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甘肃一刑场上，革命者陈斌声嘶力竭大喊：家里有狗，快回家

1947年春天的一个清晨，甘肃庆阳的刑场上，聚集了成百上千的群众。国民党军队将一批被捕的共产党员押解至此，准备公开处决。在押解队伍中，一位浑身伤痕的年轻革命者陈斌，突然看到人群中几个熟悉的身影。他知道，那是组织派来营救他们的同志。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陈斌却做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举动：他拼尽全力挣脱束缚，对着人群声嘶力竭地喊道：＂家里有狗，快回家！＂这句看似毫无关联的话语，究竟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在生死攸关的时刻，这位革命者为何要发出这样的警示？而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

一、意外与背叛

1947年2月下旬，胡宗南部队占领甘肃庆阳后，立即在城内展开了地毯式搜查。庆阳地下党组织早已接到情报，将重要文件转移至城北一处偏僻的民宅内。这座宅院原是一位姓张的老商人的住处，因其长年在外经商，宅院便闲置了下来。地下党通过关系以低价租下此处，对外以开设私塾为掩护，实则作为秘密联络点。

陈斌作为庆阳政府的一名普通文书，每日按时上下班，看似与寻常公务员无异。实际上，他是我党安插在国民党政府内的一名情报员，负责传递敌军动向。这座宅院便是由他一手布置，院内暗设了多处隐蔽的地下室与暗道，以备不时之需。

2月28日深夜，一批地下党员陆续抵达这处据点。当时的庆阳城内军警盘查严密，所有人都是化装成商贩、乞丐，甚至是清道夫，才得以平安抵达。这批同志中，有区委书记张明、组织部长李文、宣传部长王志等重要骨干。

3月1日午夜，陈斌正在院内值夜。突然，院外传来三声轻叩，这是组织内部约定的联络暗号。陈斌走近门口，听见外面有人用方言低声说道：＂老四来了，家里的粮食送到了。＂这正是送粮接头的暗语。

然而，就在陈斌开门的一瞬间，十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原来，送粮的暗号被叛徒何玉林泄露。何玉林此人原是地下党的交通员，因在一次任务中被俘，经不住酷刑，叛变投敌。而另一名叛徒谷老四，则是何玉林发展的下线，两人借着熟悉组织内部情况的便利，带领国民党特务摸清了这处据点。

陈斌见势不妙，立即高声示警，但为时已晚。国民党军队早已将整座院子团团围住，安排了一百多名士兵把守各个出入口。地下室内的同志虽第一时间醒来，但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最终还是难逃被捕的命运。

就这样，包括陈斌在内的十二名地下党员被押往庆阳监狱。这批被捕的同志中，除了区委核心成员外，还包括负责联络的交通员吴涛、医务工作者刘芳、以及几位新发展的地下党员。这是庆阳地下党组织建立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损失。而在押解途中，陈斌终于看清了混在特务队伍中的何玉林和谷老四。两个叛徒低着头，不敢与陈斌对视。

这次意外的背叛与被捕，不仅打乱了地下党的工作部署，更为后来的营救行动埋下了危险的伏笔。

二、残酷的审讯与反抗

押解至庆阳监狱后，国民党特务将十二名地下党员分别关押在不同的牢房内。为了防止他们串供，特务处还特意将关系密切的同志隔得最远。陈斌被关在最里间的死牢，这是一间不足六平方米的暗室，没有窗户，只在顶部开了一个巴掌大的透气孔。

国民党特务对陈斌的审讯最为严厉。作为政府机关的内部人员，特务认定他掌握着大量的情报。审讯从深夜持续到黎明，特务轮番上阵，采用了老虎凳、竹签、电刑等多种酷刑。然而，面对百般折磨，陈斌始终咬紧牙关，没有透露半点组织信息。

在隔壁牢房的区委书记张明，虽然年过五十，却表现出惊人的意志力。特务用烧红的铁钳夹他的手指，逼问地下党的经费来源和武器储存地点。张明只是冷冷地说：＂我是共产党员，你们休想从我嘴里问出什么。＂

女党员刘芳的遭遇更为悲惨。特务不仅对她实施酷刑，还以侮辱人格的方式进行折磨。但这位年轻的医务工作者始终保持着革命者的骨气，即便在最痛苦的时刻，也未向敌人屈服。

就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下，狱中的同志们仍想方设法互相联系。他们发现，牢房的下水道暗沟是相通的。于是，他们将馒头捏成小纸团大小，里面裹着用草木灰写的字条，通过下水道传递消息。这些信息大多是互相鼓励的话语，有时还会传递出狱外的最新动态。

一次，陈斌收到了一个特殊的纸团，上面写着：＂组织正在设法营救，但有重兵把守，暂时无法行动。大家要坚持住。＂这个消息在狱中秘密传递，让所有被关押的同志都看到了希望。

然而，这个希望很快就被打破。一名看守发现了地下党员们的联络方式，立即报告了上级。特务处随即采取了更加严密的防范措施，不仅封住了下水道，还加派了看守力量。

此时的胡宗南已经对审讯工作失去了耐心。他认为，既然撬不开这些共产党员的嘴，不如将他们处决，以儆效尤。但是，他的幕僚提出了一个更阴险的建议：在行刑时设下圈套，引诱前来营救的地下党员。

特务处随即开始布置这个阴谋。他们故意放出消息，说要在三天后的清晨，在城东校场公开处决这批共产党员。同时，他们还暗中安排特务打入群众中，密切注意可疑人员的举动。

就这样，在狱中度过了整整五天的地下党员们，将面临着最后的生死考验。而此时的陈斌，已经从送饭的狱卒的只言片语中，察觉到了敌人的阴谋。

三、营救计划与陷阱

消息传到庆阳地下党组织后，妇女部长李叶立即召集剩余的同志们开会研究营救方案。作为一名在庆阳生活多年的老党员，李叶深知此次营救行动的凶险。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利用当地即将举行的春季庙会作掩护，在行刑当天发动群众性营救。

为了确保计划万无一失，李叶派出多路人马打探情报。通过当地摊贩的观察，他们发现特务处在城东校场周围部署了三道警戒线。外围由便衣特务混在群众中监视，中层是荷枪实弹的士兵，内圈则是专门负责处决的行刑队。

营救小组分成三个部分：第一组由十名身手敏捷的年轻党员组成，他们化装成劳工，携带农具混入人群；第二组由八名女党员扮成赶集的农妇，分散在不同位置；第三组则由李叶亲自带领，藏在校场附近的一座废弃祠堂内，准备接应。

当地的群众也在暗中提供帮助。一位姓王的老中医将自己的药铺作为临时联络点，为营救小组提供情报传递的场所。城南的马车店老板则准备好了几辆马车，以便营救成功后快速撤离。

然而，就在行动前夕，一个意外的发现打乱了整个计划。李叶的联络员在送信时发现，城东校场周围不仅有特务处的人，还有许多可疑的便衣在暗中活动。这些人举止异常，明显不是普通群众。更令人担忧的是，在通往城外的几条主要道路上，都埋伏着荷枪实弹的士兵。

经过仔细观察，李叶意识到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特务处故意将行刑地点选在城东校场，就是想利用开阔的地形，方便他们实施包围。一旦营救行动开始，埋伏的部队就会立即合围，到时不仅救不出同志，反而会让更多人员陷入险境。

但是，营救计划已经不能取消。一来时间太紧，无法重新部署；二来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李叶决定改变策略，让营救小组分散潜入人群，寻找合适的时机再行动。她特意安排了几名同志，混在围观群众中接近行刑队，希望能找到战机。

行刑当天清晨，大批群众涌向城东校场。特务处刻意没有驱散群众，反而放任他们聚集。在人群中，营救小组的成员按照预定位置就位，等待行动信号。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在人群的各个角落，都藏着手持武器的特务。

当押解队伍出现在校场上时，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被捕的地下党员身上。此时的陈斌，已经看出了敌人的意图。他看到了人群中李叶和其他同志焦急的眼神，也注意到了四周埋伏的特务。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必须做出一个决定。

四、生死抉择与暗语

在这危急时刻，陈斌突然挣脱束缚，高声喊道：＂家里有狗，快回家！＂这句看似毫无意义的话语，实际上是地下党内部约定的最高级别警告暗号，意为＂有埋伏，撤退＂。这个暗号源自1946年冬天的一次意外：当时一名交通员因为家中突发火灾，急匆匆跑回家中，恰好躲过了敌人的搜查。从那以后，＂家里有狗＂就成了组织内部表示危险的隐语。

陈斌的这声呐喊立即引起了特务的注意。行刑队长马上命令士兵用枪托击打他，但陈斌仍然不断重复着这句话。混在人群中的李叶立刻明白了这个信号的含义，她迅速打出手势，示意同志们立即撤离。

就在营救小组成员开始悄悄撤退的时候，特务处的人已经按捺不住，开始在人群中抓捕可疑分子。一时间，校场上混乱不堪。普通群众四散奔逃，而埋伏在暗处的特务也纷纷现身，企图抓住营救人员。

在这片混乱中，陈斌又做出了令人意外的举动。他突然扑向站在身边的叛徒何玉林，死死抱住他的双腿。何玉林一个趔趄，摔倒在地。这个举动不仅吸引了特务的注意力，还造成了行刑队的混乱，为营救小组争取到了宝贵的撤退时间。

区委书记张明见状，也立即带头高喊：＂共产党万岁！＂其他被捕的同志纷纷响应，高声呼喊革命口号。这些声音在校场上此起彼伏，进一步加剧了现场的混乱。特务处的人手忙脚乱，一时不知该先处决犯人，还是追捕可能潜入的营救人员。

在这短暂的混乱中，李叶带领的营救小组成功撤离。他们分散潜入城中的各个角落，通过预先设置的安全屋和地下通道，逐步转移到城外。特务处虽然在城门处设置了关卡，但由于撤退及时，营救小组的成员最终都安全脱险。

而在校场上，陈斌和其他被捕的同志仍在继续高喊口号。特务处的人终于控制住局面，开始执行处决。在临死前的最后时刻，这些革命者仍然保持着坚定的姿态。陈斌望着已经空荡的人群，脸上露出了释然的表情。他知道，自己用生命换来了同志们的安全撤离。

这次事件过后，特务处才意识到自己的圈套已经被识破。他们搜查了整个庆阳城，却再也找不到一个地下党员的踪迹。而＂家里有狗＂这个简单的暗语，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当地地下党组织作为最重要的警示信号使用。这个看似普通的农家俗语，承载着革命者生死相托的信任，也记录着那个特殊年代的生死抉择。

五、革命精神的传承

城东校场的事件过后，庆阳地下党组织进行了重要调整。李叶接替牺牲的张明，担任了新一任区委书记。为了纪念牺牲的同志们，组织在城外的山林中设立了一处秘密的纪念地，用十二棵青松代表牺牲的十二位同志。

李叶带领剩余的党员，开始重建被破坏的地下组织网络。他们首先联系了陈斌生前发展的十几名党员，这些人大多是政府机关的普通职员。通过这些同志，组织重新建立起了政府机关内部的情报网。同时，他们还在城郊的纺织厂和油坊中发展了一批产业工人，为地下党组织注入了新鲜血液。

1947年春，组织收到了一封特殊的信件。写信的是城东校场事件中幸存的群众，他们自发组织起来，在城郊建立了一个互助组，专门照顾烈士家属。这个互助组由烈士陈斌的邻居王大娘牵头，成员多是当年目睹处决场面的群众。他们轮流照看烈士的老人和孩子，帮助他们度过困难时期。

同年夏天，组织发现了一个意外收获。在清理陈斌原来的住所时，党员们在屋檐下发现了一个铁盒。盒子里装着陈斌详细记录的地下党员发展计划，以及一些重要的组织文件。这些文件为重建组织网络提供了重要参考。更重要的是，文件中还记录了一些潜在的革命同情者名单，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组织的重要支持者。

到了1947年秋，庆阳地下党组织已经恢复了元气。新发展的党员人数超过了五十人，其中包括多名在政府机关工作的职员，以及一些在工厂做工的产业工人。组织还在城郊建立了三个秘密联络点，分别设在油坊、布庄和药铺中，负责传递情报和转移人员。

为了避免再次遭受大规模破坏，新的组织架构采取了更加分散的方式。党员们被分成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只知道自己的直接联系人，不清楚其他小组的情况。这种组织方式虽然在效率上有所降低，但大大提高了安全性。

到了年底，组织开展了一次特殊的纪念活动。在城东校场事件一周年的那天，党员们分别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默默地放下一支白花。这些白花看似随意摆放，实际上正好组成了一个暗号：这是陈斌生前最后使用的那句＂家里有狗＂。

1948年初，组织收到了一份来自上级的表彰信。信中高度评价了庆阳地下党组织在遭受重创后的迅速恢复，特别提到了牺牲同志们的革命精神对新党员的激励作用。这些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同志，他们的名字被一代代地下党员传诵，他们的革命精神也在组织中不断传承。

在王大娘组织的互助组中，年轻一代也开始加入革命队伍。烈士们的子女在组织的培养下茁壮成长，其中有几位后来还参加了解放军。他们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也见证了父辈们用生命换来的革命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