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毛，朱毛，朱离不开毛！”长征时期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曾多次威逼朱德表态支持自己。但朱德威武不屈，每一次都义正辞严地亮明态度，同张国焘进行坚决的斗争。
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与朱德劫后重逢，两位老战友紧紧拥抱在一起，久久不愿分开。毛泽东称赞朱德意志坚如钢，朱德再次喃喃自语道：朱毛，朱毛，朱离不开毛，朱离开毛就要打败仗。
朱德和毛泽东，相识于井冈会师，相知于革命岁月，两人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惺惺相惜，建立了纯洁而深厚的革命友谊。这种友谊，是任何人、任何事，任何政治风云也离间不了的，即使到了晚年也依然如旧。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最初两人并非铁板一块。虽说朱德和毛泽东都是光明磊落的共产主义者，两人之间没有个人私怨，然而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还是产生了很多分歧。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朱德并没有意识到毛泽东对于红四军的不可或缺性，直到东江失利才认识到这一点。
朱德出生于1886年，比毛泽东年长7岁，早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堂，井冈会师以前就是享誉全国的滇军名将，其军事指挥才能早已得到过无数次实战的检验。
南昌起义后，朱德经过赣南三整，成功保住了三河坝这一束仅存的革命星火，再一次证明了自己超强的带兵作战能力。
毛泽东在秋收起义之前，基本上没有接触过军事，就是一介文人。然而在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审时度势，力排众议，放弃不切实际攻打长沙的原定计划，将部队带到井冈山，保存了革命火种。
而且在三湾改编中，毛泽东开历史之先河，首次提出了“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其后改造了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指挥革命军攻打茶陵、遂川、宁冈并建立了苏维埃工农兵政府。
在这一系列的革命斗争中，初出茅庐的毛泽东一鸣惊人，展现出了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和超强的政治头脑。
井冈会师，实质上就是两强联手。强强联手当然有利于对外的革命斗争。但由于两人都是强者，革命又处于探索阶段，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作参考，所以有时都会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分歧难免就会产生。
其实一开始，朱毛之争还无关原则问题，大多在于军事或思想治军方面的一些小矛盾。比如朱德认为毛泽东在军队中过于重视思想政治工作，而毛泽东则认为朱德单纯军事观念过重。
毛泽东年轻气盛，得理不饶人。而朱德虽然年长敦厚，但也不是轻易服输之人，所以两人时常争得面红耳赤。这期间幸亏有陈毅这个和事佬从中周旋，倒也没有发生大的冲突。
然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非世外桃源，红四军的上面还有湘南特委、湖南省委和上海临时中央，红四军还要接受这些上级的领导。而上级领导的一些错误意见便逐渐引发了朱毛的原则之争。
真正引发朱毛之争的是中央的“二月来信”。红四军“八月失败”后，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到1929年4月时，红四军已经连续在赣南地区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扩大，壮大了红军队伍，扭转了之前的不利局面。
但由于信息滞后，上海临时中央并不知情。当时中央的负责同志因为“八月失败”，过高估计了敌人的强大，对革命产生了悲观情绪。
1929年2月，上海临时中央致函红四军，要求将红四军主力分散到各地打游击，让朱德和毛泽东离开部队到中央工作。这就是中央的“二月来信”。
“二月来信”足足两个月后才到根据地，中央不知红四军已经站稳了脚。所以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反对分散红四军，更不愿到中央工作。为此毛泽东给中央回复了长信，说明了原因。
本来在这一点上，朱德是基本赞成毛泽东的。但问题就出在“信使”、也就是中央特派员刘安恭身上。
刘安恭是留苏派，见毛泽东拒不执行中央决定，又见红四军一切都是前委说了算，于是对毛泽东心生不满，开始有意制造矛盾。
刘安恭和朱德是老乡，他极力拉拢朱德，在朱德和红军将领中散布前委“书记专政”和“家长专制”的谣言，要求在红四军中恢复军委。他还照搬苏军模式，倡议军队应该实行军长负责制，前委书记不应过多干涉军事指挥。
刘安恭的言行已经触及到毛泽东素来坚持的“党指挥枪”原则的底线，毛泽东当然不能容忍，于是同刘安恭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朱德以及部分红军将领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认为毛泽东小题大作，而刘安恭的蛊惑之言让朱德等人失去了正确的判断。因为毛泽东曾经在军中的“武断”，已经让部分人产生了不满情绪，刘安恭的煽动仿佛点醒了梦中人。于是一场关于前委与军委谁说了算的大争论便在红四军中愈演愈烈。
为了解决这些纷争，在陈毅的建议下，红四军于1929年6月22日在福建龙岩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
在红四军七大上，由于刘安恭从中拱火，朱德和毛泽东在建军原则的问题上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进行了多次罕见而激烈的争吵。而陈毅的态度则是两边各打50大板，虽然会议后来保住了前委，但毛泽东却意外落选前委书记一职。
会后毛泽东无法容忍朱德等人对于“党指挥枪”原则的态度，一气之下离开红四军，带着贺子珍、粟裕等人到闽西农村调研。
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后，红四军并没有安定下来，反而矛盾加剧，各种问题接踵而来。陈毅方知自己能力有限，不能胜任前委书记一职。
同年7月，陈毅秘密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七大会议结果和征求中央的意见。
1929年9月，两广军阀爆发战争，根据经验，军阀混战期间是革命力量发展的最好时机。因此，上海临时中央于9月28日致信红四军，趁军阀混战之时出击东江地区，扩大红军影响力，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本来中央的这个决策是正确的。但是，在红四军收到中央的信件时，两广战争已经平息。毛泽东虽在闽西，但时时刻刻仍关心着红四军的安危，在得知朱德在刘安恭的怂恿下仍然打算出兵东江后，恨不得马上返回红四军。
但此时他身患恶性疟疾，只好让粟裕快马加鞭赶到红四军传信。毛泽东在信中对朱德说道：中央的指示本没有错，如果两广战争持续，红四军前往东江发展是最好的选择。但两广战争已经结束，敌人一定会加强力量防范，如今再去东江，红四军必然遭遇失败。
朱德对毛泽东的来信犹豫不决，然而刘安恭却不以为然，继续怂恿朱德执行中央的命令。
1929年10月，朱德、刘安恭率领红四军主力挺进广东东江地区，在取得先期胜利后，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围剿，最终遭遇失败，损失兵力近2000人，刘安恭壮烈牺牲。
刘安恭牺牲后，朱德于11月初带领余部，艰难撤出东江。这次东江失利，才让朱德彻底意识到毛泽东的先见之明。
联想到1928年毛泽东坚决反对红军进军湘南，红军未听毛泽东之言而导致的“八月失败”，朱德彻彻底底地服了。直到此刻，他才真正意识到，红四军离不开毛泽东。
1929年11月，陈毅从上海返回红四军，带回了肯定毛泽东军事指挥的“九月来信”。朱德和陈毅请回了毛泽东，在随后12召开的古田会议上，红四军统一了思想认识，毛泽东再次当选为前委书记。
