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克莱·德·托利是俄罗斯帝国时期的一名陆军元帅、芬兰总督，于1761年12月16日出生在立陶宛帕库鲁伊区帕穆希斯的一处庄园里。
该庄园位于泽姆加勒地区的该地区，当时是库尔兰公国波兰立陶宛联邦附庸国的一部分，第三次瓜分波兰后（1795年）并入俄罗斯帝国。
一、出身及家族托利是苏格兰巴克利氏族（苏格兰低地部落之一）的后裔，出身于德国汉萨同盟德·托利家族，该家族是具有诺曼底血统的古老苏格兰贵族巴克利家族的一个分支。
他的祖先托伊支系的彼得·巴克利在克伦威尔镇压苏格兰被斩首的国王查尔斯·斯图亚特的支持者运动后，于17世纪中叶移居里加。
托利的祖父威廉还是里加（今拉脱维亚共和国首都）的市长。
1776年，托利开始在普斯科夫宪兵团服役，1778年4月28日，他晋升为短号军衔，直到1783年晋升为少尉，并被任命为冯·帕特库尔少将的副官。
但由于其本人的出身比较卑微，这大大影响了他在军中的职业发展，足足花了二十多年才晋升为上校军衔。
1786年1月1日，他被调往芬兰猎兵军团，担任中尉。
1788年1月13日，他被任命为安哈尔特-贝恩堡亲王中将副官，并晋升为上尉，参加了1787—1791年的俄土战争。
期间因功，被授予圣乔治绶带上的金色奥恰科夫十字勋章。
接着，很快就获得了四级圣弗拉基米尔勋章，并晋升为二级少校，调往伊久姆轻骑兵团，仍保留亲王手下的少校军衔。
1789年，托利在考尚尼战役、攻克阿克曼战役和本德尔战役中，都立下战功。
1790年4月，他与安哈尔特-贝恩堡亲王一起被调往芬兰陆军，参加了1788年至1790年的俄罗斯－瑞典战争。
4月19日，安哈尔特-贝恩堡亲王在对帕尔达科斯基的袭击中受重伤；临终前，他将自己的剑交给了托利。
5月1日，托利晋升为少校，加入托博尔斯克步兵团。
1791年底，他被任命为圣彼得堡掷弹兵团营长。
1794年，托利参加了针对波兰叛乱分子的军事行动。
他在维尔纳的进攻、格拉博夫斯基分队的失败以及布拉格的进攻中表现出色。
荣获四级圣乔治勋章，晋升中校军衔，调往爱沙尼亚猎兵军团，任第一营营长。
自1797年5月17日起，托利开始指挥第4猎兵团的一个营。
1798年3月7日，托利以上校军衔被任命为该团团长。
1799年3月2日因表现优异，托利得以晋升为少将。
在1805年与法国的战争开始时，托利在本尼格森将军的军队中指挥了一个旅，但没有参加奥斯特里茨战役（也就是著名的三皇会战）。
随后，他返回俄罗斯。
在1806年至1807年与拿破仑的战争中，托利指挥了本尼格森军队的先锋队和后卫队。他在普乌图斯克和普鲁士-埃劳战役中表现出色，但由于右臂受重伤，骨折，被送往柯尼斯堡和梅梅尔接受治疗。
在梅梅尔，他制定了拿破仑军队入侵俄罗斯时的军事行动计划。
该计划的实质是组织俄军“巧妙”撤退，以迫使敌人离开作战基地，用小规模军队疲倦他，引诱他深入国内，然后借助寒冷气候的帮助，去击败拿破仑的军队。
1807年4月6日至7日，托利在梅梅尔两次会见亚历山大一世皇帝。
在这次会议上，他向皇帝报告了，自己对未来与拿破仑战争的设想，并首次提到了使用焦土战术的可能性。
由于在战役中的杰出表现，托利被授予三级圣乔治勋章、二级圣弗拉基米尔勋章和一级圣安妮勋章，中将军衔，并被任命为第6步兵师师长。
1808年5月，托利的师被改编为独立远征军，并被派往正在与瑞典交战的芬兰。
6月7日，托利的军团进入萨沃拉克斯省主城库奥皮奥。
之后，他两次击退了瑞典夺回库奥皮奥的企图。
8月，托利因病返回俄罗斯。
1809年2月，托利回到芬兰军队并被任命指挥瓦斯军团。
3月7日至9日，瓦斯军团越过瓦尔肯，到达瑞典海岸后，不经战斗就占领了于默奥市，迫使瑞典人开始谈判。
然后战斗又继续了。
1809年3月20日，托利晋升为步兵将军。
3月29日，托利被任命为芬兰陆军总司令和新获得的芬兰总督。
和约缔结后，他被授予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
1809年，俄罗斯帝国陆军有61名中将。在这份榜单中，托利的资历排名第47位。但当沙皇授予他步兵将军称号时，有46人被绕过。
他们都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应有的冒犯，随后军界最高层开始愤怒地议论托利这个“暴发户”，有的甚至提出辞职以示抗议。
担任芬兰总督期间的功绩让托利的地位更加上升。
1810年1月20日至1812年8月24日，托利任陆军部长（在任命为陆军部长的同时，他被介绍到参议院）。
在获得最高法令后，他在俄罗斯军队中引入了军团组织，这使得俄罗斯军队在和平时期和战时都更具机动性和更好的可控性。
在托利的直接领导下，很快制定了《大型野战军管理守则》，其主要思想是野战军总司令统一指挥，拥有全权在军事行动中，只服从于皇帝。
此外，《守则》还确定了高级指挥员和战地指挥部参谋人员的权利和责任。
此外，在托利的领导下，制定了“建立军事地面部队部”。
该部由七个部门组成（炮兵、工程、监察、审计、粮食、粮食、医疗）、军事科学委员会、军事地形库、印刷厂和从事情报和反情报工作的特别办公室。
其他规范军队生活的文件正在出台：《步兵军官战斗当日手册》《战术一般经验》《步兵师军事条例》《野战炮兵通用规则》 ，“民兵铭文”等。
与法国开战前夕，俄军规模明显增加，并提前准备了预备队。
在边境地区修建了新的堡垒，特别是迪纳堡和博布鲁伊斯克。
1810年，俄罗斯军队（野战军、农奴军和卫戍部队）由437个步兵营和399个骑兵中队组成。
1811年，它已经扩大到，包括498个步兵营和409个骑兵中队，这还不包括97个驻军营。
截至1812年1月1日，在野战部队中，即在现役军队中，有：步兵201200人（215个营），正规骑兵41685人（41个团），炮兵36500人。
到1812年底，俄罗斯帝国地面部队人数增至97.5万人，其中野战部队81.5万人，卫戍部队6万人，非正规部队约10万人。
为了扩大武装部队（军队）的规模，战前时期，根据托利的提议，进行了几次非常规的征兵活动。
这些新兵被送往雅罗斯拉夫尔、科斯特罗马、弗拉基米尔、梁赞、坦波夫和沃罗涅日等城市。每个部队都组建了两个步兵团，组成两个师。
在卫国战争开始前，他们设法加入了野战军。
在1812年卫国战争爆发的那一年，托利还前后进行了三次招募。
俄罗斯村庄中超过2%的有能力的男性被武装起来。
1812年的这三次招募，共招募了122.7万人。同年，还招募了一支约20万人的国家民兵。
在托利的努力扩军下，1812年3月，俄罗斯帝国野战部队一共拥有：步兵6个近卫团，14个掷弹兵团，96个步兵团，50个猎兵团，4个海军团；步兵队伍总数为 36.5 万人。
骑兵方面，有6名卫兵、8名胸甲骑兵、36名龙骑兵、5名枪骑兵和11名骠骑兵，而正规骑兵总数为7.6万人；还有更多的非正规轻骑兵——哥萨克和民族编队。
全军野战炮兵4万人，各口径各火炮1620门，其中近卫炮兵5个连60门火炮，野战炮兵连和轻炮连各648门火炮，马炮连264门火炮。
军队的主要粮食基地建在诺夫哥罗德、特维尔、特鲁布切夫斯克和索斯尼齐等城市。
在托利的努力备军下，到拿破仑打过来的时候，俄罗斯已经成功建立了巨大的粮食储备：超过35.3万磅面粉、超过3.3万磅各种谷物和近46.9万磅粮食储备。
与此同时，建立了武器和弹头储备。其中，枪支生产集中在国有铸造厂，主要位于奥洛涅茨基、圣彼得堡和卢甘斯克。
圣彼得堡、莫斯科、基辅的军火库以及图拉和谢斯得罗列茨克军工厂的仓库中积累了枪支和刀具等武器。
1810年，国家预算支出总额为2.79亿卢布，其中1.476亿卢布用于军事目的。
次年，即 1811 年，俄罗斯预算总额（3.375 亿卢布）中，1.37亿卢布用于军事需求。
据最保守的估计， 1812年卫国战争的直接总开支达1.55亿卢布。
为了应对与拿破仑之间的战争，托利提前制定了两份行动计划，它们既具有进攻性，又具有防御性：
第一个是让俄罗斯军队发动进攻，目的是迅速包围普鲁士和华沙公国的法国军队，然后通过德国向法国发起进攻。
根据第二个是，俄罗斯军队在没有与拿破仑军队发生重大战斗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拖延战争，将敌人引诱到受灾地区深处。
托利作为战争部长为战争准备所做的多方面的巨大工作，为日后俄罗斯取得对拿破仑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812年3月31日起，托利指挥第1西方集团军，驻扎在立陶宛的俄罗斯帝国边境。
在优势兵力的压力下，他被迫撤退，在维捷布斯克和斯摩棱斯克附近进行后卫战。
7月22日，在斯摩棱斯克附近，他与巴格拉季昂所指挥的第2西方集团军会合，后者自愿向他屈服，但很快就开始公开指责托利无法领导部队。
正如，托利后来在第一集团军的行动日志中谈到他与巴格拉季昂的关系时所写的那样：
“我不得不在各种场合违背我自己的身份，去迎合他（巴格拉季昂）的骄傲，向他屈服，才能将最重要的事业取得巨大成功。”
由于，沙皇亚历山大没有明确指定，由谁来明确担任总司令。
所以，托利和巴格拉季翁同为一个集团军的司令，且同为步兵上将（二级）军衔。所以，两人在军中的地位应该是同等的。
然而，军衔和职位虽然一样，但资历不同，托利的资历比不过巴格拉季翁，所以其不得不屈服于巴格拉季翁。
一直到了1812年8月17日，才由库图佐夫将军接管了所有部队的指挥权，成为事实上的总司令。
但托利仍然担任第1西部集团军司令。
在接下来的博罗季诺战役中，托利指挥了俄军右翼和中路，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指挥军队的技巧。
当受伤的巴格拉季翁在战场上包扎时，他向托利的副官莱文斯顿转达了与托利和解的话语，承认了他的坚韧、巨大的勇气和高贵。
之后在面对如何应对拿破仑军队这一问题时，托利顽固地捍卫战略撤退的必要性，并在军事委员会上表示支持，俄罗斯军队主动离开莫斯科。
在9月11日（即离开莫斯科后）写给妻子的私人信中，托利写道：
“无论事情如何发展，我始终坚信，我已经为保全国家做了一切必要的努力，如果陛下仍然拥有一支足以威胁敌人失败的军队，那么这就是我的功劳。”
“经过多次浴血奋战，步步拖延敌人，给敌人造成重大损失，我把军队交给库图佐夫亲王指挥，库图佐夫亲王上任时，我的军队已经可以与任何强大的敌人相媲美了。”
“我把它交给了他，当时我心里充满了最坚定的决心，预计敌人会在有利的位置进攻，我确信我会击退它。”
“如果在博罗季诺战役中军队没有完全彻底失败，这就是我的功绩，这一信念将成为我的安慰，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然而，不管托利如何解释战略撤退的必要性，在当时大多数俄罗斯人的眼中，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
托利放弃固守莫斯科的主张，都不是可以被接受和理解。
他们普遍认为，正是托利的软弱，将拿破仑带到了莫斯科，给俄罗斯带来了莫大的耻辱。
至于日后，俄罗斯之所以能够取得对拿破仑战争的胜利，那是库图佐夫将军指挥神勇的功劳，与你托利这个主张战略撤退的无关。
所以，当时托利在俄罗斯国内的风评很差，饱受谴责。
此外，托利还与性格和行为完全不同的库图佐夫总司令的关系并不好。
库图佐夫重组军队后，托利将军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模棱两可的境地。
虽然名义上保留了他的职位，但他实际上被解除了对部队的指挥和控制。
9月20日，托利请假后，他前往卡卢加，然后前往弗拉基米尔，深秋时分抵达利沃尼亚的贝克戈夫庄园。
1812年11月，托利向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发送了一份机密的回忆录历史笔记《第一集团军军事行动的形象》到圣彼得堡。
在这份笔记中，托利概述了他对卫国战争的看法和撤退的原因。
作为回应，他收到了俄罗斯皇帝一封充满恩惠的信，亚历山大在信中承认托利作为第1集团军司令的做法是正确的。
但托利也希望在舆论的眼中恢复公众形象，并前往圣彼得堡实现了对亚历山大一世的个人觐见。
但在12月7日这一天，皇帝却启程前往维尔纽斯，没有和托利进行碰面。
12月12日，即皇帝的生日，托利抵达冬宫，但聚集的朝臣却对他进行了冷遇。
直到皇后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走到托利面前，并向他表示同情后，在场的人才围住了将军，表达了他们的同情。
同一天，托利收到了亚历山大一世的一封信，信中敦促他重返军队。
收到这封信后，托利前往他的利夫兰庄园。他在这里病了一个月，痊愈了一点，就去了维尔那。
1812年10月至1813年4月，托利编写了一系列有关战争初期的军事新闻记录，但沙皇始终拒绝托利坚持在政府媒体上发表这些记录。
所有俄罗斯历史学家都承认，托利在卫国战争初期所勾画的基本战略路线，并没有被库图佐夫改变，指挥的连续性得以保留。
所以，卫国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绝不能把全部的功劳，都归在库图佐夫将军的身上。托利对此所做出的贡献，也是很大的，只是不为当事人所理解罢了！
1813年1月23日起，托利担任俄罗斯陆军对外战役第3集团军司令。
前盟军司令辞职后，维特根斯坦于1813年5月17日，即与拿破仑临时休战前夕，接任俄普联军指挥。
停战结束后，这支军队成为同盟国波希米亚军队的一部分，由奥地利陆军元帅指挥施瓦岑贝格指挥。
托利成功率军参加了托恩战役、库尔姆战役、莱比锡战役和巴黎战役。
根据1813年12月29日的个人帝国法令，步兵将军托利及其后裔被提升为俄罗斯帝国伯爵。
1814年3月18日， 托利接受了陆军元帅的接力棒。
年轻时，他花了很长时间获得较低的军官军衔。但此时，他仅仅花了7年的时间，就从少将快速晋升为陆军元帅。
1814年3月29日，拿破仑退位，战争结束。巴黎条约签署后，托利陪同皇帝亚历山大一世前往伦敦。
为了表示对他的军事功绩的尊重，他受到了奖励金融城授予他一把由珠宝制成的特殊荣誉军刀作为奖励。
10月返回俄罗斯后，被任命为驻波兰第1集团军总司令。
1815年春，拿破仑凯旋而归。
4月，托利再次率军前往欧洲，于1815年6月进入法国，但由于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在即，没有时间参加重大战役。
1815年6月22日，巴黎投降。普鲁士和英国军队进入该城。
俄军第3掷弹兵师和第2胸甲骑兵师于7月29日进入巴黎，托利的陆军总部和几乎所有部队都驻扎在香槟。
1815年8月29日，托利在巴黎郊区韦尔图检阅了俄军，参加的有150554人。
盟军君主和盟军指挥官都来参加节日，有数千名观众在场。
当军队在亚历山大一世本人的率领下列队行进礼炮台时，游行队伍在全场鸣枪礼炮中结束。
根据1815年8月30日的个人最高法令，陆军元帅托利伯爵及其后代被提升为俄罗斯帝国的王子。
盟军向托利王子下达了无数的嘉奖和命令。十月，托利随皇帝离开法国返回华沙。
12月，皇帝邀请托利亲王来到圣彼得堡，在那里，这位陆军元帅受到了仪仗队的凯旋式会面，并受到了皇帝的隆重接待。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托利继续指挥第1集团军，其总部转移至莫吉廖夫。
1817年秋天，他陪同亚历山大一世环游全国进行视察。
陆军元帅利用积累的军事经验，出版了《游骑兵团和所有步兵散兵的步兵分散行动规则》，后来又补充了《关于在线列演习中使用步枪兵》的章节。
随后，这些规则在俄罗斯军队中广泛传播。然而，托利不仅在战术上引入了新的东西：他是少数公开反对建立军事定居点的人之一，建议给服役期满的士兵分配土地并加入“自由农夫”。
1818年初，托利请求允许前往德国接受矿泉水治疗，但在到达目的地之前，他于5月14日在施蒂利岑庄园去世，享年56岁。
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切尔尼亚霍夫斯克区）距因斯特堡市（现切尔尼亚霍夫斯克）6俄里。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向斯蒂利岑派遣了一支仪仗队，陪同送葬队伍前往俄罗斯边境，在那里，装有指挥官遗体的棺材受到了迪比奇将军率领的仪仗队的迎接。
5月30日，遗体被运往里加，并在那里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托利的陵墓被洗劫一空，石棺板被撕下，骨灰被盗贼亵渎，他们在他的葬礼服装上寻找订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