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建军节即将到来。为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30岁的生日,《解放军报》特意将南昌起义作为这次杂志的主要选题进行全版刊登。
然而,当年参加这场大行动的参与者共计2万余人,从中走出了26位开国将帅以及多名领导干部,其排名的先后顺序难倒了一众编辑成员。
为了避免出现谬误,编辑们便参考了各位领导当时在党内的职务和发挥的作用,草拟了一份南昌起义领导人“名单”。
其中,周总理被排在了第一位,朱德总司令排在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则分别是贺龙将军和叶挺将军。
没想到,这份名单上报后,却被两位领导指出了问题。
周总理觉得,刘伯承元帅当年在起义军的职务很高,贡献也大,不能将他排除在名单之外。
而朱老总的意见则是,自己的排位第二,太过靠前,不是实事求是。
这一下,把负责组稿的编辑搞懵了。难道南昌起义还有什么鲜为人知的内情?
经过反复论证,果真让编辑们发现了不少关于南昌起义的“秘辛”,也终于知道朱德对排位不满的原因。
一、暴力回应暴力1926年到1927年之间,国民政府内部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意见斗争。斗争的焦点就在于国民政府到底是应该继续“容共”还是进行“清党”。
当时正值北伐期间,不少国民党已经由广州转移到了武汉。
为了在党内争夺更大的权力,汪精卫与蒋介石展开了激烈交锋,并在当年3月份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免除了蒋介石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外的全部职务。
而蒋介石也不甘示弱,在南昌发表了《告黄埔同学书》,表明自己的反对立场,还拉着一群国民党人在南京组建了政府,这就是著名的宁汉分裂。
在蒋介石的主导下,国民党的“清党”派逐渐占据上风,并在上海召开会议,将颠覆国民党、破坏国民革命等莫须有的罪名拳头扣到了共产党员的身上,以所谓的“清党原则”成立了一个“清党委员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是为“四一二事件”。
“清党”行动给中国共产党带来毁灭性打击,仅仅几个月,近6万余人的革命队伍就被清剿得不足万人。
不少党组织都被国民党破坏捣毁。
然而,蒋介石这般刚刚谢幕,7月15日,身在武汉的汪精卫政府便粉墨登场。
他们以顾问鲍罗廷打算分化国民政府夺取武汉政权以帮助中国共产党的理由罢黜了鲍罗廷,将自己的行为美化成“和平分共”,自此,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只剩下两条路,一是就此灭亡,二是挺身而出,把革命进行到底。
就在这个艰难时刻,李立三站了出来。这位以火爆脾气,人送外号“坦克”的革命者,再度祭出了他那“暴力回应暴力”的主张,替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作出了选择,提出了铭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的南昌起义。
1927年7月20日,就在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后的第五天,原本打算转移武汉革命力量的李立三刚刚抵达南昌。
在那里,他发现贺龙的第二十军和叶挺的第十一军也停留在南昌附近。
作为成功领导过安源路矿大罢工的共产党人,李立三从来不是一个回避暴力,轻视暴力的人。
相反,在他看来,面对反动势力,就应该“推翻!打倒!杀掉!”
因此,在九江与谭平山、邓中夏等开完会议后,李立三立即提出共产党应该将所有军事力量团结到南昌,动员第二十军,搞一次南昌暴动。
然而,这个提议却没有得到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响应。
李立三没有对此灰心,而是在没有中央指示的情况下,在九江组织了第二次会议,决定让叶挺和贺龙率部集结南昌,28日晚间发动暴动。
与此同时,在武汉的周恩来也收到了消息,被中共中央委派为代表,到九江与李立三进一步讨论暴动行动。
根据上级讨论的结果,这次起义应该发生在南浔。可是,李立三坚持以九江军阀云集、叶挺、贺龙部队开赴南昌两条理由说服了周恩来。
就这样,周恩来和李立三等人在赶往南昌的路上成立了前敌委员会,还将暴动时间改在了7月30日。
此间,与他们同步行动的还有川中名将刘伯承。早在1927年7月上旬,刘伯承就抵达了武汉。
刚到那里,他便成为蒋介石和汪精卫争夺的对象。武汉的《民国日报》整版整版地报道他的事迹。
就在这个时候,刘伯承收到了周恩来即将武装起义的消息。
那时,刘伯承已经是国民革命军暂编第15军的军长,为了不引起国民党高层的注意,他在报纸上刊登了自己请病假的消息,不日便搭乘轮船到了九江,马上找到第20军的军部,与贺龙一起拟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
不久,叶挺也与他们聚到了一起,自此,南昌起义的三大主力巨头集结完毕。
就在这种充分准备之下,1927年8月1日凌晨,一声枪响打破了南昌寂静的夜空。那么,此时,朱德总司令在做什么呢?
二、开战前的秘辛套用陈毅元帅的说法,南昌暴动时,朱德还没有站上重要位置。
事实上,由于朱老总最早出身云南陆军讲武堂,曾担任过滇军旅长、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等要职,因此,陈独秀将其视作旧军阀,拒绝了朱德的入党申请。
直到朱老总在德国遇见周恩来,才在周的引荐下,加入了中共。所以,南昌起义爆发前,他的职务是国民革命军第3军团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
由于熟知南昌情况,又与滇军有交情,所以朱德当时仅负责了外围的情报工作。
不过,幸亏朱德当时这层特殊身份,才让整个南昌起义提前实施。
1927年7月31日晚,朱德因受组织委派,奉命拖住驻扎在南昌的第3军第23团团长卢泽明和第24团团长肖胡子,便盛情邀请两人下馆子吃饭。
哪知道,觥筹交错之间,贺龙麾下的一个副营长却突然闯入饭局,报告称刚收到上峰命令,责令全体滇军要解除武装。
听到这个消息,朱德知道,他们起义的计划已经被这个叛徒泄漏出去了。
于是,在几位团长走后,朱德火速赶往起义指挥部,将叛徒泄密一事告诉了贺龙,贺老总又将事情原委转告了中共前敌委员会的周恩来。
由于事出突然,南昌起义不得不从原来的4时提前到了当夜的2时许,这才让刘伯承等人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当然,当时透过自己的人脉给周恩来等人传递消息的不止朱德,还有叶剑英元帅。当时,叶剑英也在第二方面军担任的是第四军参谋长。
利用职务之便,叶剑英得知国民党打算扣留贺龙和叶挺,还要解除他们的兵权。
为了及时告知两人情况,叶剑英别出心裁地邀请叶、贺二人到甘棠湖游船。
在小船上,他将这个重要情报告诉给了叶挺和贺龙,这才最终让他们决定发动南昌起义。
此外,南昌起义打响后,次日一早,前军委书记聂荣臻、第四军25师736团3营7连连长林彪,也从回马岭赶回南昌。
起义爆发后的第10天,时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准尉文书的陈毅也赶到了九江。
至于张发奎的部队中,更是有不少人参与了南昌起义。
起义爆发后,张发奎没有赶尽杀绝,而是宣布:“共产党分子三天以内保护,三天以外不负责任!”
这给第二方面军党代表驻江西办事处主任郭沫若、政治部主任秘书李一氓、四军政治部秘书阳翰笙、11师政治部主任梅龚彬等人留下了赶上大部队的时间。
他们驾驶着一辆铁道手摇车,于8月3日晚上赶到了南昌。
倒霉的是,他们在涂家埠站遇见了从南昌败退的程潜和朱培德残部的洗劫,几个人被对方抢走了所有财物,还被追打了一番,这才在8月4日深夜赶上了贺龙。
而后,郭沫若被火线提升为宣传委员会主任,总政主任,李一氓也被晋升为参谋团秘书长。
此外,与郭沫若等人一起离开张发奎部的还有徐向前,那一天,徐向前结束了他的国民革命军生涯,开始了全新的,也更艰辛的人生征途。
因此,如果按照贡献大小来排列南昌起义的功臣名单,朱老总不满自己排到第二位并不是自谦,而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实事求是。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绝对是中国共产党暗黑时刻里闪亮的一道光。
正是在他的带领下,几乎被打散的革命队伍才没有崩溃。也正是他在天心圩慷慨激昂地演讲,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留下了宝贵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