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建立清朝的满族，其先民女真人由于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战争需求，形成了精于骑射的民族特性。历经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统治者的扩张，在关外建立了后金政权，其继任者问鼎中原，建立了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在这个过程中，清朝建立的骑兵集团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哪怕在统治稳固后，对弓马骑射也是相当上心，甚至将其放在了核心位置，“虽天下一统，勿以太平而忘武备，尚其益习弓马，务造精良”，而践行“弓马骑射”的主要兵器就是弓箭，是故历代清帝对弓箭的制造和使用极其重视。
清代对弓箭的制作和管理弓箭的制作
弓箭是践行“弓马骑射”的核心武备，清朝对弓箭有严谨的制作过程，此过程载于《清会典事例》、《钦定八旗通志》、《皇朝文献通考》等书，内容几乎相同。
清代的弓主要是由弓把、弓臂、弓弰（这三部分所用木材也被称为弓胎）、弓弦四部分组成。弓把、弓臂的材料是由榆木、紫藤木、竹子等材料，之所以让这三种为制作弓胎的材料，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其材料有弹性好、不易开裂、防虫蛀等特性。弓弰是用桑木为原材料制成，在弓弰的两侧顶部配牛角制成的弰头，在差不多顶端的位置刻弧口以便挂弦，弓弰部位又以鹿角作为弓垫，起到垫弓弦的作用。在弓弦部分的材料，又有两种构成：一是教习之弓，蚕丝做为原材料。二是战阵之弓，以，以鹿皮作为原材料。为了弓的美观还要经过贴桦树皮、抛光等工序。
清弓的形制是典型的反曲复合弓形制，整个弓胎呈弯曲外翻，弓弰又反向外翻，进一步提升了弓体出箭的效果。其拉力一般根据弓胎的厚度、使用牛筋、鱼胶的分量而定，“视胎面厚薄，筋胶之轻重为为断”，从一力到十八力不等（根据罗卜藏全丹的《蒙古风俗鉴》所言“一力有八斤重”，清制一斤为现代的596克）。
1力至3力，用筋8两，胶5两；4力至6力，用筋14两，胶7两；7力至9力，用筋18两，胶9两；10力至12力，用筋26两，胶10两；13力至15力，用筋32两，胶12两；16力至18力，用筋38两，胶14两。
而清代的箭，一般在1米左右，其箭杆主要以杨木、柳木、桦木为原材料，制作时先要校直、抛光箭杆，这一步非常重要，直接影响到了箭的准头和射手的手感。其后，还有三步工序，分别是刻弦口、装箭镞、粘箭羽三项，三项完成后，一支合格的箭就完成了。据史书记载，清代弓箭的成品非常强劲，“他们的弓不算大，轻而有劲坚实。他们的箭有长有短，都十分强劲，可以洞穿硬板”。在明军与清军交手过程中，清军的弓箭往往给予明军很大的杀伤。
清代弓箭的管理
清代不仅对弓箭的制作有固定的程序，而且对原料的采集、官兵弓箭的配发、以及对工匠的赏罚都做了林林总总的规定。
各级官兵弓箭的数量和种类都有明确的规定
清代兵器的配发由兵部进行统一管理，不同职位的官兵，不同爵位的王公贵族都配备不同的数量的弓箭。据《钦定军器则例》开列如下。
各级王公配发弓箭数目：亲王箭3000支，弓10张；世子箭2500支，弓9张；郡王箭2000支，弓8张；长子箭1700支，弓7张；贝勒箭1500支，弓6张；贝子箭1000支，弓6张；镇国公箭700枝，弓4张；辅国公箭600支，弓4张；镇国将军箭400支，弓2张；辅国将军箭300支，弓2张；奉恩将军箭200支，弓2张；奉恩将军箭170支，弓2张。
官兵配发箭支数目：公550支，侯500支，伯450支，一品官400支，二品官350支，三品官250支，四品官200支，五品官150支，六品以下100支，前锋、护军、亲军、领崔等70支，披甲人50支。
根据《皇朝礼器图式》，清朝根据弓的种类、用料、用途分为皇帝大阅弓、皇帝大礼随侍弓、皇帝随侍弓、王公弓、职官兵丁弓几个种类。职级越低，弓越贴近实战，皇帝所用的弓的弓弦就以蚕丝为原材料，一看就是教习之弓，而职官兵丁则以鹿皮为原材料，是典型的战弓。
至于箭的种类则更加多样，其总的大类来说分为五种，分别是：鈚箭、梅针箭、战箭、骲箭、鸣镝五种。但这五种只是大类，这五大类下还有各种小类箭支，前后高达64种。如梅针箭，就分为梅针箭、齐梅针箭、厄鲁特梅针箭三种，像其中的齐梅针箭，箭头更细，专门针对锁子甲。
而鈚箭则有13种，其箭头非常宽大，大致倒三角形和四边形，大部分是用来射猎野兽，还考虑到了铁锈对动物的攻击，实在是缺德，“铁锈鈚箭，杨木为笴，长二尺九寸。铁镞长二寸六分，阔一寸四分，形如鈚，锈涩不磨”。还有箭头开叉的燕尾鈚箭，形似铲子的月牙鈚箭，这种宽大分叉的箭头射入野兽体内，对野兽的杀伤力不言而喻。一旦被射中，硬拔简直不敢想象，能带出好大一块肌肉组织。而真正用于作战的职官兵丁箭则正常多了，应该只是传统的梅针箭和大鈚箭。
对原材料的采伐
清代制作弓矢的原料采伐地，主要有三个，分别是宁古塔、昌平、密云。据《八旗通志初集》记载，需要包弓的桦皮在宁古塔地区采集，每年有100名壮丁负责采伐，80名壮丁栽种桦树。而每年秋季，要在昌平、密云二处采集弓弰、弓胎一万副，采伐规模相当之大。
而且通过文献可以看出，清廷特别热衷用桦树皮装饰弓，采伐的桦树皮往往是弓胎的好几倍。如康熙六年（1667年），采集弓弰、弓胎不过5200副，但装饰用的桦树皮却高达72200张，是弓弰、弓胎数量的十多倍。
对工匠的管理、赏罚
清代对八旗内的弓匠和兵部隶属的箭匠都有过统计，其中弓匠的数量非常庞大，据雍正八年（1730年）的谕旨统计，“八旗内所有弓匠一千一百一十八名”。而据雍正朝《大清会典》记载，“兵部额设官箭匠十名，每名月给银一两、米二斛”。
为了确保弓箭的品质，清廷遂出台了一系列的奖惩制度，八旗的弓匠制造官弓后，这些弓要由侍卫、护卫等官到兵部进行评定工作，从史料上看，弓分五等：头等弓、二等弓是优品，负责生产的弓匠和监造都有赏赐。三等弓是合格品，不罚不赏。而四等弓和五等弓属于劣质品范畴，其弓匠和监造都要被鞭打、扣钱。而且，弓箭制式不能随意改动，否则从重处罚，“匠役将弓箭不如式制造，或被人首告，或兵部查出，所造之物入官，匠役从重议处”。而箭枝如果草率制作，没有将箭头稳固的与箭杆接合，“匠役人等一并治罪”。
确定弓箭的价格
清代不仅对弓箭样式、原材料采伐、工匠管理上有细致的规定，还对各省弓箭的价格做了明确的规范，明确载于《钦定军器则例》。
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清廷会针对不同职级对箭进行最高价格限定，如青鹤翎配头等弓者，五枝不得超过1.8两。二等弓的不得超过1.6两。
清帝对官兵“弓力”的追求清代皇帝十分重视官兵骑射，对士兵弓力软弱的问题十分上心，那些能开硬弓射箭得法的将士往往被视为勤练武事的代表，而弓力软弱的问题一旦被发现，往往遭到申斥和处罚。乾隆帝自不必说，看到这个现象非骂即罚：“前因武职官员射箭，往往有及半即坠，或低掠地面者，朕曾降旨训饬，乃今日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带领引见人员内，犹有仍前不堪之人，甚则明知弓力软弱，故将前手挑高。夫射箭之法，必发矢劲速，不半坠擦地，能直达所指为佳。若有意挑高，虽至软之弓亦可及远，此等恶习，皆统领等平日漫不经心，不勤加训练所致。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著交部察议。”
爱新觉罗・永琰
嘉庆帝也不例外，嘉庆二十年（1815年）二月，阅看两翼前锋营官兵射靶，“官兵二百名内，竟无一人中五箭者，弓力亦觉甚软”，负责训练的前锋营统领被下旨申斥。
而对于弓力强劲的官兵，清帝则加以表彰，弓力强者，哪怕是准头有所偏差，不仅可以容忍，有时还在颁赏之列，“即中未合式而弓力强汉仗好者，亦著记名”。乾隆十八年（1753年），乾隆帝阅看福建武乡试名录，见有一李邦石得举子能开弓22力（176斤弓），大为惊讶。在惊讶之余，又有些疑虑，觉得南方潮湿，可能弓力不如北方强劲，将此举子送到京师阅看，也不知道李邦石表现如何，若臂力果真如此，想必前途无量。
当然，虽然训练、阅操的时候，清帝如乾隆帝对能挽强者青眼有加。但他也反对在实际作战中，官兵不顾自身极限盲目使用硬弓，“以兵用硬弓，希图见好，徒事虚名，全不务实”，并根据实际情况设立了合格线，以清实录所载，大致是以六力为合格，“纵不能挽八力劲弓，总约以六力为合格”。
不得不说，清帝对弓力的重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官兵的战斗素质，八旗军内形成了一股以“拉强弓”为荣的风上，真是应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句俗话。八旗兵的挽强能力让对手也非常惊叹。如雍正年间与准噶尔的交锋中，护军校四十九不幸被俘虏。准噶尔军主将小策零敦多卜要四十九取自己弓试之，连换两张，四十九都认为是“弓软者”，让准噶尔蒙古人很是佩服。
清廷也时不时用骑射功夫震慑一下藩属国，如哈萨克阿布赉汗称臣后，派特使前来，清廷表演骑射，“悬锁子甲，射之彻其里。益大骇服，约助擒贼，叩首去”。
直到清朝末年，随着火器性能和威力的逐渐提高，现代火器对冷兵器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弓箭在清代的武备中开始走向没落并最终衰亡，在现代转化为一种体育和娱乐活动，发挥着锻炼、愉悦大众身心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