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1月，时任河南省委常委、开封市委书记戴季英给毛泽东写信，信中，戴季英表达了对河南省委的不满，除了解释了自己和河南省委主要领导人在工作上的主要分歧外，戴季英请求毛泽东提名自己作为河南省委书记，并表达了自己希望成为中央委员的愿望。

1933年担任红25军政委的戴季英

毛泽东收到戴季英的信后十分气愤，对身边的人说：“共产党不要戴季英这样的高级干部，戴季英已经不可救药，永不启用。”

四年后，在1955年10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谈到党的高级干部犯错误的问题时候，再一次对戴季英伸手要官一事耿耿于怀，说：“谁不犯一点错误呢？无论是谁，总要犯一些错误的，有大有小，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陈光、戴季英，除了这样极少数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是能够挽救的，都是能够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去改正错误的。”

毛泽东说的这六个“不可救药的人”中，陈独秀和张国焘是中共的创始人，高岗、饶漱石是中共在新中国成立后处理的“反党集团”成员。而陈光和戴季英都是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中共元老，

戴季英在毛泽东认定为“不可救药的人”，“永不启用”后，1952年2月，中共河南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做出“开除戴季英同志出党的决定”， 《人民日报》1952年2月22日刊登了《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这已经判处戴季英在政治上的“死刑”了。

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人吴焕先、戴季英、徐海东分等合影

戴季英为什么嫌自己担任的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开封市委书记（开封市时为河南省的省会）的职务偏小？他认为应该当河南省委书记和中央委员，才与自己的资历相匹配。那么，戴季英的革命经历与时任河南省委主要领导人相比，谁更有资格担任河南省委主要领导？

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是张玺，河南省委副书记、河南省省长是吴芝圃。

我们来比较戴季英、张玺和吴芝圃三人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任职和革命经历。

土地革命时期，戴季英是黄麻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鄂豫皖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革命起点比张玺和吴芝圃高

戴季英1927年6月入党，1927年11月，黄麻暴动开始，戴季英担任暴动总指挥部成员、七里区农民义勇队总指挥，与郑位三、戴克敏、吴焕先等，同为黄麻暴动的主要领导人。

鄂豫皖根据地开创之初，戴季英担任黄麻县委代理书记、黄安农民暴动总指挥。黄麻暴动之后成立了红七军（与百色起义的红七军不同），隶属黄安县委领导，戴季英是红七军主要领导人之一。

1931你6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成立，沈泽民担任书记，徐宝珊、吴焕先、戴季英等任省委委员。

戴季英回忆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艰难岁月

1933年7月，戴季英任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政委（师长徐海东），鄂东北游击总司令，是鄂豫皖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

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西征，鄂豫皖根据地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委戴季英。戴季英是红军主力转移后，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主要领导人，地位与红二十五军“军魂”吴焕先相当，高于徐海东。

红二十五军长征前，戴季英改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长征途中，程子华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任政委，徐海东任副军长，戴季英改任参谋长。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戴季英任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中共鄂陕特委书记、中共陕甘晋省委常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等职。

河南省委第一任书记张玺

张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至1936年被捕入狱，出狱后担任中共冀鲁豫特委宣传部长、特委书记。

中共冀鲁豫边区特委归属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领导，张玺当时的任职属于地委一级的干部。

吴芝圃的革命资历很老，他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时间比戴季英还要早。

1927年1月，吴芝圃任中共杞县地方执委会书记，同年3月担任豫东农民自卫军主任、豫东别动队司令员兼党代表。1927年6月出任中共杞县县委书记，1930年4月，任中共河南考城县委书记。吴芝圃担任中共县级委员会书记的时间与戴季英相仿，但戴季英是著名的黄麻暴动主要领导人之一。

从以上三人的革命经历分析，在土地革命时期，无论是任职、贡献，戴季英的革命资历要比张玺、吴芝圃高，尤其是比张玺高很多。吴芝圃这一时期党内最高任职是中共河南省工委委员。与戴季英担任的中共陕甘晋省委常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任红二十五军政委，历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参谋长的任职无法相比。

而且，红二十五军是中共领导的四大红军主力长征队伍之一（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率先到到达陕北，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为中央红军随后到达并站稳脚跟，做出了贡献。

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的任职，戴季英也高于张玺和吴芝圃

抗战爆发后，戴季英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高敬亭），高敬亭被叶挺误杀之后，新四军第四支队改编为第四、第五支队，戴季英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五支队司令员司令员罗炳辉）

时任河南省省长吴芝圃

1944年8月，戴季英担任中共河南区党委书记（等同省委书记，戴季英曾经吹嘘他在抗战时期就已经担任河南省委书记）

之后，戴季英历任中共中原局委员（中原局书记李先念、郑位三）、中原军区副政委（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郑位三，副司令员王树声、王震），中原军区第一纵队政委（司令员王树声），参加中原突围，是皮定均旅的直接领导。

中原突围后，戴季英担任鄂西北军区政委（司令员王树声），是鄂西北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

而张玺在抗战爆发后，于1938年任中共冀鲁豫地委书记、中共太南区党委书记。

1940年4月担任冀鲁豫区党委副书记、书记。（书记王从吾未到职，张霖之、黄敬和张玺先后任书记），1941年7月，中共冀鲁豫区党委与鲁西区党委合并后，张玺担任合并后的冀鲁豫区党委副书记、组织部长。

1943年，张玺担任中共冀鲁豫分局秘书长。（分局书记黄敬，组织部长宋任穷，宣传部长李箐玉）

1945年，张玺担任中共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司令员杨勇）

1948年，张玺出任中共豫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军区政委。（司令员李成芳，开国中将）

毛主席和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左）在庄稼地视察工作

抗战时期，吴芝圃于1937年9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任省委常委时间，比戴季英晚十二年）

1938年10月，吴芝圃任中共豫东特委书记、新四军游击支队（后改为第六支队）副司令员。

1939年3月，吴芝圃任鄂皖苏省委副书记（书记宋任穷）

1940年9月 吴芝圃担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六旅旅长。（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委黄克诚）

1942年9月，吴芝圃任新四军第四师政治部主任、淮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师长彭雪枫，政委黄克诚）

解放战争时期，吴芝圃历任中共华中局委员、华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政委（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政委邓子恢）、豫皖苏边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1948年6月中共豫皖苏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书记宋任穷）

1949年1月，吴芝圃担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席邓子恢）

1949年5月至1955年2月，吴芝圃历任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

1952年11月，吴芝圃担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副书记、河南省省长。

革命经历、任职远低于戴季英的张玺、吴芝圃在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河南省委书记、省长，而戴季英仅担任河南省委常委、中共开封市委书记，成为张玺、吴芝圃的下级，也难怪戴季英心里憋屈。

比较戴季英、张玺和吴芝圃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担任的领导职务、革命经历、资历，很明显，戴季英要比张、吴两人要高。与戴季英搭档（同级别）的领导人中，有开国大将徐海东、王树声等 ，吴芝圃长期是开国上将宋任穷的下级，担任过开国中将李成芳的政委，而张玺职务和资历比吴芝圃还要低，这让心高气傲的戴季英颇不服气，他经常对身边工作人员抱怨：“我在抗战时期就担任过河南省委书记了。”，对张玺和吴芝圃毫不尊重，工作中并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最后，豁出去给毛泽东写信伸手要官。

1952年2月22日，中共河南省委在《人民日报》刊登《关于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

戴季英的问题，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重新引起关注，1984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对戴季英予以平反，恢复了党籍和省部级干部待遇。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组织上戴季英的处分有些过重。

1997年11月29日，革命元老戴季英病逝，享年92岁。

本文的最后介绍几则趣事：

原红二十五军战士、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曾专程到郑州探望二十五军老领导戴季英。

张玺离开河南省委书记岗位后到国家计划委员会让副主任，期间，朱镕基曾任张玺秘书。

潘复生继张玺后任河南省委书记，与时任省长吴芝圃在工作上产生尖锐茅盾，“内斗”的结果，省长吴芝圃“取胜”省委书记潘复生，吴芝圃于1958年取代潘复生出任河南省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