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应天城肃杀的寒风中，左丞相胡惟庸被押赴刑场。这位曾权倾朝野的宰相，此刻面色灰败地望着监斩台上的朱元璋，忽然仰天大笑："陛下，您要的何止是臣的性命！"这番悲鸣穿透六百年的时空，揭开了中国皇权独裁时代的序幕。
至正十五年（1355年），35岁的胡惟庸投奔朱元璋帐下。这个精于刑名的文吏，最初仅在宁国县担任主簿。十二年间，他辗转地方，始终未能进入权力核心。转机出现在洪武三年（1370年），胡惟庸以同乡之谊攀附开国功臣李善长，凭借黄金开道，终于跻身太常寺少卿之职。
此时的明廷中枢暗流涌动。中书省左丞相李善长虽位极人臣，却深谙"狡兔死走狗烹"之理。他暗中扶持胡惟庸接任参知政事，将淮西勋贵集团的势力悄然转移。当李善长告老还乡时，胡惟庸已在中书省编织起庞大的关系网，仅用五年便越过右丞杨宪、左丞汪广洋，于洪武六年（1373年）登顶左丞相之位。
坐上相位之初，胡惟庸展现出惊人的政务能力。《明史》记载其"奏对详敏，裁决如流"，深得朱元璋倚重。但随着权势膨胀，他逐渐突破人臣底线：各地奏章须先经相府筛选，弹劾他的折子被秘密焚毁；六部官员任免不经吏部，全凭丞相府一纸文书。
最令朝野震动的是洪武八年（1375年）刘基之死。这位开国谋臣患病期间，胡惟庸奉旨赐药，刘基服药后月余暴毙。此事虽无确证，但《明实录》直言"人皆疑之"。此后十余位御史接连暴毙，朝堂渐成胡党天下。洪武九年（1376年），他竟敢私扣占城国贡品，架空礼部职能，将"欺君罔上"演绎到极致。
洪武十二年（1379年）冬，胡惟庸之子坠车身亡。他擅杀车夫的暴行被宦官密奏朱元璋，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当锦衣卫查抄相府时，搜出与倭寇往来的密信、蒙古残部的盟书，更牵扯出吉安侯陆仲亨等七位侯爵。最终，这场"谋逆案"牵连三万余人，淮西勋贵几乎被屠戮殆尽。
耐人寻味的是，胡案诸多证据存在明显漏洞。御史中丞涂节的检举发生在临刑前夜，倭寇密信无具体起事时间，蒙古盟书更无北元王廷印鉴。当代明史专家吴晗指出："胡案本质是皇权与相权的终极对决，胡惟庸确有擅权，但谋反证据多系事后罗织。"
朱元璋的深谋远虑远超常人想象。早在洪武九年（1376年），他就改革御史台为都察院，分化言官权力；洪武十年（1377年）设通政司，绕过中书省直达天听。当胡惟庸在相位上疯狂揽权时，皇帝已悄然完成权力体系的改造。
这场大案最深远的影响，在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颁布的《废丞相敕》。诏书以"胡党乱政"为由，永久废除中书省，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延续千年的宰相制度就此终结，中国政治正式步入绝对皇权时代。正如《皇明祖训》所言："后世敢言复相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凌迟处死。"
胡惟庸案过去六年后，退隐的李善长仍被追坐"知逆不报"之罪，七十老翁并其家族七十余口血溅刑场。这场持续十年的清算，本质上是对相权残余的彻底剿灭。朱元璋借胡案不仅清除开国功臣，更重构了中央权力架构——内阁雏形在此时萌芽，厂卫制度由此强化，为永乐朝的政治改革奠定基础。
站在历史长河回望，胡惟庸既是擅权乱政的权奸，亦是皇权独裁的祭品。他的悲剧印证着专制体制下相权的必然命运：当宰相权力威胁皇权时，无论是忠是奸，终将沦为皇权巩固的牺牲品。这场血色改革背后，既有权臣弄权的教训，更折射出专制君主对权力垄断的病态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