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文学史、文学评论的书上，都把《水浒传》定义成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其实，《水浒传》中的梁山泊聚义根本不属于农民起义，梁山上的一百单八将也基本上没有农民。

许多《水浒传》的爱好者，都把“官逼民反”当成《水浒传》的主旨，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这里的“民”不是指的农民，我们可以对梁山一百零八将上梁山的原因进行一下分析，就可以得出结论。

邮票小型张：智取生辰纲

一百零八将上梁山的原因，总结起来，不过以下几种：

一是逼上梁山的，如林冲等人；

二是梁山设“计”请上梁山的，如卢俊义等人；

三是战败归降梁山的朝廷降将，如关胜、呼延灼等人，这一部分占据较大比例。

四是被大头领裹挟跟着上梁山的，这一部分人也很多。如一些山寨的副头领，本来自己没有主见，看到大头领被合并到梁山了，自己也糊里糊涂地跟着上梁山了（反正到哪里都是打家劫舍，跟着喝汤）。

水浒传插图：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还有一个特例，我称为自己逼着自己上梁山的，就是鲁智深。鲁智深本来是一个中下级军官，无家无业，逍遥自在，但为了金翠莲父女这两个萍水相逢、毫无关系的平民，三拳打死了镇关西，丢了官职，去五台山出家。后来又去帮助林冲，连和尚也做不成，只好去了二龙山当了强盗头子。这是梁山一百零八个好汉中唯一的一个特例。

在上述四种类型梁山头领中，被设“计”请上山的，战败归降梁山的，这两种类型都是雄据一方的豪绅或者是朝廷的军官，这些人都是农民的对立面，他们也不会代表农民的利益。梁山“请”人上山，也不会请三家村锄地的农民上山。

在 “逼上梁山”的这一部分之中，还可以细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受官府压榨逼迫，毫无退路，只好上了梁山，应该说这一部分人的反抗最具有正义性，这一部分人主要有林冲、武松、二解等人；二是如杨志，他也是被逼上梁山的，但是不是被官府逼上梁山的，而是被梁山逼上梁山的。

在“革命性”最强的这一部分人中，农民也是很少。如林冲、杨志、武松等人，都不是农民。

戴敦邦绘水浒人物:陶宗旺

在梁山在一百零八个好汉之中，只有一个人是农民，就是陶宗旺。陶宗旺是光州人氏，庄家田户出身。他原为黄门山四寨主，跟着大头领欧鹏到梁山入了伙。梁山头领只有陶宗旺一个是正儿八经的农民，所以，他的武器是一把铁锹。再把农民的身份范围扩大一下，三阮是渔民，二解是猎户，整个梁山头领的，农民头领仅仅只有六个人。这六个人排位都不靠前，三阮是梁山聚义的元老级别的人物，排座次时竟然排在李俊这个私盐贩子之下，分配具体工作时，他们地位在李俊、张横、张顺之下，在八位水军头领中排在第四——六位。更不要说陶宗旺了，他的位次更低，排在第七十五位，他的工作只能是掘港汊，修水路，开河道，修理城垣等辅助性的工作，在梁山上根本也不会有什么话语权。

水浒传连环画人物绣像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梁山头领的出身基本上没有农民，书上基本也没有写到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反抗和斗争（只有二解反抗毛太公强占老虎的行为可以算做农民的反抗斗争），书中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景，也是在城市，如东京、大名府、沧州、郓城等等发生的。

所以，我说，《水浒传》传既不是写的农民起义，它所描写的“官逼民反”的“民”，也不是指的农民，而是城市的贫民、下层军官、刽子手、牢头、渔牙子、赌棍等等，梁山上飘扬的“替天行道”的所行的“道”也并不代表农民的利益诉求。

水浒传插图：三打祝家庄

《水浒传》所描绘的，是一群因“义”而聚集在一起的豪侠，他们的共同道德追求是“仗义疏财”的品德和“见义勇为”的气概。至于梁山聚集起数万人马和朝廷对峙，打得官军望风而逃，不过是作者一厢情愿的浪漫主义情怀罢了。

可能有的人会有这样的疑问，虽然梁山一百零八名好汉中的农民很少，而梁山数万小喽啰中的农民肯定不在少数吧。但是我要说的是，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是靠主要人物的典型形象来分析的，不能靠作品没有的人物形象来定义这支队伍的性质。评价鉴赏一部文学作品，只能以作者塑造的人物形象开展讨论，而不能着眼于作品描写之外的万千龙套，这是文学鉴赏的基本规律。

水浒传电影剧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