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定下南进大别山战略时，电报里对刘邓说了一句话：下决心不要后方。

看似只是出征前的叮嘱，让大家有个吃大苦的思想准备，但谁也没想到，这句话很快就成了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现实写照。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

一、无后方意味着什么

照顾一下比较严谨的朋友们的阅文习惯，关于中野称呼的指代问题多说一句。本文标题用了中野。中原野战军正式成立于1948年5月，由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改编而来，下辖一、二、三、四、六、九、十一等7个野战纵队。至1949年2月改为第二野战军。

原南下支援作战的十纵、十二纵分别改编为桐柏军区和江汉军区，隶属于中原军区而不是中原野战军。

标题里的中野，一定程度上是泛指所有南下作战的部队，时间也可能偶尔突破一下前后限，请各位朋友不要过于较真，一切都是为了行文方便。

都知道刘邓大军南下经历了很多苦难，部队损失比较大。到底大到什么程度呢？

1948年12月12日，中原军区对南下作战一年多以来的后勤工作进行了全面回顾。我们历来关注刘邓大军作战历史的多，打过哪些仗，歼灭过哪些国民党军部队，大家津津乐道。但只讲战斗远不足以反映刘邓大军面临的困难，隐藏在战斗后面的后勤工作情况，似乎更直接地关系到大军生死存亡问题。

这篇报告概略地复述了后勤方面的整个过程，是非常难得、非常珍稀的历史材料，让我们得以真实客观地回看大别山的艰难情况。

该报告有一条综述，进入大别山一年多的供应情况：

损失了全部辎重、卫生设备，约4000辆常备大车全部没有了。牲口损失近万匹，一直到六月（指1948年6月）大军在淮北行动（指主力部队被迫转出大别山后，笔者注），随军无任何大车辎重。此时服装不齐全，装备如挂包、绑腿、子弹袋、炸弹袋、枪衣、毛巾全部没有了。九月份第一次补充子弹弹，每纵只领五十条。火力装备可想而知。

弹药和粮食也十分困难。

弹药起初还算可以，南进大别山途中打了一些仗，包括鲁西南战役歼灭了大批国军精锐，据报告称一共打掉九个半旅的国军，缴获很肥，弹药储备的比较充足。到大别山区转战，没有出现特别好的集中歼灭敌军的机会，弹药无法补充。尤其是手榴弹，丢弃各种炮之后，手榴弹成为战士们掌握的唯一重火力，但连续作战后无计补充，尤其是后方根据迟迟未能建立，兵工炸弹厂办不起来。（刘伯承1948年2月一份电报亦如此说）

粮食更成为主要困难。

1948年12月报告说，起初南下时，因为只是过路，没有打大仗，国民党军亦未骚扰，沿路区域地主、富农粮食满仓满囤。我军严格执行征粮纪律，出钱买粮，这时不依托后方也能过的不错。

到大别山区之后急剧恶化。在河南中部平原时，部队作战行军是平面状，左不行则去右，前不行则去后，东南西北皆可回旋，都有粮可吃。到大别山区之后，因山而行，成了吃一条线，吃一遍就完了。盖因山区居民少，前面部队过去一趟就吃差不多了，有钱也买不到粮。

再加上白崇禧在山区推行合村并寨，策动地主劣绅逃散，哄骗老百姓跑反，部队不仅买不到粮，连基本的炊具都没有。

二、危机其实有根源

报告中说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大军在行军作战之余，要抽出专门的、很大的力量去征粮筹款。

内部也有分出很大力量碾米、杵米、分班做饭。为什么呢？没有大锅，南下途中不好携带，都扔掉了。

不得已，连队的战斗兵协助炊事班一起打杂做饭。每个连都有至少三分之一的战兵参与做饭，使大量战兵激战和奔波行军之余无法休息，严重影响战斗力。

这个例子鲜明反映了中野部队的情况，看似12万大军南下作战，实际究竟有多少战兵能直接投入作战呢？

吃饭问题随着大别山战斗的深入，越来越严重。

大部分时间部队要饿肚子，粮食很难搞到。有时幸运地走到富裕地区，筹到很多粮，还没吃完，突然遇到敌情，不得不转移，粮食只能丢下。总之，饿着的时间多，吃饱的时间少。

更有一弊。有的纵队或旅筹粮存在很大浪费。不是大吃大喝的浪费，而是以物易物时出现浪费。那时没有后方，菜、油、肉等必须品都无处可得，只能用现粮去换。有的无良商人趁机抬价，造成粮食大批量浪费于交换。

后勤供应出现问题，简单理解为没有后方，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观点。

但，没有后方不能等同于没有后方根据地。渡江战役后，四大野战军都向南方进军，打了半年，也没有出现脱离根据而造成供应困难的情况。数百万大军到新地区之后，迅速建立了新的供应体系，部队照样吃的好穿的好，弹药充足。

没有后方，起初在毛主席指示中指的是不要晋冀鲁豫老根据地，但是挺进大别山之后，不要后方的含义和现状变了。

刘邓大军的后勤供应系统出了重大问题。

后勤供应专业队伍没有建立起来，导致后勤供应这项事关十几万大军生死的问题，处于各自为战的境地。

1948年12月报告点出了这个问题。

分为两个方面，点的都很现实，不留情面。战争年代讲问题最要不得讲面子，直面问题是为了生存。

一是部队供应系统，上下之间没有建立正常的工作关系。整个军区统一的领导很弱，对纵队供应系统没有总体指示、部署、指挥，基本只限于发东西、报销等业务技术领域的关系。由于各纵队在转战期间大多以旅为单位分头行动，纵队供应部门对旅也有这样的缺点。导致各行其是，效率低下，各不相顾。

二是后勤支前没有常设机构。大军南下时，一开始把苏鲁豫后勤总指挥部改为战地行政委员会，倒还有统一常设机构，结果大军分散展开后，这个机构没有了，干部分散到各地，化整为零，化零为无了。

笔者以为，之所以后勤供应出现严重问题，根源在于没有专门力量，没有跟上新的作战形势。

徐向前1947年夏到达晋冀鲁豫军区担任副司令员后，曾向中央建议开设后勤司令部，专门为即将南下的陈谢兵团提供战时后勤保障，同步为八纵西渡黄河以及供应西北野战军做准备。后来由于陈谢迅速南下，距离拉远，这个带有战时性质、对刘邓大军非常解渴的机构并没有为大别山部队提供多大帮助。

问题来了，为什么刘邓大军没有成熟的战时后勤机构呢？

原因很复杂，笔者只分析两个主要原因。

一是晋冀鲁豫的后勤体制。晋冀鲁豫军区在抗战胜利后就出台了军区后勤系统的制度，时间在1945年底。这个体制，全面总结了抗战时代的经验办法，核心特点是分单位供应。

也就是说，各二级军区和野战纵队，负责本单位本区域的供应。除一些稀缺物资和经费统管，其他像粮秣、被服、弹药、器械、牲畜、卫生等，包括支前工作的征夫、征兵，都各自组织。

在抗战时期这种办法非常管用，但遗憾的是进入解放战争尤其是外线作战、大兵团作战时，逐渐被时代淘汰了。

为什么呢？

以二级军区和纵队为单位，本质上是地域化保障。太岳的管太岳的，太行的管太行的，因为部队转战区域不大，就算跨二级军区作战了，之后还是回本区休整补充。

但远距离作战后，这种体制肉眼可见地跟不上形势了。大量后勤兵力、地方力量和物资储备都与二级军区绑定死了，运不上去，也没人会运。这种隐患，后来在抗美援朝时也爆发过，前方建立运动战模式的兵站，但仍有过去划分地域的属地化保障痕迹，一旦部队跑的快了、打乱建制了，这种保障模式就乱了。

1946年6月27日，晋冀鲁豫军区曾向中央报告请示过，组成野战军之后，晋冀鲁豫的首长分工，刘邓张李指挥野战军，薄王指挥各军区。如果懂军事的，一眼就能看出来，当时刘邓首长并未分派专门的副职领导主管战时后勤。

这不是疏失，而是当时野战军规模不大，按基本的分区供应体制模式进行保障问题不大，而且军区有专门的后勤部长周文龙，战时凑凑合合为几个野战纵队提供保障也可以，毕竟作战距离不远嘛。笔者本想查找一下周部长相关传记或回忆录，可惜迄未找到，如果有这方面资源的朋友请指点一二。

但谁也没想到1947年7月底中央突然改变战略部署，只给刘邓大军十几天的休整时间，就要执行千里挺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一下子超出原本后勤供应范围。

三、高人邓子恢

1948年5、6月间，中野和华野发生了一件著名的大事，陈毅赴任中原，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中野副司令员，配合刘伯承指挥作战。原职务华野司令员兼政委继续保持。

与陈毅共同到中原的，还有邓子恢，担任中原局第三书记、中原军区副政委、财经办主任、中原人民政府主席。

《刘邓大军史话》记录了刘伯承请邓子恢来的理由：“（后勤供应）至今毫无建树，也没有干部，对今后大军供应也毫无办法。……部队供给混乱，浪费严重，如不迅速纠正，则军队供应与人民生活均将产生严重危机。”

邓子恢当时人称邓老，他是党内有名的理财专家。红军时期，他是闽西根据地的开创者，中华苏维埃政府的首任财政部长。抗战时期是华中军区的重要领导者，粟裕能专心指挥作战，邓子恢在财经和土改方面的工作为其提供了强大保障。

到中原军区后，邓子恢迅速找准了中野供应困难的几个关键抓手：

1.供应混乱来源于无稳定根据地。

2.无稳定根据地又来源于过于激进农村政策，土改过于激进。

3.城市财经工作混乱，进一步导致币制混乱，币制混乱又引发摊派和以物易物的浪费。

4.财经和后方工作干部缺乏，许多工作无人领导。

5.支前工作模式严重滞后，需要进行统一领导和指挥。

这些事情全都是琐碎的、复杂的、难以快刀斩乱麻、新官上任三把火就能烧出政绩的。尤其是各项工作之间，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甚至互为因果，怎么处理好这些事，十分考验政治智慧和政策水平。

邓老在中原做的工作非常多，几乎件件都做到了点子上，我们不赘述，有兴趣了解的可以看看《刘邓大军史话》或《邓子恢传》。笔者只举一个例子，关于农村土改的。

比如邓老提出的“八步三头”。八步是指发动群众的八个步骤。第一步，接近群众，了解情况；第二步，确定口号，扩大宣传；第三步，发现与推动积极分子；第四步，通过积极分子去组织农会；第五步，抓住时机，发动斗争；第六步，教育群众，巩固组织；第七步，建立基层人民政权；第八步，发展邻村，扩大胜利。

三头是指对大地主、劣绅和其他恶势力，开辟新的根据地时，对这些地头蛇和一方土霸王的示好，要对他们点头，以稳定社会秩序；群众发动后，这些人要求（解放军）庇护，要摇头，说这些事要同群众们商量；如果这些人和国民党军勾结，搞还乡团来报复，那就坚决地杀头。

这些事情说起来都不复杂，单项工作说出来就懂，好操作，但难在怎么把握大局、把握程度、把握火候。邓子恢做到了既让手下干部和人民群众很快就能上手，又施以总协调总把关，使农村工作按党的意图和作战需要，一步步地踏上正轨。

相比白崇禧以军事驱使、不顾人民意愿的所谓合村并寨政策，邓子恢的农村工作无疑甚是高明，因其照顾了大多数人民群众，使人民群众愿意接受乐于接受，关键是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这些工作做到位了，基层人民政权慢慢从乡村建立起来，居于其上的军分区和人民政权，根基稳了，慢慢也就立得住了。

所谓水能载舟，邓子恢扮演的就是把横亘于人民群众之间的各种力量壁垒、政策壁垒、自然壁垒都打通了，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了。

至于后勤供应问题，当然不能说迎刃而解，后勤问题是附着于根据建设的次生问题，豫西、豫中和江汉相继建立了稳定的根据地，洛郑汴一线民间商业又开始流通，邓子恢相当于把晋冀鲁豫老区搬到前线来了，哪怕不改进战时后勤体制，单是旧日分区划供的老办法拿来用，也足够中野所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