什么呢？如果朕的身体能够拯救黎民百姓，朕又有何惜？！”
柴荣的这番话展现了他作为一位君主的远见卓识。他并不反对佛教的存在，而是希望通过改革，让佛教回归其本质，避免过度膨胀而影响国家的正常发展。他的做法不仅得到了当时百姓的支持，也赢得了后世史学家的高度评价。
大儒司马光曾在《资治通鉴》中称赞柴荣：“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
经过这次整顿，后周的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大量的土地从寺院手中回归民间，耕种面积扩大，百姓有了更多的土地可以耕作，生活条件得以改善。同时，国家财政也因此充实，原本被寺院“占用”的青壮年劳力重新回到了社会生产中，甚至可以征募入伍，增强了军队的实力。
柴荣的这一系列举措虽然在短期内可能对佛教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从长远来看，他不仅对得起天下百姓，也为后周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改革体现了“以民为本”的理念，堪称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次成功的宗教与社会改革的典范。
在成功处理完内部事务后，柴荣将目光投向了更为宏大的统一大业。根据王朴之前的建议，“先南后北，先唐后蜀”的战略方针与柴荣的想法不谋而合。柴荣深知，要实现统一，必须先从南方入手，而淮南地区成为了他眼中的首要目标。
淮南不仅是一片富饶的千里沃土，更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位于长江一线的战略外围，控制淮南意味着掌握了江南地区的门户。一旦拿下淮南，江南的局势将变得稳固，为后续的统一战争打下坚实的基础。柴荣的战略眼光在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他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先稳固南方，才能更好地应对北方的挑战，尤其是契丹支持下的北汉。
因此，柴荣决定将淮南作为统一进程中的关键一步，为未来的统一事业铺平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