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末，蒋介石在台湾稳定之后，让毛人凤将戴笠在大陆的亲属全部接来。当时戴笠的儿子已经被政府处决，只剩下一个儿媳和5个孙辈。经过一番密谋，戴笠的儿媳将两个女儿送人寄养，自己带着三个儿子准备赴台。
由于户口的问题，戴笠的其中一个孙子没能够顺利出境，被滞留在上海，他的名字叫做戴以宏。
戴以宏的父亲戴藏宜是戴笠的独子，1915年出生，外貌酷似戴笠，曾经是国民党保安乡自卫队主任。依靠着父亲戴笠的势力，戴以宏在家乡横行霸道，还曾指派特务杀害中共地下党员。
1949年浙江解放之后，戴藏宜带着妻儿匆匆南逃，后来潜回家乡被人民政府逮捕依法处决。戴藏宜被处决后，妻子郑锡英将两个女儿送人，自己带着三个儿子回了娘家，之后又隐居在上海。
毛人凤按照蒋介石的指示，派特务潜入上海，与潜伏在上海的特务取得联系，想办法给郑锡英和两个儿子弄到了出口证，经香港前往台湾定居。而戴以宏由于户口问题被留在了上海，由潜伏在上海的特务托人照顾。
当时戴以宏不过只有6岁，对于家里发生的重大变故也并不太清楚，只知道母亲带着两个兄弟去了台湾。三年后，由于照顾戴以宏的特务被捕，戴以宏被送进了宋庆龄资助的上海孤儿院。
这家孤儿院比戴以宏之前的生活条件要好不少，戴以宏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童年。读完小学之后，戴以宏被安排到安徽合肥一家棉纺厂工作，后来他又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第一个报名到支援农业生产的第一线。
就这样，戴以宏到了安徽枞阳县的一个农场，先担任拖拉机手，后来又自学修理技术，成了农场的修理工。
1971年，当地政府对户籍关系进行核对。由于戴以宏在登记表上写上了母亲郑锡英的名字，戴以宏是戴笠孙子的身份立刻被曝光，戴以宏甚至被怀疑成国民党潜伏特务而遭到逮捕。
面对审讯人员的质问，戴以宏坚决否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并据理力争说：“我9岁就进了孤儿院，是政府把我抚养成人的，我也才知道我是戴笠的孙子。”
由于戴以宏平时工作表现良好，和别人也没有仇怨，最终法院将其当庭释放。1976年，戴以宏和农场的一位上海女知青结婚，后来女知青返城，两人不得不分道扬镳。
不久，戴以宏又和农场的另一名女工重组了家庭，两人还生下了一个女儿，一家人平静而幸福地生活在安徽枞阳。
1991年，戴以宏和妹妹戴眉曼前往台湾探望母亲，一家人在离散40多年后首次团聚。当时戴以宏的母亲因患有风湿性心脏病，经常卧床养病，哥哥也已经过了花甲之年，大学毕业之后留学美国，后在美国工作，弟弟则在台湾一家贸易公司任职。
晚年的戴以宏很少公开露面，尤其在退休之后更是深居简出。“戴笠孙子”这个身份，虽然给戴以宏带来了一些影响，但戴以宏还是希望人们能够将他与戴笠分开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