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矛盾？

7月19日，越南领导人阮富仲去世，享年80岁。

阮富仲是越南近几十年以来比较有作为、有想法、对中国非常友好的领导人，他推动的熔炉运动和竹式外交，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受到高度好评。

不过这样一位颇受好评的领导人，对越南国内长久以来的矛盾问题也没有解决好，毕竟人力有时而穷，而越南国内的情况又那么复杂，并且呈现越来越复杂的势头。

尤其令人关注的是，在阮富仲健在时，由于他身体健康状况不断恶化，越南高层就发生了分化，阮氏支持的前国家主席武文赏，忽然因为一些看起来并不是很大的过错，主动辞去国家主席之职，令国际上一片哗然。

估计那时阮富仲就已心知肚明，对于国内已被掩盖70多年的矛盾，他终究是无力解决了。

什么矛盾呢？南北分化的问题。

讨论这个问题前，笔者首先声明一点，讨论国际政治问题必须树立一个前提，我们要尊重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和体制，而绝不能用冷战时代非此即彼、非东即西的阵营式观念，但凡与我们不一样我们就指责，那就没有讨论的必要了。

武文赏去年主动辞职，把越南国家权力结构分散的老毛病再次曝光了。

越南最高权力实行的是四架马车。即越共中央一号、越南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国会主席，共同领导国家事务。

四驾马车地位略同，彼此制衡，有着明确的分工，越共中央一号主管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工作，政府总理主管经济，国家主席和国会主席的重要性稍微次之，象征意义多一些，但拥有制衡甚至否决越共中央以及政府决策的权力。

有人会说，这不是挺好的吗，大家商量着来。但是这种体制似乎经不起推敲，既不同于越南早年学习苏联建立的体制，也不同于西方欧美国家的制度。所谓的制衡，不靠制度，而靠地域、山头。

怎么这么说呢？我们看一下四驾马车的人选构成就明白了。

越共中央一号基本上出自北方干部，也就是以河内为中心的越南北部。

政府总理基本上出自南方，即以胡志明市为中心的越南南部。

国家主席和国会主席由来自越南中部地区的干部担任。

这在当今交通无比发达的世界各国，看起来很不可思议，哪怕是中国、美国、俄罗斯、巴西这样幅员广大的国家，以地域来确定领导干部人选的落后做法，早就被发达沟通和经济一体化消灭了，越南为什么还有这种做法呢？

可以怀疑，不要否定！各国有各国的国情，我们看看深刻原因是什么。

二、什么会有矛盾

众所周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越南这样的权力结构毫无疑问是经济基础决定的。而经济基础又受国家自然地理条件制约，幅员越小、规模越小，越容易受自然地理条件影响。

越南的版图形状很特殊，两头大，中间细，越南人形象地比喻版图形状像“一条扁担挑着两个谷筐”。

两个“谷筐”，一个是北部的红河平原，一个是南部的湄公河平原，唯二的主要经济区，越南绝大多数人口和经济活动都在两个谷筐。

狭长的中部地区，因为缺乏足够的宽度，无法形成足够的经济规模，只能沦为连接南北两个中心的管道。

南北两大平原、两个经济中心形成的物流和管理半径，客观上把越南经济、文化、宗教、民心拉成两个势均力敌的部分。

为什么当年美国轻易就在南越扶持了西贡吴庭艳伪政权，因为社会经济文化和地理条件很成熟，只要有人撒个种子，立即能长出歪脖树。

越南南北方经济政治模式很不一样。北方受苏联影响，政治上倾向于苏联模式，说话做事很苏化，1991年后中越关系正常化以后，越南开始全面学习中国。不过由于国情不一样，很多东西看起来做的有模有样，但达不到中国的辉煌效果。

南方由于轮番受法国和美国殖民主义影响，比较西化。私营企业主比较多，政府的管理类似于西方国家，基本放任。所以南方出身的干部当了政府总理，本能地采取南方做法而反对北方做法，我们可以经常在公开报道中见到，总理提出的政策主张，经常与越共一号有偏差，反映的就是南北方巨大的理念分歧。

这在政治上就造成了“南北党”的事实性分裂。

胡志明早就意识到这个巨大的隐患，试图解决掉。上世纪50年代赶走法国后，胡志明威望如日中天，按理说已经具备了解决南北政治理念分歧的条件，但因为胡志明为人比较宽和，希望通过温和团结合作方式实施领导，没有树立起绝对权威。

从他那个时代，就已经是四驾马车，胡志明、长征、黎笋、范文同共同担任最高领导，胡志明在精神领袖层面稍微有一些优势，但在实际政务、军权上，是四人共治。

50年代到60年代，因为四个最高领导对土地改革政策不一致发生争论，胡志明还被迫做检讨。

初代领导集团就是这样，更何况后面了。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采取四驾马车模式，谁也当不了绝对老大，换来的是大家对最高权力都有份。

我们顺着这个思路往深处剖析，会得到很多有意思的发现。

表面上是权力制衡，实际上是各有各的利益藩篱。北方的利益圈子南方不要动，南方的利益圈子同样。

为什么后来阮富仲下那么大力度搞反腐，连武文赏都受到影响，阮富仲不得不丢卒保帅，代价这么大为什么？利益固化了，不反腐不行，再这样搞下去，利益集团形成庞大的政治集团，会把潜在存在的南北分野再度表面化。谁还敢让当年南北越分治的局面出现，谁就是全越南的罪人。

三、新奇做法让人看不懂

这种矛盾在70余年间不仅没有根本解决，反而还不断发生各种新变化，越南人的思路之清奇，属实令人不解。

2001年越共召开第九次大会，改变了苏联式体制，政治局不再设常务委员，直接由中央局发挥领导作用。其组成人数从第二届的7人逐渐增加到14人，第八届(1996年)达到19人之多，后下调到15人，十二届(2016年)又增加到19人。

在四驾马车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散了权力，令人想起罗马元老院。

看起来是更加民主了，但大家想想，最高领导层这么搞，恐怕自诩为世界民主标杆的美国也不敢这么分散。美国总统率领的内阁班子，总统拥有绝对超然的领导地位，不存在被副总统、国务卿分散权力的情况。

民主不是老二制约老大这么简单朴素的传统人治式民主。

如果以为从最高领导层带头这样放权是好事，会促进社会更加和谐，那就大错而特错了。越南这么做有点模仿西方，因为南方出身的干部越来越多，下一步极有可能改变传统的北方干部当一号书记、南方干部当总理的权力分野，南方干部有可能角逐一号。向西方学习成了自然而然之事，但问题是，越南社会基础和西方相差万里，盲目学习并不一定能达到目的。

比如，越共领导下的越南组织阵线。

这是一个非政党、非政府机构的社会组织平台，是越共一个奇怪的分支。越南组织阵线起初是用来进行社会监督，也就是所谓的“社会反辩”，看越共的执政有什么缺点，人民有什么呼声。

本来是一个颇有创意、颇有西方民主精神的举动。

近些年，越南组织阵线不断扩大职能边界，通过向越共争取，渐渐参与到选举过程，可以很大程度上影响从中央到地方的选举。对越共的决策、政府的决策渐渐开始指手画脚，权力越来越大。一些高级干部向越共抱怨权力太小，要求越共放开更多权力。

在国会、祖国阵线、党和政府之间，已经出现了争权与限权的明显斗争，客观上造成越共领导权的下降。

根子是什么呢？社会政治传统还是东方式思维，硬要学习西方，结果非驴非马，偏离初衷，只不过是弄出另一个权力系统，平白增加内耗罢了。

亲近西方的南方干部近些年的政治主张越来越倒向西方，对西方支持的异己势力越来越纵容，这使越南国内思想越来越混乱。2016年召开的越共一次大会上，党内高层再度发出警示，不能再这样混乱下去，必须加强越共领导的权威，否则就有苏联当年被巅覆的危险。

阮富仲是一位头脑非常清醒的领导人，2013年他就开始发动熔炉运动，进行力度极大的反腐败斗争，有力净化了越共高层的思想和作风。当然，这也都是阮氏试图消弥南北政治鸿沟的政治举措的一部分。这使得他赢得了很高的威望。

2018年时任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病逝，阮富仲以74岁高龄，被选为越南国家主席，任期至2021年，形成了越南政坛近年少有的由总书记兼任国家主席的局面。2021年4月，阮富仲不再兼任国家主席。2021年越共召开十三大，他再次当选最高领导人，又创下近几届越共领导人的任期记录。

这反映了阮富仲所做的工作，确实顺应了越南形势。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阮富仲做这些工作，无疑触犯了一些既得利益者。他的去世，意味着一些良好政策的中断。掩盖70多年矛盾会以怎样的形式发作出来，越南国内都在紧张地预测着防范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