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42年7月28日，后晋高祖石敬瑭在开封病逝，享年五十一岁。这位历史上被称为“儿皇帝”的石敬瑭，最终走完了他充满争议的一生。

作为后晋的开国君主，石敬瑭曾向契丹称臣，并尊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父”，以换取契丹的支持，建立了后晋政权。然而，这种屈辱的政治安排也让石敬瑭背负了“卖国求荣”的骂名。

石敬瑭去世后，契丹皇帝耶律德光表面上表现得颇为哀悼，宣布辍朝七日，并派人前往石敬瑭的灵前致哀。然而，耶律德光从未真正将石敬瑭视为自己的儿子，他们的“父子关系”本质上是基于政治利益的权衡。耶律德光更关心的是大辽国的利益，只要中原的统治者能够保证契丹在中原的权益，具体是谁坐上皇位并不重要。

对于那些习惯了频繁更换主子的文官武将们来说，石敬瑭的去世并没有带来太大的震动。对他们而言，换一个皇帝不过是权力交接的一部分，只要能继续维持自己的富贵地位，谁当皇帝并不重要。

然而，在石敬瑭的家族中，有一位人物的心情却格外复杂。他就是石敬瑭的侄子、齐王石重贵。石重贵的父亲石敬儒早逝，石敬瑭对他极为疼爱，视如己出，一直将其带在身边抚养。

石重贵性格沉稳，但文化素养不高，曾经有一次，石敬瑭让他学习《礼记》，但他却不耐烦地说道：“这根本不是我们石家人应该学的东西。”

由于石敬瑭的成年儿子大多已不在人世，唯一的小儿子又年幼无知，石敬瑭便让石重贵逐渐参与到政事中，给予他更多的历练机会。石重贵也因此得到了一些处理政务的经验，并获得了石敬瑭的认可。然而，石敬瑭临终时并未将皇位传给石重贵，而是托付给了大臣冯道等人，让他们辅佐新君。

石重贵虽然表面上表现出悲痛，但实际上，他的心中或许已经盘算着未来的出路。毕竟，作为石敬瑭最亲近的亲属之一，他自然不甘心就此放弃争夺皇位的机会。

冯道在接到石敬瑭的顾命时，心中盘算与石敬瑭的期望截然不同。石重睿年幼无知，连日常生活都需要人照料，又怎能治理国家？即使石重睿能在乱世中勉强维持几年皇位，等到他成年后，冯道自己是否还能活着看到那一天都是未知数。拥立一个年幼的皇帝，十几年后才能见到回报，这样的事情显然不合算。

冯道看中了更具实力和威望的石重贵，于是向景延广征求意见。景延广比冯道还要急切，两人一拍即合，迅速达成了共识。随后，他们联合朝中的其他重臣，背弃了石敬瑭的临终嘱托，将石重睿撇在一旁，拥立28岁的石重贵为大晋的新皇帝。如果石敬瑭泉下有知，必然会痛骂冯道的不忠和石重贵的不孝。

虽然石敬瑭有亲生儿子，但假设石重睿继位，在乱世中他又能做几天皇帝？从三国到五代，年幼的皇帝几乎没有几个能善终的。石重睿能驾驭得了杨光远或刘知远吗？更何况他身边还有一个早已心怀不满的石重贵。后来的周世宗柴荣早逝，留下年幼的柴宗训，最终被赵匡胤夺去了江山。如果柴家有一个像石重贵这样的人物，即便最终仍不免被夺位，后周或许还能多存在几年。

石重贵的能力虽然平平，与他的伯父石敬瑭相比并无显著优势，但在对待契丹的态度上，他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立场。石重贵对伯父石敬瑭向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称臣的行为深感不满，认为这种行为不仅有损尊严，更是让晋朝蒙羞。耶律德光只比石重贵年长十岁，却成了他的“祖父”，这一事实引发了广泛的嘲笑和非议。

石重贵即位后，决心摆脱与契丹之间的屈辱性关系。在他看来，解除这种不正常的“亲戚”关系不仅是个人的尊严问题，更是国家的荣誉问题。毕竟，称孙只是家门之耻，而称臣则是国之大辱。因此，石重贵决定首先处理晋朝与契丹之间的外交关系，逐步恢复国家的独立地位。

然而，朝廷内部对此意见不一。景延广建议石重贵可以继续向契丹称孙，但不必称臣，以保持一定的外交灵活性。

而枢密使李崧则持更为保守的态度，他认为先帝石敬瑭向契丹屈膝是为了保全国家和百姓的利益，不应轻易改变。

李崧警告说，如果激怒了契丹，可能导致其大军南下，届时晋朝将面临巨大的军事压力，后果不堪设想。

另外一些大臣，选择置身事外，不管石重贵是称臣还是称孙，都觉得与自己无关。石重贵早已下定决心，不听李崧的劝告，派遣使者前往契丹，只称孙而不称臣。这一举动实际上表明大晋已经自视为独立国家，与契丹平起平坐。

耶律德光得知此事后，愤怒地骂石重贵为“坏孙子”，并写信严厉斥责他。然而，主事的景延广自认为文武双全，根本不把耶律德光放在眼里，回信中甚至带有威胁的语气。

耶律德光习惯了石敬瑭的卑躬屈膝，也习惯了享受中原的物资。石重贵的这一翻脸，意味着契丹再也无法轻易从中原获取利益。

契丹的卢龙节度使赵延寿早就对石家怀有深仇大恨，便劝说耶律德光给石重贵一点颜色看看。赵延寿的真实意图是希望耶律德光出兵灭掉石重贵，然后自己取代石家成为契丹的“儿皇帝”。

当契丹即将南下的消息传到汴梁，石重贵询问景延广该如何应对。景延广主张强硬对抗，坚定了石重贵的抗战决心。他对即将返回契丹的原赵延寿部下乔荣说：“回去告诉你们的主子，先皇帝石敬瑭是契丹所立，称臣是应该的。但现在的皇帝是我们自己选出来的，与契丹没有关系。我们愿意称孙，已经是给你们面子了，不要得寸进尺。如果你们的皇帝听信赵延寿那个狗奴才的话来侵略我们，丑话先说在前头：站着进来的，全都得倒着出去。大晋有十万横磨剑，足够对付你们。想来就来，我们奉陪到底！”

乔荣如实向耶律德光汇报了景延广的话。耶律德光从未受过这样的侮辱，心想赵延寿说得没错，确实该给石重贵点颜色看看，否则他会更加嚣张。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晋军当时虽然面临着强大的契丹军队和不利的地势，但战争的胜负并不仅仅取决于这些硬实力因素。军心、民心以及战略决策等软实力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石重贵深知这一点，他也明白耶律德光绝不会轻易放过自己。这并不是简单的面子问题，而是关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根本问题。在国际政治中，利益才是永恒的主题，而面子往往只是表象。

因此，景延广的观点不仅体现了对个人尊严的坚持，也反映了对国家利益的深刻理解。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抗争而非屈服，不仅是对尊严的维护，也是对国家未来的负责。

在五代十国的十三位皇帝中，朱温无疑是名声最为狼藉的一位。提到朱温，现代人往往会联想到一个令人不齿的词汇——“乱伦”。他与多位儿媳之间的丑闻不仅成为历史上的笑柄，也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负面印象。朱温的这种行为确实令人震惊，但并非独一无二，在那个动荡的时代，类似的道德沦丧现象并不少见。后晋的第二代皇帝石重贵，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这种不光彩的传统。

石重贵在正史中的记载相对较少，其知名度远不及他的伯父石敬瑭，后者作为后晋的开国皇帝，在历史上有更重要的地位。

然而，在一些野史和民间传说中，石重贵的故事却广为流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传闻之一是，就是当时刚刚当上皇帝石重贵不顾人伦，娶了自己的亲婶子（石敬瑭弟弟石重胤的妻子，石重贵是石敬瑭的兄长石敬儒的儿子）做老婆，二人在宫中厮混了三年，奢靡享乐，最终二人被契丹掳去北方，结局不知所终。

石重贵的婶子冯氏是石敬瑭最小的弟弟石重胤的妻子。石重胤早逝后，冯氏成为了寡妇。尽管在辈分上冯氏是石重贵的叔母，但两人的年龄相仿，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有较多的往来。石重贵对冯氏的美貌垂涎三尺，但由于石敬瑭家教严格，石重贵不敢造次越界，只能压制自己内心的欲望。

石敬瑭一死，就没有人可以管石重贵了，石重贵就放飞自我，不再压抑自己的欲望，马上开始勾搭冯氏，冯氏也对这个年龄相仿的侄儿芳心暗许，于是两个人就很快在一起，如胶似漆。双宿双飞。

在封建社会中，男性往往占据主导地位，社会资源和权力大多集中在男性手中。尽管如此，历史上不乏杰出的女性通过智慧和勇气打破了性别壁垒，登上了政治舞台。例如，吕雉和武则天等女性领袖，在男权社会中展现出非凡的领导才能，她们的努力和成就不仅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

然而，由于历史记载多由男性撰写，这些女性领袖的形象往往被扭曲或贬低。例如，“牝鸡司晨”这一说法，虽然带有贬义，但也可以被视为对女性权力的一种恐惧和抵触。这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掌权的不安和偏见。

在封建社会中，女性普遍受到夫权的严格限制，尤其是在民间，许多女性的生活条件更为艰苦。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女性如果犯下“弑夫”罪行，可能会面临极其严酷的刑罚，如凌迟处死。此外，如果丈夫因病去世，妻子常常会被指责为“克夫”，被视为不祥之人。

关于冯氏，她与石重贵的婚姻更多是出于对富贵生活的追求，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在当时的上层社会中，名节等道德规范对某些权贵阶层的影响相对较小，因为他们往往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石重贵和冯氏两人关系密切，经常一同享乐，这种生活方式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引起了诸多争议。

根据史书记载，石重贵在位期间，对皇后冯氏的重视程度较高。有一次，在一次宫廷宴会中，石重贵与冯氏及亲近的大臣们饮酒作乐，途经已故皇帝石敬瑭的灵柩时，石重贵倒了一杯酒洒在灵柩前，戏言道：“皇太后有旨，先帝不必参加朕的婚礼庆典。”此言引起在场众人的笑声。

这一举动引起了皇太后李氏的不满，但鉴于石重贵是当朝皇帝，她不便公开表达异议，只能私下表示不满。

随着冯氏地位的稳固，她的家族也逐渐受到重用。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冯氏的兄长冯玉，毫无才能，却晋升为户部侍郎，开始参与朝廷政务。

在家天下的时代，由于权力的私有性和高度集中的特性，最高统治者往往只能信任少数亲近之人。尤其是在五代这样的乱世中，这种不信任感更为强烈，有能力的人更容易引起猜忌。

冯玉的高升确实得益于冯皇后的支持，但石重贵任用他并非仅仅因为这层关系。实际上，冯玉相对缺乏突出的才能，这反而使他在石重贵眼中成为一个较为安全的选择。

在动荡的时代，统治者更倾向于任用那些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的人。如果冯玉像杨坚那样具备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军事能力，石重贵恐怕也不会轻易重用他。毕竟，历史已经证明，即使是亲戚之间也未必绝对可靠——杨坚正是从北周宇文家族手中夺得了天下。因此，石重贵在用人方面显得格外谨慎，以确保自己的政权稳固。

石重贵登基后，沉醉于宫廷的奢华生活，迎娶了一位娇妻，每日沉浸在风花雪月之中，过得颇为惬意。

然而，他却忽视了外界的动荡与危机。在汴梁城中，石重贵整日花天酒地，享受着帝王的荣华富贵，却不知有人正暗中盘算着如何将他推翻。

平卢节度使杨光远对石重贵一直不屑一顾。在他眼中，石重贵不过是个无德无能之人，竟然也能登上皇位，而自己拥有“雄才大略”，为何不能取而代之？杨光远深知单凭自己的力量难以撼动石重贵，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关键人物——石敬瑭。

石敬瑭当年正是依靠契丹的支持才得以称帝，杨光远心生嫉妒：石敬瑭有何德何能，竟能认耶律德光为义父，自己比他更强，为何不能成为耶律德光的义子？

决心已定，杨光远派遣使者前往契丹，向耶律德光告状，指责石重贵“背信弃义、聚敛财富、残害百姓”。他还建议耶律德光趁着晋朝内忧外患、财政紧张之际，出兵讨伐这个不肖之徒。

此时，契丹内部也有不少人煽风点火，尤其是耶律德光的亲信赵延寿，更是极力鼓动耶律德光采取行动。

事实上，即便没有这些人的挑拨，耶律德光也早已对石重贵不满。石重贵的政策严重损害了契丹在中原的利益，耶律德光自然不会轻易放过这个威胁。

就这样，一场针对石重贵的阴谋正在悄然展开，而他却浑然不知，依旧沉浸在自己的帝王梦中。

开运元年（公元944年）春季，契丹皇帝耶律德光派遣其心腹、被称为“准干儿子”的赵延寿，率领五万骑兵和步兵南下攻打后晋。与此同时，后晋的将领杨光远也在青州一带公开反叛，从侧翼为契丹军队提供支持。

由于石敬瑭此前割让了燕云十六州给契丹，使得契丹占据了地理上的优势，居高临下，进攻中原如同踏入平地般轻松。这一战略失误最终成为了石重贵统治下的后晋的沉重负担，正如俗语所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契丹军队首先攻打了贝州（今河北清河）。然而，没过多久，耶律德光担心赵延寿指挥不力，便亲自前往前线督战。

守城的是吴峦，他曾是云州的官员，曾在早年对耶律德光表现出友好态度。如今旧恨涌上心头，耶律德光下令三军务必活捉吴峦，以报当年之辱。但吴峦并非易与之辈，他是一位勇猛的将领，多次击退了契丹的攻势。

面对僵局，耶律德光一筹莫展。恰在此时，贝州城内出现了一个贪生怕死的叛徒邵珂。为了所谓的“国际和平事业”，邵珂私自打开城门，放契丹大军入城。耶律德光抓住这个机会，率军涌入贝州，两军展开激战。由于晋军兵力不足，多数士兵战死，而吴峦不愿被俘受辱，最终选择跳井自尽，以身殉国。

石重贵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什么“干祖父”的称呼，纯属无稽之谈。他决定亲自率军出征，以展示自己的决心和实力。

作为新登基的皇帝，石重贵在军中的威望尚浅，急需一场胜利来震慑那些摇摆不定的军阀们，同时打压耶律德光的嚣张气焰。乱世不同于太平盛世，太平时期人们更看重统治者的文治才能，而武将则相对不受重视。但在乱世中，能否带兵打仗才是生存的关键，仅凭笔墨文章是无法立足的。

当石重贵抵达澶渊（今河南濮阳西北）时，契丹军队已经攻占了邺都。尽管与耶律德光有着所谓的“祖孙关系”，但此时的石重贵并无任何亲情上的顾虑。

考虑到双方毕竟是“亲戚”，直接开战显得不太合适，因此他先派人前往契丹大营议和。

然而，耶律德光态度强硬，拒绝了议和的提议，表示“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没什么好谈的，各自回去吧”。

石重贵深知当前形势的严峻性，多说无益，唯有通过武力解决问题。晋军的战斗力并不像杨光远所贬低的那样低下，士兵大多是北方的壮汉，身体素质丝毫不逊色于契丹骑兵。事实上，耶律德光派出的西路军在太原已被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击退，领头的卫王耶律宛狼狈逃回契丹。

面对如此局势，石重贵决心已定，准备与契丹一决高下，向天下证明自己的实力与决心。

太原大捷彻底打破了契丹军“战无不胜”的神话，极大地提振了晋军的士气。在此之前，契丹军在戚城（今河南濮阳北）围困了晋军将领高行周和符彦卿的部队，形势一度十分危急。高行周派遣使者突围至澶州，向晋帝石重贵求援。

石重贵接到求救后，迅速率军前往解救高行周。

军事上有一句老话：“气可鼓不可泄”，意思是军心是战争中最重要的软实力之一。正如俗语所说，“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口气”，士气一旦提升，战斗力自然会随之增强。

石重贵的到来不仅鼓舞了被困的晋军，也让他们重新燃起了战斗的希望。晋军在戚城成功击退了契丹军，解救了高行周等人，并乘胜追击，在马家口（今山东聊城东）再次与契丹军展开激战。

尽管契丹军人数众多，河边还有数十艘载满生力军的船只，但此时的晋军已经完全打出了气势。滑州节度使李守贞率领一支敢死队，率先冲入契丹军阵中，打乱了敌军的阵脚。

契丹军轻视晋军，甚至嘲笑“儿皇帝”的军队也能打仗。然而，事实证明，他们低估了晋军的决心和战斗力。晋军在这场战斗中表现得异常英勇，最终将契丹军打得溃不成军，横尸遍野，被迫撤退。

随着契丹军的败退，石重贵终于腾出手来对付叛将杨光远。

开运元年（公元944年）五月，兖州节度使李守贞和河阳节度使符彦卿奉命出兵青州，讨伐杨光远。

杨光远原本寄希望于契丹的支持，但契丹军被晋军击败后，他失去了最后的依靠。面对晋军的强大攻势，杨光远的兵力显得微不足道。晋军围攻青州，杨光远勉强支撑到十一月，最终意识到无力回天，只得效仿石敬瑭，向石重贵投降。

石重贵起初打算给杨光远一条生路，以示宽宏大量。然而，朝中群臣大多对杨光远的叛逆行为深恶痛绝，纷纷劝谏石重贵：“杨光远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最终，石重贵采纳了群臣的意见，命李守贞将杨光远骗出城外，秘密处决了他。

关于石重贵的军事才能，在五代时期的诸位皇帝中，他的表现确实较为逊色。除了李从厚、刘承祐和柴宗训这些在位时间较短、未能充分展现军事能力的皇帝外，石重贵的军事指挥水平大致与朱友贞、李从珂相当，远不及朱温、李存勖、柴荣等真正的军事天才。

石重贵自登基以来，几乎没有独立指挥军队的经验，加之其性格有时显得昏聩，导致他在面对契丹的强大压力时，屡次犯下致命的战略错误。特别是在与契丹的关键战役中，石重贵的决策失误直接导致了后晋的覆灭，国家陷入动荡。

石重贵执政期间，最信任的人是景延广。景延广之所以能够得势，不仅因为他有“拥立”石重贵的功劳，更重要的是石重贵认为景延广可以成为自己的“诸葛军师”，并赋予他制定重大军政决策的权力。

然而，景延广虽然有一定的才能，但为人轻浮，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和稳重的性格。他上任后，对那些他不喜欢的人进行了打击报复，树敌甚多，尤其是得罪了许多实力派人物，这进一步削弱了朝廷的凝聚力。

景延广擅长言辞，喜欢吹嘘，但在实际处理政务和军事事务时，往往只会越帮越忙，最终给国家带来了更多的混乱和灾难。

契丹并未因之前的失败而气馁，反而在开运二年（公元945年）春天再次南下，意图报复。此次，他们在顿丘（今河北清丰）与由后晋皇帝石重贵亲自率领的主力部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对决。

战斗伊始，契丹军凭借其强大的骑兵优势，对晋军前阵发起了猛烈冲击。然而，晋军早有准备，以密集的箭雨迎击，给契丹骑兵造成了巨大损失。许多契丹士兵被射得如同“刺猬”，场面惨烈。

见局势不利，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亲自上阵督战，企图扭转战局。石重贵见状，热血沸腾，也亲自率军迎战。两军从清晨激战至日暮，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最终未能分出胜负。

耶律德光深知石重贵并非易与之辈，继续强攻可能会陷入僵局。于是，他决定暂时收兵，将大营向北撤退了三十多里，寻找新的战机。

尽管此次交锋未取得决定性胜利，但耶律德光并未气馁。作为漠北的枭雄，他迅速调整策略，采取了更为毒辣的战术——“坚壁清野”。他命令几支精锐骑兵在华北平原上展开大规模扫荡，烧杀抢掠，摧毁一切可能为晋军提供补给的物资。

这一招果然奏效。晋军原本打算依靠本土的资源优势与契丹打持久战，但随着粮草和军资被焚毁，士气大受打击，形势变得极为不利。契丹的这一战术不仅削弱了晋军的战斗力，也为后续的战略行动奠定了基础。

公元945年，即后晋开运二年三月，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再度率军南下，意图报复。两军在白团卫村（今河北省安国市境内）展开激战。契丹军凭借人数优势，将晋军重重包围，并切断了他们的粮道。耶律德光似乎有意通过断粮的方式削弱晋军的战斗力，待其士气低落、体力不支时再发动总攻，以期一举歼灭晋军。

晋军陷入绝境，粮草短缺，水源也被切断。为了生存，士兵们开始在营中挖掘水井，眼看即将成功取水，然而突然刮起了猛烈的东北风，狂风卷起沙石，不仅破坏了水井，还使得营地一片混乱。无奈之下，晋军只能用布包裹泥沙，挤出少量浑浊的水来解渴。

耶律德光站在高处，目睹这一切后大为欣喜，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他下令契丹最精锐的“铁鹞”骑兵下马，手持利刃冲向晋军，同时利用风势纵火，企图借助自然之力彻底摧毁晋军。此时，风势愈发猛烈，飞沙走石，视线模糊。

晋军将士见此情景，士气低落但并未绝望。他们纷纷向主将杜重威大声呼喊：“将军为何迟迟不下令反击？难道要让我们坐以待毙吗？”

在风势猛烈的情况下，杜重威犹豫是否应等待风停再展开战斗。然而，马步都监李守贞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劝说道：“福祸相依，如今大风肆虐，虽然对我们不利，但也为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优势。风沙蔽日，契丹人无法看清我军虚实，必然心生畏惧。若等风停，彼时他们看清我军兵力薄弱，定会合兵围攻，那时我们将陷入绝境。”

李守贞随即高声喝令：“将士们听好了，准备武器，与契丹决一死战！”

尽管如此，仍有部分将领主张等待风停再战。马军右厢排阵使药元福和马步军左右厢排阵使符彦卿却坚决反对，怒斥道：“再等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宁可在战场上壮烈牺牲，也绝不屈服于敌手！”

两位将领率领士兵从寨西门杀出，迎击契丹军队。契丹军果然因风沙弥漫而无法判断晋军的兵力，狂风呼啸，夜色般黑暗，根本无法看清对方的动向。

晋军万余铁骑借着风势迅猛出击，逆风冲击契丹军，气势如虹，如同排山倒海。契丹军顿时被冲乱，军心动摇，纷纷后退。

晋军乘胜追击，一路追杀了二十里，斩杀无数契丹骑兵。这些契丹骑兵平日以骑术见长，但此刻他们被迫下马短兵相接，失去了骑兵的优势，最终败下阵来。

在公元945年三月的白团卫村之战中，耶律德光（辽太宗）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败。面对晋军的猛烈追击，他无暇再考虑攻占汴梁的野心，只能仓皇逃离战场。为了逃命，耶律德光甚至顾不上自己的尊严，跳下马车，慌乱中爬上了一头骆驼，拼命拍打骆驼的屁股，狂奔而去。契丹残兵好不容易逃回幽州，才得以喘息。

这场战役是五代时期中原政权对抗北方游牧民族的一次重大胜利，场面宏大，过程惊心动魄，堪称历史上的经典之战。晋军虽然未能活捉耶律德光，但这场大捷极大地缓解了石重贵（后晋出帝）的压力。耶律德光在这场失败后心有余悸，短时间内恐怕不会再对中原虎视眈眈。

同年九月，吏部侍郎兼史馆修撰张昭远等人向石重贵汇报，《唐书》已经编纂完成，共计二百卷。这部《唐书》后来被称为《旧唐书》，是二十四史之一。实际上，这部史书的编纂始于晋天福五年（940年），由晋高祖石敬瑭下令，宰相刘昫领衔主持。然而，刘昫更多是挂名，真正负责具体编纂工作的主要是张昭远、贾纬、赵熙、王伸、吕琦、尹拙、崔税、郑受益和李为先等人。石重贵对此感到非常满意，特地嘉奖了参与编纂的有功人员。

这场战役与《旧唐书》的完成，成为了945年这一年中最值得关注的两件大事，既展现了军事上的胜利，也体现了文化上的成就。

《唐书》原为二百卷，包括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和列传一百五十卷，详细记录了唐朝289年的历史。然而，到了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欧阳修、宋祁等学者认为这部史书存在诸多不足，遂重新编纂了一部更为精炼的《唐书》。为了区分这两部著作，后人将宋朝版本称为《新唐书》，而将后晋时期的版本称为《旧唐书》。

尽管《旧唐书》常被后人批评为“内容芜杂、不够精炼”，在编纂技术上也存在不少问题，但它在史料保存方面却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由于历经千百年的战乱与动荡，许多原始的唐朝文献已经散佚或毁损，而《旧唐书》恰恰保留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后世研究唐代历史提供了宝贵的依据。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旧唐书》的历史贡献不容忽视，它不仅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唐朝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也为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框架。

回顾历史，中原的将军们在抵御外侮时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无畏的英雄气概，令人钦佩。然而，当民族矛盾逐渐淡化，这些曾经并肩作战的英雄们却陷入了内斗与私利之争。他们各自为政，互相倾轧，不惜以国家利益为代价，谋求个人私利。一旦未能如愿，便对君主心生怨恨，导致国家局势进一步恶化。

开运三年（公元946年），耶律德光再次率领契丹大军南下，意图征服中原。此时的石重贵虽然在之前的战斗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对契丹的强大攻势仍显得轻视，认为“耶律爷爷”不足为惧。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那些曾被视为国家栋梁的将领们，早已与他离心离德。

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虽然成功击退了契丹军的初期进攻，但在胜利之后，他选择自保，任由契丹军继续南下。

同时石重贵任命自己的姑父杜重威（为避石重贵名讳，改名为杜威）为主帅，领兵抵御契丹入侵

杜重威抵达前线后，每日沉溺于饮酒作乐，完全不关心军事部署，只是一味地向晋廷请求增兵和运粮。尽管晋军兵力雄厚、将领众多，实力远超敌军，但由于主帅毫无作为，导致敌军成功截断了晋军的粮道，形势变得极为危急。

事实上，杜重威心中早已盘算着将晋军置于险境，以便在危急时刻裹挟众将投降契丹。他与副帅李守贞密谋，派人与契丹方面接触，表达了投降的意愿。

此时，耶律德光虽然已经包围了晋军，但面对人数众多且战斗力较强的晋军，他也深知难以取得决定性胜利。因此，当得知杜重威有意率军投降时，耶律德光大喜过望，立即承诺事成之后立杜重威为帝。

随后，杜重威召集诸将，在营中埋伏了刀斧手，宣布了投降契丹的决定。尽管有些将领心存不满，但在刀剑的威胁下，他们不得不屈服，签署了降书。当杜重威正式向全军宣布投降的消息时，士兵们悲痛欲绝，哭声震天动地，场面令人揪心。

耶律德光为了进一步利用杜重威，巧妙地施展了一计。他向杜重威承诺，只要攻下石重贵，便让杜重威成为中原的皇帝，并特意为他准备了一套龙袍以示诚意。杜重威对此信以为真，仿佛中了头等奖一般，欣喜若狂，几乎乐得晕过去。

为了讨好这位“未来的干爹”，杜重威立即调转军队南下，派遣先锋张彦泽率领所谓的“契丹军”进攻汴梁。然而，直到张彦泽的军队兵临城下，石重贵才惊悉姑夫杜重威已经投降契丹，意识到大势已去。

石重贵急忙召集冯道等人商议对策，但此时局势已无可挽回。众人经过一番讨论，最终得出一个无奈的结论：唯有投降这一办法。

开运三年（公元946年）十二月，石重贵放下皇帝的架子，以“孙子”的身份给耶律德光写了一封求降书，恳请耶律德光念及往日情谊，宽恕自己，保全宗庙。

书中写道：“希望陛下惠顾畴昔，稍霁雷霆，未赐灵诛，不绝先祀。”

石重贵表示自己将感激涕零，“荷更生之德，一门衔无报之恩。”随后，他派遣长子石延煦和次子石延宝带着降表前往契丹营中，向耶律德光请罪。

十二月十六日，张彦泽率军进入汴梁城，纵容士兵在市井中大肆掠夺。城中一些无所事事的闲散人员也趁机混水摸鱼，闯入富户家中，杀人越货，无恶不作。一时间，汴梁城内秩序大乱。

就在混乱之际，年少的李处耘（后来成为宋朝名将李继隆的父亲）目睹此景，义愤填膺。他挺身而出，手持弓箭，射杀了数十名暴徒。一些歹徒见状，试图围攻李处耘，但他武艺高强，亲手斩杀数人，最终迫使乱兵退去。李处耘的英勇行为暂时遏制了混乱局面，但汴梁城的动荡依然持续了整整两天，直到各路豪杰纷纷收手，才逐渐恢复平静。

在这场混乱中，张彦泽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他抢夺的财宝堆积如山。张彦泽自认为在帮助契丹灭掉后晋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因此自视甚高，甚至每次出行时都让手下打出“赤心为主”的旗帜，以此炫耀自己的忠诚。然而，路人对此却多有嘲讽，暗地里嗤笑不已。

不久后，张彦泽率领军队进入皇宫，强行将后晋皇帝石重贵及其后宫眷属押解至开封府，要求他们立即动身，不得有片刻停留。控鹤指挥使李荣（即后来后周的名将李筠）负责监押这一行动。宫中的哭声震天动地，传遍了整个城市。

石重贵曾是汴梁城的统治者，几个月前还高居九五之尊，如今却沦为阶下囚，命运的转变令人唏嘘不已。他与李太后、冯皇后等人被迫乘坐软舆，十几个内侍跟随其后，步行而行。目睹这一幕的人无不为之落泪，感叹世事无常，人生如梦。

石重贵沦为阶下囚后，才深刻体会到人生的悲哀莫过于命运被他人掌控。曾经的他，身为一国之君，哪怕只是几匹锦帛的小要求，守库吏也会毕恭毕敬地呈上。然而，如今时过境迁，失势的他已不再被人重视。

当石重贵向守库吏索要锦帛时，对方冷言拒绝：“这些不再是您的东西，绝不可能给您。”

石重贵又转向时任枢密使的李崧，请求赐酒。李崧虽未直接拒绝，却以婉转的方式推托：“臣并非无酒，但担心陛下醉后失仪，万一发生变故，臣实难承担此责，因此无法满足陛下的要求。”

李崧心中自有盘算：耶律德光即将进城，若被知晓他与石重贵有私下来往，后果不堪设想。李崧一心想要在新朝中谋得一席之地，自然不会冒险与这位前朝废帝有任何牵连。

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石重贵此刻才真正体会到了其中的滋味。曾经的荣耀与权势早已化为泡影，如今的他，连最基本的需求都无法得到满足，仿佛一只失去羽翼的凤凰，连鸡都不如。这一番遭遇，让他对人生的起伏有了更为深刻的感悟。

然而，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给石重贵在黑暗中带来一丝希望的人，竟然是他的敌人兼前“祖父”——辽太宗耶律德光。

耶律德光派遣使者带回了石重贵的侄子石延煦和石延宝，并安慰石重贵说：“我的孙儿们不必担心生计，我会确保你们都有饭吃。” 对石重贵而言，能够活下去已经是一种满足，尽管这种生活充满了屈辱。

在耶律德光尚未进入汴梁之前，城中的管理暂时交给了张彦泽。这段时间里，张彦泽的行为达到了他一生中最嚣张的程度。他不仅大肆掠夺财物，甚至胆大包天地强抢了皇子石延煦的母亲丁氏，将其带入府中，其无耻行径令人愤慨。

然而，张彦泽最为人所诟病的行为，是他擅自杀害了晋朝的第一重臣桑维翰，并谎报称桑维翰因畏罪而自缢。当耶律德光得知真相后，深感痛心，叹息道：“我本无意加害维翰，他为何要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

耶律德光在成功俘虏石重贵后，心情大好，准备进入城中享受胜利的果实。然而，在封丘（今河南封丘），他遇到了被契丹军活捉的石重贵的军师景延广，这让他顿时感到愤怒。耶律德光讽刺道：“景公，你不是号称大晋有十万横磨剑吗？让朕也开开眼界吧。”

起初，景延广并不服气，但当耶律德光命令乔荣出来对质时，景延广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不得不伏地请罪。耶律德光暂时将他关押起来，留待日后处理。

由于晋朝在上一年底已经灭亡，而刘知远在新年的二月称帝，虽然此时仍使用辽朝的大同年号，为了行文方便，这里采用后汉的年号来记述。

后汉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正月，晋朝的文武官员们表面上装模作样地遥拜石重贵，以表忠心，但实际上他们早已心向新主。随后，众臣纷纷欢天喜地地伏拜于路旁，迎接大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的到来。

虽然五代时期的后唐由沙陀人建立并统治中原长达十三年，但其皇室已高度汉化，因此中原百姓并未感到与他们有太大差异。然而，此次契丹人的到来却完全不同。这些“国际友人”是中原百姓从未接触过的民族，当耶律德光率军进入城中时，百姓惊慌失措，纷纷逃散，城内一片混乱。

耶律德光登上城楼，试图安抚汴梁的士民：“我与你们并无二致，都是人，你们何必如此害怕？况且，我本无意南下，是汉军将领引我至此。如今的局面，并非我的本意。”

事实上，如果晋朝没有出现几个背叛者倒戈相向，契丹灭晋绝不会如此轻易。正如《孟子·离娄上》所言：“人必自侮，然后人侮；家必自毁，然后人毁；国必自伐，然后人伐。”历史上的外敌入侵，往往源于内部的分裂与自毁。西晋若无八王之乱，五胡怎会南下牧马？南梁若无萧氏家族的自相残杀，北周与北齐又怎能拓土千里？外患之所以发生，根源在于内乱。若国家内部安定，外敌便难以乘虚而入。

因此，与其说后晋的灭亡是由于耶律德光的入侵，不如说是石重贵的昏庸所致，更确切地说，是因“千古一帝”石敬瑭的卖国行为所引发。正是他割让燕云十六州，为契丹打开了南下的大门，才使得后晋最终走向覆灭。

在契丹军队灭亡晋朝后，耶律德光终于实现了他的目标。然而，那些曾经为他效劳、助其攻城略地的部下，如今已失去了利用价值。耶律德光深知，汴梁的百姓对契丹人充满了恐惧和敌意，若不通过严厉手段树立威信，日后在汴梁的统治将难以维持。

在这群曾经的帮凶中，最令人痛恨的是张彦泽。他曾是耶律德光的得力干将，但在攻占汴梁后，张彦泽大肆掠夺、无恶不作，名声极为恶劣，成为了众矢之的。耶律德光意识到，张彦泽是最合适的替罪羊，可以借此安抚民心，巩固自己的统治。

于是，耶律德光下令逮捕张彦泽，并公开罗列了他的种种罪行，向晋朝的文武百官和百姓征求意见：“彦泽有罪，留之？杀之？”这实际上是一个明知故问的问题，答案早已在耶律德光的心中。

不出所料，众人一致要求处死张彦泽。百官联名上书，列举张彦泽的罪状，汴梁的百姓也纷纷揭发他的恶行。舆论已经形成，耶律德光顺势而为，于同月下诏，在市中公开处决张彦泽。

行刑当天，汴梁城内万人空巷，民众纷纷涌来，目睹这个汉奸的可耻下场。那些因张彦泽擅杀亲人而痛失家人的士人家属，披麻戴孝，号啕大哭，痛骂张彦泽的罪行。

张彦泽被处死后，愤怒的百姓并未就此罢休。他们用石头砸碎了张彦泽的头颅，取其脑浆而饮，割其肉骨而嚼，以此发泄心中的仇恨。这一幕充分显示了张彦泽在民众中的恶劣形象，以及他对汴梁百姓造成的深重伤害。

通过这次公开处决，耶律德光不仅成功平息了民愤，也为他在汴梁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不久之后，耶律德光下令将被视为“亡晋首祸”的景延广押送至契丹，准备对其进行严厉惩处。景延广深知一旦被送往契丹，酷刑在所难免，为了不遭受屈辱，他趁人不备，自缢而死。

耶律德光在占领汴梁后，意识到留下石重贵可能会成为隐患，因此“封”石重贵为负义侯，并将其全家迁往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安置。

石重贵及其家族成员，包括李太后、安太妃、冯皇后、石敬瑭的幼子石重睿、以及他的两个儿子冯延煦和冯延宝，连同数百名宫人一同启程北迁。

临行前，前晋的大臣们无人前来送别，他们都忙着巴结新主子，谁还会在意石重贵的境遇？唯有磁州刺史李穀在路上伏地痛哭，捶胸顿足：“臣有罪，以致陛下受此侮辱！”

当石重贵一行路过杜重威的大营时，旧恨涌上心头，他仰天长叹：“石家待杜威何等厚恩，他却如此薄情！苍天啊，苍天！这难道是天意吗？”说罢，石重贵恸哭离去，继续北上的旅程。

近二百年后，北宋的亡国之君宋徽宗赵佶也被俘虏北去，途径蓟县（今天津蓟州区）时，看到一座名为“还乡桥”的桥梁。询问之下，才知道这座桥是由前晋少帝石重贵所命名的。

后晋作为一个政权，仅存续了十年的时间。辽应历十四年（宋乾德二年，即公元964年），晋出帝石重贵在黄龙府去世，而冯皇后的下落则无从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