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西方社会曾展现出惊人的集体行动能力。无论是二战期间美国以举国之力完成曼哈顿计划，还是战后欧洲通过马歇尔计划重建破碎大陆，抑或是冷战初期NASA组织的阿波罗登月工程，这些宏大叙事背后是政府、企业与民众的高度协同。这种能力在20世纪80年代后却悄然瓦解——公共政策执行力下降、社会共识难以凝聚、危机应对效率滑坡，其根源与西方社会结构从组织化向原子化的转型密不可分。
制度性动员体系的崩塌
冷战初期西方社会的强大动员力，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强效的工会组织网络、政企合作的产业政策体系，以及跨党派的国家战略共识。1947年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拥有150万会员，能够通过集体谈判直接影响国家经济政策；德国“共同决策制”要求大型企业监事会中必须有半数工人代表，确保劳资利益深度绑定。这种组织化结构使得1950-1973年间西方工业生产率年均增长4.8%，远超其后三十年1.6%的水平。
新自由主义浪潮摧毁了这一体系。1980年英国撒切尔政府出台《就业法》削弱工会权力，工会成员占比从1979年的53%暴跌至2020年的23.7%；美国《克莱顿反托拉斯法》的松动催生了资本兼并狂潮，财富加速向顶层集中。当波音公司将787客机零部件外包给全球12个国家、420家供应商时，其本土产业工人群体已从1980年的6.2万人萎缩至不足8000人。组织纽带的断裂，使得西方再难复现1969年动员40万技术人员参与阿波罗11号工程的盛况。
个体化浪潮中的共识消融
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曾用“液态现代性”形容当代西方社会的流动与疏离。1980年代后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膨胀，瓦解了传统社群纽带。美国社区协会统计显示，定期参与邻里互助活动的居民比例从1974年的65%降至2019年的28%；欧洲社会调查数据揭示，18-35岁群体中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个人自由”的比例不足17%。这种原子化状态在危机中暴露致命缺陷——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各州为争夺呼吸机展开竞价厮杀，德国拦截瑞士防疫物资，欧盟内部疫苗分配机制陷入瘫痪，与1955年中国“两弹一星”工程中全国26个部委、900余家单位的高效协作形成鲜明对比。
政治极化进一步加剧动员困境。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报告指出，1965年《投票权法案》通过时两党赞成票相差仅47票，而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的党派分歧高达203票。当政治精英沉迷于身份政治与文化战争，国家战略能力必然退化。北约防务开支占GDP2%的目标提出20年后，仍有半数成员国未能达标，暴露出集体行动机制的失灵。
技术革命的双刃剑效应
数字技术本可成为新型动员工具，却意外催生了信息茧房。斯坦福大学网络政策中心研究发现，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算法推送导致76%的选民仅接触与原有立场相符的内容。TikTok、Twitter等平台看似增强了个体表达权，实则通过“精准投放”割裂社会共识。当法国“黄马甲”运动演变为不同诉求群体的无序抗议时，政府已丧失通过传统媒体塑造公共议程的能力。
人工智能的崛起更凸显制度滞后。OpenAI等科技巨头掌握着超越国界的技术权力，欧盟《人工智能法案》耗时三年才完成立法框架，而GPT-5已在立法过程中完成四次迭代。私营企业在自动驾驶、量子计算等战略领域形成技术垄断，政府却因反垄断法束缚难以实施有效干预，这种公私权力失衡在1950年代NASA主导航天竞赛时难以想象。
重构集体行动的可能性
历史周期律研究揭示，文明兴衰往往与组织能力紧密相关。当前西方并非没有重建动员机制的尝试：德国2023年通过的《供应链法》要求企业承担海外供应商人权审查责任，法国设立主权基金支持关键产业，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试图重塑半导体产业链。但这些举措仍受制于利益集团博弈——台积电亚利桑那工厂因工会抵制延误投产，暴露私人资本与公共利益的深层矛盾。
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经验提供着另类参照。山东大学医学团队在《科学》发表的GPCR受体研究成果，正是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37家科研机构的协同攻关。这种组织优势在西方分权体系下难以复制，却也警示着过度原子化的代价。
站在2025年的时间节点，西方社会正面临根本性抉择：是继续放任市场逻辑解构社会凝聚力，还是在数字时代重建组织化动员的新范式？当气候危机、人工智能监管、全球公共卫生等挑战日益迫切，集体行动能力已不再是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是文明存续的生死线。历史证明，任何文明都无法在彻底原子化的状态下应对系统性危机，西方能否在制度僵局中找到突围路径，将决定其21世纪的历史方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