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家忠
油漆工出身的总书记杜梅
同阮文灵相比，我和杜梅的接触更多一些。在担任大使期间，曾多次有机会陪同中国重要代表团出席杜梅的会见，还曾陪同他访华。
杜梅1917年2月2日生于河内市郊清池县，曾作过油漆工人。
1936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抗法战争期间，先后担任河东省、河南省、南定省省委和抗战行政委员会主席、第三联区党委委员、红河左岸区党委书记等职。1941年遭法国殖民当局逮捕，被判处10年徒刑。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越狱，1945年在河东省参加八月革命起义。
八月革命后，历任河东、河南、南定、宁平、和平等省省委书记。1955年任海防市委书记兼军事行政委员会主席。1955年3月被补选为越南劳动党中央候补委员。
1956年任商业部副部长。1958年任内贸部部长。1960年在越南劳动党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67年至1968年任国家物价委员会主任。1969年至1973年任政府副总理，主管基本建设。
1976年在越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2年在越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
1988年6月至1991年6月任部长会议主席。1991年6月在越共七大上当选为越共中央总书记。1997年12月在越共八届四中全会上辞去总书记职务，至2001年4月任越共中央顾问。
杜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在会见中国高级代表团时，杜梅总是说，当前国际共运处于低潮只是暂时现象，苏联的解体并不表明马列主义已经过时。恰恰相反，马列主义仍有强大的生命力，现在世界上毕竟还有几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他还说，20世纪是民族解放运动取得胜利和彻底埋葬新老殖民主义的世纪，21世纪必将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世纪。
他激烈抨击导致苏联解体的几个人。他说，一个好端端的苏联共产党，竟被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给搞垮了，请问他们党的民主集中制到哪里去了？
杜梅还很关心对青年人的教育，说现在必须强调“革命”二字，不能一切向钱看，把革命老本丢了。金钱要为革命服务，不能为金钱而丢掉革命。市场经济和革新开放带来一些弊端，值得警惕，不小心就会垮台、亡国。
每次会见中国代表团，杜梅都是情绪激昂，兴致极高，几乎每次谈话都超过预计的时间。杜梅经常不顾80多岁高龄到各地视察，讲话时从不拿讲稿，而且要站着讲，洋溢着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革命激情。我多次同越南朋友说，杜梅总书记身上始终有一种布尔什维克精神。
杜梅早年参加革命，没有上过大学。但他勤奋好学，喜欢读书，不断吸取新的知识。越南官员说，杜梅每天清晨5时便起床读书，许多官员、专家、学者没有读过的书，他都读过。
1995年杜梅夫人去世后，他和越共元老、前总理范文同分别住在主席府内的两栋小楼内。2000年范文同去世后，只剩杜梅一个人住在主席府内，未与子女同住，生活颇为孤独，读书更成了他唯一的乐趣。听说后来他起床读书的时间更早了。
无论任总书记时期，还是退居二线以后，杜梅经常到南北方视察，了解情况。遇有问题，他经常把各方面专家、学者请来，让大家敞开发表意见。越南社科人文中心下属世界经济研究院院长武大略是杜梅参谋班子的成员。
武大略告诉我，大家在杜梅面前，什么话都敢讲，即使讲“出格”了，也不怕被扣帽子，不被采纳就是了。有一次谈到国企改革问题，武大略发言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国有企业统统交给私人经营管理。杜梅当场表示，这样做绝对不行。但没讲任何批判的话。下次讨论其他问题，还照样把武大略请去。
身为最高领导人，杜梅作风随和、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1997年春节过后，杜梅总书记到河内市郊参加一年一度的植树节“动员仪式”，并现场发表讲话。我和一些外国使节应邀出席。杜梅总书记刚刚讲了几句话，话筒便出现故障，他只好坐下来等候，待话筒修好后继续讲。可刚讲了几句，话筒再次出现故障，他又坐下来等候。就这样一连三次，急得农业部长跑上跑下，满头是汗，而总书记却神色坦然，既没有发脾气，也没有批评任何人，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最后还是讲了话，并兴致勃勃地和大家一道植树。
1999年夏的一个晚上，我去巴亭会堂观看一场文艺演出。由于晚会已经开始，我便悄悄地坐在了后排。不一会儿，只见杜梅独自走了进来，也悄悄地坐在了后排。可能是因为对节目兴趣不大，几分钟后又悄悄地走了，没有惊动任何人。
杜梅十分重视对华关系。几乎每次会见中代表团，都热情赞扬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高度评价中国的国际地位。1996年8月，他对到访的傅全有总参谋长说，苏联解体对越南的冲击十分巨大，当时大部分外国援助都停止了，党内思想异常混乱。但越南顶住了冲击，没有跟着倒过去。
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越南北面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如果没有中国首先顶住了冲击，越南决不会像今天这样“安稳”。他还说，他把中国的胜利看作越南自己的胜利。
1999年12月，杜梅对到访的朱镕基总理说，现在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希望在中国。到21世纪，不管中国是否愿意，中国都将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旗帜。
杜梅还注重研究中国的经验，努力加强双方的相互理解和沟通。越南官员告诉我说，每当越南在革新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杜梅总是要求有关部门先了解一下中国是如何做的。
1997年7月访华时，杜梅提出希望到云南参观访问，着重了解、考察云南发展经济的经验，推动越南北部靠近云南的省份发展经济。他认为，越南北部省份的气候、地理条件同云南相似，云南能够做到的事情，越南北部各省也能做到。
杜梅还希望中国帮助越南培养更多的干部。他说，西方国家也为越南培养干部，但往往带有其他意图。让中国为越南培养干部，则非常放心。他还笑着说，中国决不会对越南学生实行“和平演变”。
杜梅在不少场合都流露出对中国和中国同志的真挚感情。
1997年访华期间，杜梅曾到云南石林游览。看到当地傣族青年身穿节日盛装，载歌载舞地欢迎他，80岁高龄的杜梅也情不自禁地加入到人群中，和大家一道手舞足蹈起来。在云南省宜良县，杜梅走访了三户不同水平的农民家庭。三户的年平均收入分别是人民币1万元、10万元和100万元。看到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生活越来越富裕，他感到由衷的高兴。每到一户，都与主人亲切交谈并提出许多问题。
参观完两户以后，接待人员担心杜梅疲劳，建议不去第三户了。杜梅问，第三户年平均收入多少？回答说100万元。杜梅决定还是要去看。在那里，杜梅仔细参观了室内陈设，并与主人亲切交谈。
杜梅问：“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主人说：“我从事的是建筑业。”
杜梅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主人说：“我是共产党员。”
杜梅问：“你是否认为今天的好生活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你带来的？”主人说：“没有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就没有我的今天。”
杜梅叮嘱说：“你今后不管给谁盖房子，都要保证质量。给本村盖房子要保证质量，给别的村、别的县、别的省盖房子，也都要像给自己盖房子一样，全力以赴，保证质量。”
主人激动地表示，他一定牢记杜梅总书记的话，不管到哪里盖房子，都一定要保证质量。
当时我站在一旁听着杜梅和房主的谈话，感到这位外国领导人不像是在国外访问，而像是在国内一个基层单位视察工作，每句话都流露出真挚的感情和责任心，使我深受感动。
1997年8月，中国医疗组到越南为阮文灵等越南领导人治病，杜梅总书记亲自到医疗组驻地看望，同中国医疗专家亲切交谈。当被问到下次党代会后是否会退居二线时，杜梅说，他今年已80岁，很想退下来休息，但作为共产党员，一切要服从党和革命的需要，让干就干，让退就退。当时的神情就像和家人谈话一样。
上将总书记黎可漂
在我所接触的越共四位总书记中，与黎可漂见面次数最多，印象也最深。
黎可漂1931年12月27日出生于清化省东山县，1949年入党，1950年5月入伍，曾任第二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第九军区副司令，越南人民军总政副主任、主任，1992年6月被授予上将军衔。
1991年6月在越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94年5月越共七届中期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96年6月越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1997年12月在越共八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越共中央总书记，至2001年4月。
黎可漂担任总书记的时间不长，但他忠实地贯彻了越共中央的既定路线，政绩有目共睹。
黎可漂上任之初，西方外交使节和记者认为他系军人出身，思想肯定会偏于保守僵硬，越南的革新开放有可能因此停滞，甚至倒退。黎可漂对这些反映颇为重视。我也很想当面听听他对这些议论有何反应。
1998年1月14日，我前往拜会新任总书记黎可漂，总书记同我亲切握手。虽是初次见面，但谈起话来毫不拘束，就像老朋友一样。黎可漂主动说，他虽长期在军队工作，但思想不会保守，也不会僵硬，他将忠实地贯彻中央的既定方针，大力推进革新事业。
之后，黎可漂两次主动会见各国使节和记者，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努力体现出随和、开放的形象。一名外国记者很没有礼貌地问，你不懂经济，如何能领导好越南的经济改革？黎可漂面带笑容地说，我对经济不能说一点不懂。即使不懂，也可以边干边学。况且，越共是实行集体领导，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事后越南一位大学教授对我说，外国记者态度如此不友好，总书记也“过于谦虚”了。
实践证明，黎可漂任期内，越南的经济革新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有较大进展；证券市场试点开始启动；对农民自发搞起来的“庄园经济”，尽管一些老革命有不同意见，担心会助长资本主义滋生，但黎可漂仍表示不应禁止，而应允许试验，通过实践检验后再做结论。2001年4月越共九大文件对此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明确指出要“发展规模与各地区相符合的庄园经济”。
在对外关系方面，越南继续大力引进外资，进一步放宽各省市审批外资项目的权限；同美、俄等大国的经济关系较前发展。2000年同美国签订了贸易协定。当时，越南已同168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黎可漂任期内，亚洲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对越南的冲击也十分巨大。但黎可漂为首的越共中央冷静思考，并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尽量减少危机的影响，始终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稳定，没有出现东南亚某些国家那样的动荡。越南经济增长速度虽一度放慢，但不久又逐年回升，2000年增幅又达到7％以上。
对一些政治方面的大是大非，黎可漂旗帜鲜明地坚持原则，毫不妥协，但做法上力求稳妥。对极力主张自由化的前中央委员陈度，黎可漂虽不能容忍其错误言论，但仍亲自登门去陈家拜访，耐心说服规劝，直至不得不将陈度开除出党时，也不是由党中央做出决定，而是由陈度本人所在的国会外委会党支部做出决定，旨在尽量避免引起社会动荡，影响稳定。
黎可漂任期内，越南加大惩治腐败力度，先后处理了几起大案要案，罢免了武春禄的副总理职务，分别对几名中央委员和政府部长给予记过或党内警告处分，还制定了党员“19条不允许”的文件。
1998年5月19日是胡志明主席诞辰108周年。这一天，黎可漂代表党中央向全党发动了为期两年的“整党”运动，要求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认真进行对照检查，同时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并由上级领导验收运动结果。
黎可漂本人也十分注意克己奉公，忘我工作。他曾对我说，多少年来他从未休息过。越南国防部的官员告诉我说，1999年黎可漂的儿子结婚，只在国防部宾馆临时租了一个房间，请少数亲朋用些茶点，没有摆宴席，黎可漂本人也没有到场，生怕造成不良影响。
1999年2月黎可漂访华期间，曾到广州参观访问。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举行盛大欢迎宴会，菜肴十分丰盛。但我看到黎可漂吃得很少。我问越南官员，黎总书记是否身体不舒服，对方回答说，总书记身体很好。我作为大使，看到来访的贵宾没有吃好，心里很不安。
宴会快结束时，黎可漂问服务人员有没有大米饭和鱼露，服务员很快端来了大米饭和鱼露。只见黎可漂把鱼露倒在大米饭里搅拌一下，端起碗大口吃了起来。原来，他是对那些高档的宴会菜肴不适应，仍习惯吃普通的饭菜。
1999年底，我有机会乘坐黎可漂总书记的专机，亲眼看到专机上为总书记准备的食品只有两样，一样是糯米饭团，另一样是烤白薯。
黎可漂为发展越中关系倾注了大量心血。1999年2月25日至3月2日，黎可漂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双方发表《联合声明》，确定了新世纪中越关系的发展框架，即“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简称“16字方针”。
回顾半个世纪来中越关系的风风雨雨，道路并不平坦。我认为这“16字方针”是对中越关系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对新世纪中越关系平稳、顺利、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越南领导人和高级官员说，这是“黄金般的16个字”。
黎可漂为解决两国边界领土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中越两国曾在20世纪70年代举行过划分北部湾的谈判和陆地边界谈判。由于复杂的原因，谈判未有进展。
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以后，双方都认为应加快谈判步伐，早日解决两国的边界领土问题。为此，1999年2月黎可漂访华期间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公开宣布“双方决心加快谈判进程，提高工作效率，在1999年内签署陆地边界条约和在2000年内解决划分北部湾问题，共同把两国边界建设成为和平、友好和稳定的边界。”
正是在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亲自关心和直接指导下，两国终于在1999年12月30日签署了陆地边界条约。2000年12月又按时签订了划分北部湾协定和渔业协定。应该说，边界领土问题取得的进展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黎可漂亲自过问和直接指导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黎可漂十分重视两国的全面交流，强调借鉴中国经验。
2000年2月10日，黎可漂在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时说，越南的革新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许多方面都有相同或相似之处，甚至面临相同的难题，需要共同探讨。
越共将在2001年第一季度召开九大，不少理论和实践问题都需要加紧准备。他建议两国理论家举行高层次的研讨会，就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符合越南国情的社会主义进行深入研讨。黎可漂的建议得到了中方积极响应。
2000年5月和11月，先后在北京和河内举行了两次理论研讨会。越方代表团团长是越共政治局委员、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德平。中方代表团团长是李铁映。尽管李铁映在2000年2月曾访问过越南，但为了响应黎可漂的建议，他在同年11月再次去了越南。此外，黎可漂还派越共政治局委员、常务副总理阮晋勇率高级代表团访华，全面考察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
在某些具体做法上，黎可漂也十分注意参考中国的做法和经验。1996年越共八大曾决定不再设立中央书记处，中央的日常工作由政治局常委统管。实践证明这样做效果并不理想，政治局常委整天忙于日常事务，成了办事机构。为此，黎可漂专门派人到中国考察、了解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组成和职能，结果在2001年4月越共九大上恢复了中央书记处建制。
黎可漂多次强调应加强两国领导人的交往、增进互信。黎可漂对我说，作为总书记，他不可能每年都去中国访问，中国的总书记也不可能每年都到越南访问。他提议当江泽民总书记到中国南方省份视察时，他本人可携少数几名助手前去与江总书记见面，就双边关系和彼此关心的各种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这种活动不讲究礼宾规格，也不作公开报道，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加强沟通，建立起彼此的“绝对信赖”。有了“绝对信赖”，任何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中方对黎可漂的建议予以积极响应。1999年12月两党总书记在广西南宁进行了内部会晤。
我任驻越大使期间，黎可漂时任越共政治局常委。1997年政协主席李瑞环访越时，黎可漂代表越共中央与李瑞环主席举行了对口会谈。出任总书记后，黎可漂几乎会见了所有到访的中国重要代表团。就我本人来说，除出席上述会见外，还有几件事值得一提：
1998年春的一个星期天，我和罗马尼亚大使瓦里留相约到距河内不远的“雄王庙”游览。在徒步返回时，看见黎可漂由五、六名随行人员陪同，正朝我们的方向走来。在距我们六、七米时，黎可漂便大声喊我的名字。我和罗马尼亚大使赶忙迎上前去，同他握手寒暄。当时黎可漂穿着普通，没有庞大的车队和严密的保安措施，就和平常人过路一样。几天后，我收到了当时黎可漂同我握手的照片。
1999年2月黎可漂访华时，中联部部长戴秉国等中方官员到首都机场迎接。当时我奉命回国参加接待工作，也在迎接行列中。黎可漂走下专机看见我时，一下将我抱住。记者拍下了那一瞬间，至今我仍珍藏着这张照片。
2000年2月2日，越共中央在河内巴亭会堂举行纪念建党70周年大会，各国使节应邀出席。黎可漂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回顾了越共70年走过的历程，并提出新世纪的奋斗目标。在讲到抗法和抗美斗争时，他使用了“法国殖民者”和“美帝国主义”等字眼，还谈到挫败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图谋。这使一些西方使节感到不快。
黎可漂讲话刚刚结束，未等各界代表发言，西方大使们便纷纷退场，一些其他国家的大使未弄清原因，也跟着退了场，只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埃及、阿尔及利亚大使留了下来。这件事引起了黎可漂的注意。
几天后，在一个外交场合，黎可漂将我拉到一旁，让我帮助了解一下西方使节们为什么纷纷退场。我相继了解了法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大使们的想法。他们说，大使们应邀出席纪念大会，是越方的客人，大使们不是越南共产党的“党员”，没有必要去听那些“说教”。越南领导人在大使们面前说这些话，不够礼貌。我把了解到的有关情况告诉了黎可漂的助理阮忠。
越南驻华大使裴鸿福、黎可漂总书记、中联部部长戴秉国和我在专机上（1999年3月）。
1999年黎可漂访华时，曾到四川成都参观访问。他特意提出要去看看1990年中越两国领导人举行内部会晤的地点金牛宾馆。因为在那次会晤中，双方领导人一致同意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尽快实现中越关系正常化，所以一直被双方认为是中越关系的历史性转折点。黎可漂要去看金牛宾馆，意在表明他要沿着成都会晤的道路致力于发展中越友好关系。
在成都期间，越南计划投资部副部长武鸿福对我说，越南同志对诸葛亮等“三国”人物非常熟悉，很希望抽空去看看武后祠。接着又有好几位部长表示愿意去看。由于日程已排满，不好更动，便决定第二天早晨五点半出发，参观后再回宾馆用早餐，这样全团的活动日程可保持不变。黎可漂总书记得知后，便表示他也想和大家一起去。
这样，省里又把全团日程做了调整。我以前去过武后祠，发现这次窗明几净，卫生环境大为改观。武后祠的负责人对我说，昨晚接到黎可漂总书记要去参观的通知后，临时把全体工作人员从家里找了回来，突击大扫除，一直搞到后半夜。他笑着说，这才真正叫作“外事促内事”。
2000年6月30日我向黎可漂辞行拜会时，黎可漂很动感情，说了不少赞扬我的话，表示希望我今后常来常往。他还说，我在大使的岗位上，他可以见我。我不在大使的岗位上，他照样可以见我。告别时，黎可漂还亲自送给我一件玳瑁工艺品，作为纪念。
在同黎可漂的接触中，有一件事一直是个遗憾。
2000年春节期间，我宴请越共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部长黎明香时说，我已荣幸地请到了几位越共政治局委员到中国大使馆吃饭，但不知其他政治局委员是否会接受我的邀请到中国大使馆吃饭，更不知黎可漂总书记会不会接受我的邀请。黎明香表示他愿意帮我了解一下。
不久，黎明香在回请我时说，他已经帮我了解过了，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十分乐意接受邀请到中国大使馆吃饭。黎明香还说，黎可漂总书记也表示，如果李家忠大使邀请，他也会应邀到场。
为此，我专门约见越共中央对外部常务副部长范文章，商谈具体落实宴请黎可漂总书记事宜，甚至还就宴请菜单交换了意见。范文章特别提出，要为黎可漂总书记准备大米饭和鱼露。后来总书记工作日程太忙，直至我2000年7月离任回国，这个计划也未能实现。
2008年9月下旬的一天，中联部亚洲局打电话说，越共前总书记黎可漂正在进行内部访华，他希望能够我和另一位前驻越大使齐建国见见面。中联部安排我和齐大使第二天到万豪酒店与黎可漂共进早餐。
这一天我们到场很早，没想到黎可漂也提前到达，彼此见面后热烈拥抱。那天越南驻华大使阮文诗也出席作陪。我和齐大使都高度评价黎可漂同志在担任越共总书记期间为发展两党两国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黎可漂告诉我们，他这次虽是内部访问，媒体不作公开报道，但中方接待十分热情，胡锦涛总书记和前总书记江泽民分别会见和宴请了他，并进行了非常亲切的交谈。黎可漂说，这次他带来几位助手，主要考察一下中国的“三农”问题，然后把考察后的一些想法提供给越南现任领导人参考。
黎可漂说，当前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很顺利。对于双方存在的分歧和争议，只要从大局出发，友好协商，就一定会找出解决办法。他表示今后还会再来中国访问。
中联部的同志为我们拍下了几幅照片，我也把自己撰写回忆录送给黎可漂同志作为纪念。分手后，在回家的路上，我不禁回忆起往日同黎可漂总书记交往的情景，就像昨日发生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