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45年，大宋庆历五年、大辽重熙十四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八年。
这一年，庆历新政彻底失败，范仲淹和富弼离开京城。也是这一年，宋夏之间的仗打完了，大宋被拖得疲惫不堪，西夏那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停战协议签署，意味着西夏继续向大宋称臣，大宋要给西夏一笔经济补贴。这份协议虽已签订，但西夏李元昊仍在称帝，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
不过宋朝给自己留了一手，将历法权紧紧握在手中。你可能会有疑惑了，为什么宋朝留这一手是历法权，历法权有多重要会成为统治工具？
工具性的时间
其实宋朝每年都会给西夏颁布历法，让西夏在时间节奏上与大宋保持一致，处于同频共振的状态。要知道，时间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有了明确的时间表，大宋仍有掌控西夏的契机。
因为，任何形式的人与人之间的合作都建立在时间的基础之上，需要有一张时间表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行动。例如军事行动，没有时间表就无法作战；法治的约束力，也需要依靠时间表来制约；而官僚体制，同样有其内在的时间表，没有时间表，边远地区官员的俸禄都难以按照月份多少进行发放。你看，时间表是一切行动的依据所在。
现代人的行动也是由时间表来确定的，例如何时放假、何时调整休息，时间体现的是一种公共权力。
有人可能会问，西夏为何用大宋的时间表？这是因为历法是对周期性天文现象的预测，要能与天象对应，有很高技术门槛，且易被验证。
因此，大宋在历法这件事上牢牢把控西夏的节奏。倘若大宋收回历法权，西夏的节奏就会陷入混乱，为此大宋垄断了这项技术，并且是关键技术，从不外传。于是西夏一直沿用着大宋的历法。
合法性的时间
历法是为促进农业发展吗？这有一定关联，但关系并非那般紧密。其实人们耕种田地，只要了解24节气大致就够了，不一定非得与历法完全对应。
《史记》记载有关历法的内容，有律书、历书，所讲皆是天象。为何历法会被写入历史？因为这牵涉到皇权的合法性。
皇权是皇帝与上天沟通的权力，这就需要有精准的历法来预测。如果预测失误，日食出现时未能测知，那就是天象官的失职，是要掉脑袋的。天象测不准就意味着皇帝与上天沟通不畅，皇帝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这个问题在皇权时期是极为严重的，必须严肃对待，无论是天象官，还是皇帝本人。
皇权拥有了历法权，也就拥有了与天地沟通的解释权，为世间之事赋予了神圣的意义。历朝历代的人们对于时空之外的世界心怀恐惧，甚至颇为焦虑。如果皇帝不了解天象，无法准确预测天象，就难以对一些特殊的天象进行必要的准备。一旦预测失败，出现日食、月食，或者极端的天象，皇帝的权力就会受到影响。
同样，以能否准确测准天象为前提，就能看出大宋与大辽以及西夏在竞争合法性方面的问题。谁能预测天象，且能测准天象，就表明皇帝的合法性更强，反之则更弱。双方的历法，孰对孰错，老百姓自然看得明明白白。
大宋朝能在1045年宋夏停战之际，为未来埋下这么一个或许有用的伏笔，着实是了不起的成就 。 这历法背后的合法性博弈，就像一场无声的战争，在历史的长河中持续上演，影响深远。
创造性的时间
大宋向西夏颁赐历法，其中蕴含着利用时间节律影响西夏的可能性。时间表看似客观，实则存在极大的创造性空间。
比如中国古代官方重视三个日子，元旦、冬至和皇帝生日。冬至依据天象而定，元旦规定后难以更改，唯有皇帝的生日常常变化。
自唐玄宗开始，将自己的生日定为千秋节，全国放假三天欢庆，这是强化皇权的举措。此前中国古人并无庆祝生日传统，不符合儒家伦理，后来受到佛教纪念释迦牟尼生日传统的影响，才逐渐有了庆生的习俗。唐玄宗此举，是想沾染些许神圣色彩，将好事与自己联系。
到了宋朝，皇帝生日更加制度化，不仅在国内彰显皇权，还是重要的外交博弈手段。像宋辽之间，皇帝生日被用于外交争斗，皇帝间辈分大小等同于国家间的地位高低。
我们说回到宋夏关系，西夏之所以采用宋朝历法除了宋朝的技术先进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皇帝生日在历法上是重大节日，宋夏协议注明：西夏给大宋皇帝贺寿会有丰厚赏赐，而西夏君主过生日所得赏赐就少很多，这既表明西夏低于宋朝。
这就又埋下伏笔：若不来贺寿，经济利益受损，还可能成为宋朝发动战争的理由。宋神宗、宋哲宗时期，宋朝以此为借口对西夏采取行动。
不得不说，北宋后期，宋朝在对西夏的战略上逐渐掌握主动权。通过在时间表上设定西夏必须来给皇帝贺寿的日子，宋朝成功将其转化为操控局势的有力工具。西夏采用宋朝的时间表，宋朝在其中创造出特定节日，这个节日便能左右西夏的行为，西夏若不遵从，便需承担相应后果。这一因果链条，看似隐秘，却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时间是一种权力，在现代社会愈发显著。现代人看似拥有众多，却丧失了对时间的掌控。日程表上的安排大多不由自己决定，各种节日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活在他人决定的时间表里会失去自由，而输出时间节奏带动他人，就能开创秩序。这种时间上的博弈，从古至今从未停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