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海养伤
我在七宝负伤后，浙东区党委和支队领导十分重视。开始不知道是粉碎性骨折，就在青浦诸翟镇附近乡下养伤，请了几个土医生，几经治疗没有见效。我躺在老百姓家里，老牛从场上牵过，连牛蹄子的移动，伤口都要震痛。
上海地下党领导非常关心我的伤势，与支队部领导商量决定派陈祥生同志用小汽车把我从乡下接到上海医治。他们把车子停靠在青沪公路上。支队部派两个农民把我抬到公路边并送上了车。我身上穿了一身汗衫短裤，只带了一支派克金笔，其他什么也没有。为了便于掩护，负责照料我的陈祥生同志（解放后第一任《解放日报》社社长）要我再次化名。我想我们干革命的反正是"百家姓"，就从《百家姓》开头的"赵钱孙李"谐音中，随便叫了个"赵全生"，这样也比较好记。到上海后，组织上安排我在上海英租界徐家汇东南医科学校附属医院治疗。公开说法是摔坏的。
经过化验，原来我是被敌人用法国造的带毒步枪子弹打伤的。负伤时在公路旁边的水沟里浸了浸，翻过公路后又泡了泡，伤口被细菌感染了，一直不能愈合，变成了慢性骨髓炎。医生要我锯腿，但我坚决不同意，因为那时我还想回部队打仗。
不久我发现，医院里负责打扫我病房的"茶房"，对我非常注意，一连三天都仔细地看我。第一天，因我脸朝外睡，他看得比较清楚。第二天，我侧身面向里躺着，他来打扫时竟走到我的身边，又仔细地看了看。这时我觉得这个人有点奇怪，也对他有了警惕。第三天他进来后，对我看得就更仔细了，还故意同我攀谈起来，问："先生，尊姓？"我不答理他，他又问了一句。我就说："姓赵，叫赵全生。""噢，赵先生！"他说毕，就退了出去。我想这家伙为啥老是盯牢我呢？大概他认识我，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此人究竟是谁。我估计可能过去被我们俘虏过，后来才改行到医院里当茶房的。
这个家伙出去后，就向医务主任报告说："这个人我认识，是新四军，不叫赵全生。"正巧这个科的主治医生是上海地下党的发展对象，我住院的情况他是知道的。他一听茶房的报告，急得没有办法，也顾不得地下工作的纪律了，就直接向我讲明了所发生的一切，并问我"怎么办？"我说："必须立即转移。"并叫他马上找关系，向上级报告。经上级同意后，我被转移到了在红十字会工作的唐祖英同志家里。
唐祖英是红十字会的开刀房护士，她丈夫是江南造船厂地下党员林镛同志，家住在南市区的一条弄堂里。对外说我是她乡下的亲眷，摔坏了脚，来上海看病。她是外科护士，天天给我换药。唐祖英住的弄堂房子，人家很多，我伤口很痛，哼都不敢哼一声，生怕找来麻烦。唐祖英的母亲十分热情，也主动来照顾我。
但我的腿伤仍然化脓，上海党领导决定我再住院治疗。他们通过关系，干脆将我以国民党受伤军官的身份，送进法租界的上海医院。顾复生同志的外甥女魏允慈同志（地下党员）在那里当护士长。组织上给我开了一个特别房间，派了一位名叫尹榆仙的护士，做我的特别护理工作。
上海的医界当时分英美派和德日派。红十字医院的朱连忠是英美派，宝隆医院外科主任谢家树是德日派。他们在治疗护理方面各有特点。这两派的医生，组织上都请他们给我看过，还开了几次刀，取出一些碎骨。那些医生开始也讲要锯腿，说这样能保证3个月出院，但我坚决不同意。组织上的意见也是尽量将腿保留下来，不到万不得已不锯腿。为此，组织上不惜一切代价，花一万元伪币一个单位的重金，买来了由重庆走私来的盘尼西林（即青霉素）。这种药不像现在那样使用方便，那时还要放在冰箱里保存，而且打针必须由主治医生亲自动手。这种药效果确实很好，打了几针，伤口就停止化脓，慢慢地开始收口了。
有一天，国民党军队突然把上海医院团团包围起来。魏允慈同志急忙向我报告，我也以为自己暴露了身份。我一面劝魏不要着急，一面向她交代后事，并把我唯一的财产﹣﹣一支派克金笔交给她，叫她赶快离开这里，万一我出事，就去向顾复生汇报。我自己那时确实毫无办法，就作了最坏的打算，也就是革命到底了。
谁知敌人不是冲我来的，而是因分赃不匀来找国民党上海宪兵队长姜鹏飞算帐的。姜在接收上海日伪资产时发了横财，国民党军部的一些人因为捞得少了，所以要找他算帐。姜害怕了，装病住进了上海医院，正好住在我上面的一层。听说姜后来不得不"出院"，把接收上海时捞到的金条平分之后才作罢。真是虚惊一场。
但我住在这样的医院里，开支实在太大。住一天差不多要花一个连一个月的供给。我们部队正在发展，经费很困难，自己负了伤还要组织上花那么多钱，我实在是于心不忍。另外，我明明是个无产的劳动者，却偏偏要摆出一副阔老爷的排场。同志们来看我，必须手持鲜花，有的还要汽车进出，如果是女同志，还要特地烫了发来。对这样的生活，精神压力很大，内心很不安。尽管伤口还没有痊愈，我坚决要求离开上海，到解放区去。
·在发生了上述那个情况之后，组织上才同意了我的要求。当时，腿上的夹板还未拆除，但撑两根拐杖可以走走。临走时，组织要给我一些钱，我坚决不要，又要我带只热水瓶，我也没有要。
把我送出上海到苏北也是十分困难和危险的，一定要在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站岗时才能出去，还必须直接送到吴淞海关，到了那里又要有我们打入巡捕房的巡捕接应上船。上海地下党安排得真是万无一失。他们派了龚定中同志负责护送。龚通过关系借到一辆有军统特别通行证的小轿车，把我从医院里接出来，带了武器一路护送。与我同去苏北的还有两位上海女青年，是参加革命的姐妹俩，大的叫王禾奇，小的叫王禾升。组织分配她们到苏北部队做医务工作。我们经吴淞口到苏北的季家市港口登陆。我们上了岸，老龚把我们交给交通站后，就返回上海。
我从1945年8月负伤，送到上海，转移到苏北，前后有半年多时间。到苏北时，已是1946年的初夏，麦子也已登场了。
2．北撤途中的艰辛
接着，在组织安排下，我被担架抬着，从季家市出发，经水陆交通到达淮安。在淮安，华中局联络部长杨帆接待了我，并将我安排到淮安伤兵医院。
从此，我拖着一条伤残未愈的腿，开始了我意想不到的艰辛的长途跋涉。我从另一个侧面认识了我们的这支队伍和滋养我们的人民。
淮安伤兵医院设在一所破庙里，用木板在下面垫上几块砖头就算是床铺了。医院设施和生活、卫生等条件都很差。住在那里的伤员都穿制服，只有我是穿着便衣的。伤病员们不知我是什么样的人物，又没有一个熟悉的人，连大小便都得自理，加上一路上的颠簸，没有愈合的伤口又开始恶化了。经过几天时间，与伤员们接触交谈之后，他们才知道我是从游击区出来的，出于阶级的同情心和革命大家庭的友爱精神，那些轻伤员们主动帮我打饭，扶我大小便。这时，姜杰同志调在华中局工作。他是张鼎丞的秘书，知道我住在淮安伤兵医院后，就特地来看望我。他回去后把我的情况向张鼎丞司令员作了汇报。不久，我转到了湖心寺的和平医院。
湖心寺位于运河的西岸，是一所很大的古刹，树木成荫，花草丛生，环境清静优雅，这在苏北来说是很少见的。宋庆龄支援我们的和平医院，就设在这里。这里的条件好多了。但一架爱克司光机还放在淮阴。我在和平医院又开了一次刀，伤口慢慢地好转起来。那时，我一直要求归队。因为伤口快要收口，组织上就同意了，并且对我说，谭启龙同志的爱人小严要到部队去，等她车子来了一起走。这样我就出院来到了淮阴华中局招待所等她。我住了一个星期还不见小严的影子，就去询问。他们说小严已经走了。我坚持要领导想办法送我回部队。他们就做我的工作，说服我，并安排我在淮阴住下。组织上给我派来了通讯员龚守财同志，照料我的生活。后来他一直跟着我到了胶东。
那时传说很多，有的说和平已经确定，中央要搬到两淮，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唱对台戏；还有的说，部队要整编，编余下来的组织屯垦师，伤员要复员回乡；后来又听说情况变化，中央不迁移到两淮来了。为了保存干部，华中局成立了高干疗养院。我也转移到了高干疗养院。原浙东三北办事处主任金如山、胡奇夫妇在这里负责。
高干疗养院设在淮阴和淮安中间的农村，总共约20人，都分头住在老百姓家里，伙食标准较高，有时还能吃到一些海参、开洋之类的补品，生活上又有通讯员照料，日子过得不差，伤口也收了口。
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上级决定疗养院北撤。村政府给我派来了担架，抬着我朝临沂方向一路追上去。路追上去。
给我抬担架的民夫年纪较大，因为年轻力壮的都先派走了。我看他们走路艰难的样子，实在不忍心，要下来自己走。但他们怎么也不同意，说你是为穷人负的伤，抬你是应该的。这样一直抬到了前站，可是前站接待的人也都走光了。怎么办呢？这两个民夫真好，他们又接着送我一站。在这种情况下，我坚持要下来走。开始走一阵还可以，但路一走长，拐棍把腋下皮磨破了。民夫发现我腋下在流血，看到我这个样子，再也不让我走了，决心一直送我找到高干疗养院为止。这两位民夫的那种深厚的阶级感情，直到今日还深深地打动着我。
在撤退途中，我还碰上两副落伍的担架。躺在担架上的，一个叫王一凡，一个叫舒诺。他们都有警卫员，又有东西吃，一路上我们三副担架同行。他们很同情我，生活上还主动照顾我。事后才知道，他们都有肺病，因为我的抵抗力好，所以没有被传染上。
当担架抬到接近临沂时，碰到了一个熟人。他告诉我说，我儿子建华的板闸托儿所流动到了废黄河边上，无人照顾，看样子托儿所要撤销，有家的归家，无家的归"庙"，要我到那里去领。我就叫通讯员去打听，可是这个通讯员出去转了一转，就回来对我说没有找到。
担架一直到了临沂东北莒南附近的道口，终于找到了高干疗养院。我才与抬我的两位民夫依依不舍地分手。疗养院。我才与抬我的两位民夫依依不舍地分手。
我们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这时，姜杰也来疗养了，就与老姜住在一起，生活上更有照顾。老姜买点东西，总要分一些给我。我见他身体很虚弱，也不忍心，常常婉言谢绝，但总是推却不掉。
那时，张席珍同志正在日照抗大学习，他知道我已到山东解放区，于是骑了一匹马，一路上寻找过来。跑了200多里路，终于在道口找到了我。老战友久别重逢，大家都很激动。他拿出身边的全部积蓄，给我买了两只老母鸡。他见我这个样子也很难过，其实我的真正困难时期已经过去，现在还可以单独走走，精神上已好多了。张席珍同志拿出一只我在支队部用的私章，交还给我，我说你留着吧，作个纪念。因为张席珍同志要学习，第二天就回去了。想不到这次与他分别竟是诀别。1948年4月，在豫东睢杞战役中，张席珍同志任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团长，在指挥战斗时被国民党飞机机枪扫射身亡，光荣牺牲。张席珍同志是身经百战的英雄，噩耗传来，我为失去这个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战友而悲痛欲绝，党与人民也失去了一位忠诚的革命战士。
这时，又碰到了一个熟人，他告诉我建华在新安旅行团。没过几天，我爱人潘兰珍找到孩子后，给我送来了。兰珍从香港到上海，就回到了常州老家，过着困苦不堪的生活。1945年3月，我要她来浦西参加革命，在观音堂做地方工作。她也把当时五岁的建华带到了部队。刚来部队二三个月，我在上海七宝负伤，我们又分离了。我由组织安排到上海养伤，她就带着孩子随军到苏北解放区，一面照顾孩子，一面在前线抢救伤员。那时候革命第一，前线第一，根本就没有把孩子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后来交给了部队托儿所。她把孩子找到时，建华身上一身虱子，送给我之后，说前线紧张，转身就赶回部队去了。
临沂一带的老百姓生活很苦。睡的床只有个木头架子，中间用绳子一穿就成了，吃的是些土瓜叶包的饺子和杂粮做的煎饼，用水也很困难。我们疗养院有伙食单位，可以自己烧菜，在那里我还吃到了很好吃的山东大白菜。
不久，形势紧张起来了，又继续北撤，过青州到了胶东。这时，高干疗养院的队伍不断扩大，还有家属孩子。疗养院里绝大多数干部都有马。我是从上海来的，没有这些装备。因为姜杰同志先走，把马与饲养员都留给了我，所以我的队伍也扩大了，由一个人变成了四个人，我与孩子，还有通讯员、饲养员。
我们住在胶东牙前村里的时候，有一批救济物资，有单位的干部都由单位派人送来。当时老姜还在，一定要优待我，我也不忍要他的东西，经再三谦让收了点奶粉。谢飞同志因在浙东工作过，知道我的名字，当她晓得我住在这里，也给我送来了一些东西。这时，疗养院已经不起火了，我们吃的是派饭或自己起火。
形势更紧张了，连胶东也不能住，上级要我们全部撤往东北。老姜他们先走，从烟台下海去了旅大。可是等我们要走时，烟台已经不能走了，就走威海卫。不多久，又传来消息说威海也不能走了，就转向荣城下海去旅大。在经过文登县七里塘时，遇到一个露天温泉，我们都兴高采烈地去洗了个温泉澡。在这个地区，男的青壮年都支前去了，抬担架的是些青年妇女，因此规定5公里为一站。胶东是个老解放区，人民群众对子弟兵亲如一家。我住的那一家房东老大娘，在我临走时，送了好长一段路，还把熟鸡蛋送给我，我坚决不收，在我不注意的时候，她将鸡蛋塞进了我的担架，直到后来才发现。
北撤途中，那种革命群众对人民子弟兵的爱护，革命大家庭里同志们的团结友爱精神，是永远难忘的。当时我只有一个愿望，赶快养好伤，重上前线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让劳动人民真正翻身得解放。
3．荣军工作
我们从荣成向旅大撤退时，海上有国民党军舰巡逻，白天不能走，只得等到晚上。在夜间行船，还必须把灯全部关掉。结果我们的船偏离了航向。在朦胧夜色中，看到陆上一片灯火，大家以为已经接近旅大了。天亮靠岸一了解，才知是旅大与安东之间的篦子窝，我们只好登陆待命。后传来命令，叫我们不要去旅大，改向安东。于是走陆路向东直抵安东。在安东，我们住了一段时间。不久，华中一批荣军（即负伤的荣誉军人）也来到安东。
那时，安东荣军正在闹意见，华中的荣军也为给养、待遇等问题有不少意见。当时条件艰苦也是事实，北方的气候比较寒冷，已是零下一二十度，还没有烤火设备，发给荣军穿的只是胶鞋，冻得难熬。在这种情况下，华中局决定成立华中驻东北第十四荣军学校。上级派苏皖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孟东坡同志来找我谈，要我出来工作。那时我伤情还不太稳定，有时要发高烧，但既然是组织上的意见，我就同意了，担任了第十四荣校校长。带华中荣军到安东的高杰同志任政委，温盛辉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华中局驻东北第十四荣校，有好几个大队，1000多人。
后来，我们十四荣校乘专列，经朝鲜政府同意，借道平壤，经图们到牡丹江市。
牡丹江市人民政府不仅准备了大量车马担架，而且还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我们荣军一下车，就受到领导和群众的夹道欢迎，大街上彩旗飘扬，锣鼓喧天，"欢迎华中老大哥"、"欢迎战斗英雄"的口号响彻一片。这样，我们华中荣军的荣誉感也上来了，队伍精神抖擞，威武雄壮。一些同志不要车子接，不要担架抬。如特等残废荣军韩二辉同志，双腿被锯掉了，用一双手撑到宿营地，表现出革命军人坚强不屈的意志和毅力，使新解放区的广大群众深受感动。华中荣军的模范行为也感染了东北荣军。在欢迎会上，我见到了新华社驻浙东分社社长于岩同志，他正在牡丹江省教育厅当长，还有南汇乔陈家宅的乔新根同志，他原是张席珍同志的警卫员，也在这里工作。他乡遇战友，大家分外高兴和亲热。
几天以后，我们华中第十四荣校又乘车转移到东北行政委员会所在地哈尔滨。在原伪满警察厅旧址有个很大的地下室，员会所在地哈尔滨。在原伪满警察厅旧址有个很大的地下室，日本侵略者曾在这里搞过"机器杀人"，在郎房用活人进行细菌试验。我们组织荣军参观过。我到哈尔滨后不久，东北党组织调我担任荣军管理委员会的秘书主任，具体负责东北荣管会的日常工作。
不久，组织上把我调到东北军工部，给何长工部长当机要秘书。何部长对干部很关心，我在七宝负伤之后的后遗症，就是在他的关怀下，经过医治才得到基本解决。我负伤后脚板和小腿长期上夹板。伤口好转后，小腿不能弯曲。这样，两腿不能落地走路，只能用两根拐杖撑着走。在哈尔滨给我看病的是个日本医生，他给我发炎的伤口又开了刀。我与他们商量能否设计一个器械，把僵硬的小腿关节通过牵引重新弯曲过来。我自己还设计了一个草图。他们就按图搞了一个器械，通过器械牵引逐步把膝关节弯曲过来，双脚能够落地。我终于摔掉了一根拐杖，可以靠一根拐杖走路，直至今天。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我南下来到了沈阳。现在我所用的这根黑藤手杖，就是解放沈阳时的战利品。不久，中央成立了华东局。华东局从山东的青州（现益都县）驻地发来电报，调姜杰同志与我回华东工作，这样我便南下到华东。
1949年4月，我赶到南下干部集中地临城。南下班子已组织好，他们已经走了。我们从后面追上去。我一路搭车往前赶，直到长江边。从扬州渡江，过江后在无锡找到苏南区党委，先碰到顾复生同志，经介绍见到了陈丕显等领导同志。原来我应该是直接去上海报到的，但他们说，上海郊区是苏南区党委管辖的，你不要走了，就留在这里。我想干革命到哪都一样，就留下来吧。这样，解放上海时我到了松江，担任松江军分区副司令员。松江军分区司令员是廖昌金同志，他是红军干部，后来任江苏省军区副参谋长。
我到达松江军分区不久，我爱人潘兰珍同志随十军团到福建工作，组织上把她调来松江。她在山东道口与我分别后，一直战斗在前线，参加了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鲁西南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荣立过好几个二等功和一等功。她是个老模范，一等功臣，很早就转业了。我的孩子建华，跟随我们走南闯北，在部队上托儿所，进学校，从华东保育院到新华小学，一直到上海干部子弟学校，后进入南京三中，中学毕业后考学，一直到上海干部子弟学校，后进入南京三中，中学毕业后考取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朱亚民，1916年12月出生于江苏常州戚墅堰石家桥。早年积极投身工人运动。1937年任香港印刷业工会执委，监察委员。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港厂党总支委员，组织部长。1940年2月受命率抗日服务团"返沪，赴浦东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历任中共浦东工委委员，军委书记，新四军浙东纵队浦东支队支队长，淞沪支队支队长，淞沪地委委员等职。解放以后，历任松江军分区副司令，嵊泗列岛军管会主任，江苏省工业厅厅长、党组书记，省委委员，苏州市市长，市委副书记等职务。1982年正式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