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雄才大略，但由于在土地革命早期与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及城市中心论产生分歧，曾多次遭遇排挤。直到遵义会议才终于确立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此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历史早已证明，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但众所周知，如果没有遵义会议的召开，毛泽东很难复出，所以，遵义会议是公认的挽救党和红军前途与命运的最重要的会议。
毛泽东对遵义会议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延安及新中国诞生后曾多次提起。然而在回忆遵义会议时，伟人每次都要提及王稼祥，肯定他在遵义会议期间所作出的巨大功绩：“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我关键的一票。”
基于毛主席这句“关键的一票”，一些历史作家想当然地杜撰出一个故事：说是在大会后期，在是否恢复毛泽东军事指挥权的举手表决会议上，形成了三比三的尴尬局面。关键时刻，重病在身的王稼祥被担架抬进会场，投了毛泽东关键一票。
这个故事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广泛流传。不过故事虽然精彩感人，但却经不起推敲。
其一，毛泽东在为期三天的遵义会议上只是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还并未恢复军事指挥权。遵义会议解散了“三人团”，确定军事上由周恩来和朱德指挥，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所以，根本不存在为此举手表决的事。
其二，即使进行举手表决，也不会形成三对三的局面，四对四还说得过去。因为红军长征初期，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是党的六届五中全会时确定的。在遵义会议期间，出席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毛泽东、朱德，候补委员有刘少奇、王稼祥和凯丰。
这九个人中，只有博古和凯丰在会议上反对毛泽东，其他人都坚定站在毛泽东一边，怎么可能形成三对三的局面？而且，即使举手表决，也应该是九票，何来的三对三或三对四？难道同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人竟然没有表决权？
那么，毛泽东后来为何多次肯定王稼祥？强调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自己最关键的一票？其实，毛泽东这么说只是一种政治比喻，意思是肯定王稼祥为遵议会议的成功召开所作出的贡献以及感激他在遵义会议上第一个站出来坚定支持自己。
我们现在谈到遵义会议，都会认为党和红军当时处于危急关头，危则思变，召开会议改组中央领导班子是很正常的事。其实不然，遵义会议的召开恰恰是极不容易的，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
因为在此之前，中央的大政方针几乎都来自于共产国际的决定，领导班子成员的任免也是共产国际说了算。即使战略转移后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但大家潜意识里仍然认同共产国际为指引革命方向的最高领导机构。
所以，在与共产国际失联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要独自召开会议，否定共产国际确定的领导班子，改组中央政治局，可想而知难度有多大？大家要下多大的决心才能这么做？而王稼祥，正是促成大家下定决心的关键人物。
王稼祥1925至1930年留学于苏联，曾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是留苏派中杰出的理论型人才，在留学期间，与王明的关系极好。
1931年4月，王稼祥同任弼时、顾作霖一起到达中央苏区瑞金，出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1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王稼祥被增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
初到中央苏区时，王稼祥同大多数年轻的留苏领导人一样，并不认同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能力也产生过怀疑。
但好在王稼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苏区长期的革命试践中，他逐渐意识到，毛泽东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为此，在宁都会议上，王稼祥曾坚决反对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王稼祥思想的转变自然引起了博古、李德等人的不满，所以在第五次反围剿后期，本就身负重伤的他逐渐被博古等人边缘化了。与之相反的是，王稼祥与毛泽东、张闻天却越走越近，三人在思想上逐渐产生了共鸣。
长征前夕，深忧党和红军前途与命运的毛泽东开始积极筹划，主动向周恩来提出，将自己和王稼祥、张闻天安排在一处。所以长征初期，毛、王、张三人一起行军一同食宿，有了更多交换意见的机会。
行军途中，三人讨论和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毛泽东还向两人分析了红军大搬家式转移的弊端以及中央同红二、六军团会师战略的危险性。
果不其然，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红军在湘江一役中损失惨重，由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而博古、李德等人不顾前方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布下的天罗地网，仍然执意西进同红二、六军团会师。
如果再不转变，党和红军将遭遇灭顶之灾！在这危急关头，王稼祥第一个跳出来，他首先说服周恩来召开会议讨论行军方向。再找到朱德、陈云、刘少奇分析利弊，希望他们在会议上支持毛泽东。
1934年12月12日，中革军委在湖南通道县城召开紧急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在会上，毛泽东极力说服众人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由于王稼祥会前的积极运作，毛泽东的正确建议得到与会大多数人的支持，通道转兵成功。
但由于博古和李德并不同意，所以通道会议并没有就战略转移的方向作出决定，双方在行军途中仍然争论不停。于是王稼祥建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
黎平会议虽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但中央最高负责人博古仍然坚持己见，对政治局的决议拒不认同。
在这种形势下，王稼祥找到张闻天、周恩来，商议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改组中央领导班长，让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在失去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王稼祥的建议在当时犹如平地惊雷，张闻天等人甚至是毛泽东本人之前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王稼祥敢说敢做，这一次，他不仅做通了朱德、刘少奇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的思想工作，还走访红军高级将领，得到了彭德怀、林彪等人的大力支持。
在王稼祥、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的主动争取下，挽救中国革命前途与命运的遵义会议于1935年1月15日终于在贵州遵义得以召开。
在遵义会议上，当博古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失利原因的主报告后，王稼祥第一个站起来反对，一针见血地指出博古避重就轻，推卸军事指挥错误的责任。
王稼祥虽然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他是留苏派的代表人物，又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副主席，所以他的发言极有分量，在与会代表中产生了共鸣，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立下了第一功。
这就是王稼祥虽然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却成了遵义会议关键人物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